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周末》报道，6月份高调亮相的两家温州财团（中驰、中瑞）近日徒生变数，两家财团高薪礼聘来的总裁（中驰执行总裁王绍庭、中瑞总裁杨新泉）不过两三个月就挂冠离去，而当地政商各界对财团的态度也在几个月内大相径庭，"财团"二字已成为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标签。
两家财团的总裁为何双双离去？报道称总裁的离职源于董事会和经营层对企业经营理念的冲突。
“杨新泉形容董事会对经营层的方案采取 ‘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的态度。尽管股东们屡屡强调‘现代企业制度’这些名词，合同也已写明各自的责、权、利，但实际上他们视企业如儿女，始终无法割舍或者说不知该如何割舍控制企业的欲望。杨新泉与王绍庭名曰总裁，并无实权，以致后者曾经为一个广告拍了桌子：‘我堂堂一个总裁，连个十万八万的广告都做不了主？’”事实上，不仅杨、王做不了主，财团的董事们也做不了主。中瑞是九个股东均分股权，中驰则是两大股东各占25％，余下5家各占10％。股权势均力敌的结果正如王绍庭所形容的“谁都想说了算，谁都说了不算”。中驰办公室装修时，股东们为买哪种装饰灯争论不止，直到其中一个开着豪华奔驰买回一盏十几元钱的灯做样品。董事会于是不得不成为“清议会”。由于股权利润都是吃大锅饭，甚至有股东想方设法将财团的东西往自己企业捞。
股权平均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经营层在关系微妙的股东间无所适从，即便是只有两个大股东的中驰，王绍庭也不得不“给妈妈汇报，还要给爸爸汇报”。
董事会与经营层、甚至股东之间相互的不信任由此而生，并最终导致两位总裁的辞职。
更有意思的是，两家财团的资本也不到位。有董事曾提出每个股东拿出一笔钱放在财团，结果其他股东马上表示等有了项目再说。
我原本以为在中国只有东北人最幽默，当我看到温州财团的报道时，我才知道，原来温州人更幽默。东北人用幽默来调剂生活，而温州老板们对待严肃的生意也不乏幽默。作为局外人，对此本可以哈哈一笑，而我却感到了深沉的悲哀。
温州一埠，商贾遍地。近几年随着民营经济的勃兴，温州商人开始走向公众视野，先是温州打火机在欧美被指反倾销胜诉，继之以温州炒房团一路北征，一时间温州商人风头无两，直使粤商稍逊风骚。
细考温州商人发家历史，人们发现，这些“企业家”原本出生寒微，洗掉两腿田泥就开始捣鼓小作坊，而后工厂越做越大，生意直做到了越洋跨海。有人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也有人说，温州商人兼具了犹太人的精明和吉普赛人以四海为家的胸怀。
但温州财团目前的混乱至少说明，温州商人的精明可能超过了犹太人，而胸怀与吉普赛人相比则弗如远甚。温州财团之所以出现，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以劳动密集为特征的温州实业利润空间已经越来越低。于是，经验告诉温州商人产业资本必须联合寻找出路。温州财团成立的目的在于形成“以产业为基础，以资本为纽带，以金融为核心的企业集团”，以资本之力搏击市场，换来制造企业的浴火重生。但温州商人骨子里却还是摆脱不了做产业的思维框架。温州老板们白手起家做实业积累起来的经验，对中驰和中瑞这样为剩余产业资本寻找出路而成立的公司已然失效而温州商人并不自知。习惯了“你的钱是你的钱、我的钱是我的钱”的温州人，要想运作现代意义上的财团短期内显然是不现实的。
不客气的说，温州商人名为巨商实则仍是“农民”，小农意识不除难有更大出息。
郭沫若曾把四川人比喻为鹅卵石，温州财团本来想将鹅卵石搅拌成混凝土，但作为粘合剂，黄泥显然不是理想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