中国人的民主之梦自孙中山先生开始已有一百多年的时间了，但时至今日仍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纵观近百年中国社会的演变，我们不得不承认，五千年的历史给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了太深的封建烙印，仅仅靠知识精英、政治精英还不足以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可喜的是近年来中国大陆维权运动风起云涌，民间许多普通民众站到了维权运动的前台，他们为自己为他人成了时代的弄潮儿。当这些普通老百姓挺身而出时，一方面证明了他们自己权利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又能大大启蒙、影响周围更多的人。当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汇入到维权的大潮中来时，我想就是中国的民主化的大门开启之时。
我近几个月在当地接触到一些民间维权抗争的组织者，今天把他们的事迹介绍给大家，为他们立传，实际上是在证明自由、人权、抗争的理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相信这样的人物会越来越多地出现。
一、 疾恶如仇的胡师傅和正直冷静的张老师
胡师傅是随州市内一棉纺集团公司的退休工人。2003年下半年，我正在随州街头为争取病人的健康权征集签名。一天上午，我看到棉纺厂对面的一小巷子内坐着许多人，便凑了上去。我首先把签名信递给了坐在前面的一位师傅，他大约六十多岁，人很瘦但很有精神。他拿起签名呼吁信看了一会儿便显得非常激动（我怀疑他都没看完），立即大声吆喝起来，“师傅们快过来看，都来签个名”。经他这样一喊，巷内的二十多号人便呼啦围了过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看病贵”、“看病难”、“医生乱开药、收红包”等话题，大家越说越义愤填膺，于是二十多人签了名。那位老师傅签名时，我记住了他姓胡。2004年初，《南方周末》等媒体报道了这次维权活动后，我把这个消息专门告诉了胡师傅。
2005年8月初， 我从随州市信访局前经过，见到门前有四个老人议论纷纷，猜是上访人，便走了过去，走近后才看清其中一个就是胡师傅，只是当时他已不记得我了。我对四人说，我是一位网络撰稿人，也是一位维权人士，对一些侵权案例很感兴趣，想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开始他们对我并不信任，询问我是做什么的，还一度把给我看的材料收了回去。我告诉他们我目前在一学校上班，关注一些社会问题，如老百姓看不起病等。这时胡师傅一拍脑门“想起来了，你在我们那里签过名，我还在广播里听到过你的名字”。于是我取得了信任，他们主动向我介绍了情况。原来他们是棉纺厂1996年前退休的391名工人推选出来的代表。现在棉纺厂已破产，按相关文件规定，1996年前退休的工人在企业破产后，工资津贴仍照原来发放。可他们391 人自企业破产之日起，一直随工资发放多年的每月127元的津贴被停发了。为了维护基本生存权，胡师傅等四人便成了这391名老工人的代表，积极向有关部门讨要工资。我问胡师傅“这次上访怎么只来了四人？”。胡师傅答到：“新《信访条例》不是只允许不超过五人的走访吗？我们不会给当局留下任何把柄，我们的行动都是在法律范围内的”。谈话其间，胡师傅还反复向我说“我们这批人没几天活头了，可政府为什么对我们这么狠？”。最后胡师傅把他们所有的上访材料给我复印了一份。两天后，我把 这批老工人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消息发了出去。大纪元等媒体的记者进行了采访，从网 上登载的文章来看，胡师傅在接受采访时很激动，不仅谈了他们这次津贴被停发的事， 还谈到了棉纺厂（铁树集团）在企业改制、破产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表露了他对各 种腐败现象的愤怒和痛恨。
张老师也是这四名工人代表中的一员，她同时还是棉纺厂厂办学校的退休老师。在信访局门口，当另外两名工人代表对我不信任时，张老师还是细心和我谈，了解情况。她先是问我的工作单位，并提了一个人问我认识不认识，我答复后，她笑着对另外三人说：“我这人会看相，一看就知道是好人还是坏人”。临走时，张老师主动把她撰写的长达七页的上访材料给了我，这对我了解他们起了很大作用。消息发出后，张老师打电话给我说： “对我们这些无助的工人来说，遇到你算是遇到了福音”。只是有点遗憾的是，当海外记者打电话采访她时，她还是有顾虑，不愿意多讲，说要是能让国内记者采访就好了。
二、无畏、理性、谨慎细心的沈老师
我对391名工人上访事件报道后的第三天的凌晨六点多，我还没起床，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来电人称“我是棉纺厂学校的沈老师，我有一些问题想向你反映一下，能见个面吗？”。我大概猜出了这个人是谁，因为去年我曾在他的学校兼过一段职，我们当即约定9点钟见面。
说实话，这件事我当时并不想接。我是准备和上一件事间隔一段时间再说，另外我骑自行车到那所学校去要很长的时间。沈老师并不认识我，见面他首先向我要“记者证”，我告诉他我只是一名网络撰稿人，做一些维权工作，没有“记者证”。另外，我报道的消息可能只会引起境外媒体的注意。联想到上次张老师不愿接受大纪元记者的采访，而眼前的沈老师又那么谨慎，我以为上面这些话会难住他的。谁知他早有准备，直接回答到：“没关系，能引起英美国家记者的关注作用会更大一些”。后来我们又聊了一些事，初步取得了沈老师的信任，当时我们约定晚上七点钟再见面，看相关材料。
晚上见面时，除了沈老师外，还有五、六个人，通过他们的介绍和看材料，我才知道这些人是随州市六大破产企业厂办学校的退休教师。原来这些破产企业的厂办学校现在都交给了当地政府，学校在职教师随学校一起转成了公办教师，工资大幅上涨，但这些总人数约80名的退休教师仍被留在企业，工资远低于政府同类学校人员的标准，只是其三分之一，甚至更少。这六大破产企业厂办学校的退休教师便委托沈老师为代表，向各部门反映和呼吁。当晚由于其他老师还是有一些顾虑，沈老师也一直问我“打算怎么来报道”并强调消息写好后“给我看一看再发”。我就决定消息由他们自己来写，我来发。离开时我也拿相关资料。
过了将近20天，沈老师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去一趟。我找到他，当时正下雨，我全身都淋湿了。沈老师首先把他写的稿子一字一句给我念了一遍，和上次我看到的相比，沈老师在每个用词上都进行了斟酌，稍微敏感的词都被换掉了，内容写得非常平和、理性。这个稿子交给我时，沈老师强调公布时要用原件。随后沈老师把所有的相关资料交给了我，但要求我打收条。在这次谈话中，沈老师还大胆向我透露了他们的一个想法，他们准备在一个与老师有关的节日组织全部80余名教师到政府进行一次上访请愿活动，但不打标语、不喊口号，他说“要是这样的话就成了示威游行了，我们就被动了”。由于我最近遇到一些干扰，也不知他们这件事做了没有。
在这次沈老师交给我的材料中，有一篇“上访大事记”，原来在沈老师的带领下，这80余名退休老师已进行了一年多的维权上访活动，沈老师以“大事记”的形式非常细心地记录了每次活动的时间、地点、人员和上访的部门及上访的经过。从这篇“上访大事记”来看，老师们无数次找到随州市政府、曾都区政府、随州市信访办、曾都区信访办，同时沈老师个人也多次打电话到湖北省委、省政府、省教育厅询问相关情况。第一次读完这篇“上访大事记”，一方面感觉到沈老师真是一位有心人，真是一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另一方面又感到政府的办事效率实在不敢恭维，“群众利益无小事”也不知从何谈起。
8月下旬，消息报道后，几家海外媒体采访了沈老师，他就事论事，谈得很客观。随后他没忘向我把相关性资料要回，并把上次我写的收条还给了我。
三、年青干练的的士维权司机
2005年7月18日，我从随州市政府门前经过，看到几百辆出租车非常有序地呈人字形停在政府门前，场面很壮观。我走近一打听，是的士司机们在上访请愿。他们反映油价已经涨得很高了，现在养路费又要涨一倍多，政府又逼着换轿的，他们感到生存难以为继。
众多人群中，我注意到一位头发微秃的中年司机很活跃。他一会儿和其它司机交换意见，一会儿又和来平息事件的客运公司的人员理论。并在大厅接待处写好意见后和另外几名司机多次进出有关政府部门进行交涉。
我抽了一个空和他进行了简单的交流。他说话非常干练，也很有条理。除了请愿书上列举的一些问题外，他主要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1、 “现在有出租车公司和没出租车公司一个样，各职能部门违法违章办案，谁想扣车就扣车”。
2、 “为什么我们买车非要到公司去买？不在公司买车为什么就上不到牌照？为什么公司的车比外面贵的多？这里面有权钱交易吗？”。
3、 “为什么我们的车非要到指定的保险公司去投保？ ”。
4、 “政策规定不应再收运管费。可288元的运管费为什么到现在还不退给我们？”
5、 “为什么我们的车报销期还未满，就强制我们报销？ ”
我从事民运工作已有十几年了，只是在最近深入到这些民间维权活动中时，才感到自己是踏踏实实做了几件事，才感到是找到了着力点。我呼吁更多的朋友走近这些民间维权人物，相信我们一定会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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