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新华社评论认为“在和谐社会的氛围下居然出了这么多不和谐之音，不和谐之事，神人共愤”，并呼吁与会者尤其是领导者、管理者珍惜全运会“五十年老店”品牌，称“全运会该自救了！”然而同样据新华社报道，一些丑闻当事人根本不拿媒体曝光、批评当回事，甚至振振有词、全无歉意，居然质问记者“这算什么新闻？”
这一反差现象说明：围绕全运会集中暴露的种种弊端，以苦口婆心劝诫为落脚点，仍寄希望现行竞技体育体制的自我纠偏已经没有现实意义。我们认为，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之下，国内竞技体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沦为一些团体与个人套取社会资源的工具。十运会丑闻直接拷问着由财政资金所供养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作为原因之一，正是因为一些圈中人也知晓“举国体制”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性，才会以末班车心态，上演近乎穷凶极恶的套利分肥的最后疯狂。如果不从根源上加以反思，尽快进行制度改革，糜费社会财富系后果之一，更恶劣影响是社会道德底线将不断受到冲击。
十运会上，一些当事人之所以诧异媒体拿丑闻当新闻，理由无疑是大量舞弊行为因运动员表演得较为逼真而没有露馅。十运会哪些奖牌是通过金钱交易确定的几近公开秘密。谁是最大的作弊者？是军队运动员获奖牌同时计输出省市锦标的双计分制以及“交流运动员”所得锦标由输出地与输入地分享等规则！因此，孙福明“假摔”风波闹得再大，重赛结果也没有任何悬念。那么，体育主管部门为什么敢于出台这些注定要驱动赛场变为“秀”场的规则？唯一摆得上台面的说辞是为调动与协调地方体育主管部门的积极性，保证奥运会项目梯队建设与训练水平，进而实现“奥运战略”。
种种弊端以“奥运战略”作挡箭牌，凸现了对其加以梳理的必要。究其目的，“奥运战略”就是要令中国运动员在以奥运会为代表的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多获锦标。实现“奥运战略”，至今做法是执行“举国体制”。然而，需要看到，在中国经济制度由计划经济转轨后，作为社会文化存在的体育内涵与外延必然发生质变，支撑它的物质基础也理当发生改变。计划经济由政府掌控全部资源，运动员获得锦标多寡或许牵涉国家形象。在市场经济状态下，运动员培养体系主要通过市场与非政府组织获得经济资源－－－其甚至属于衡量一个国家运动真实水平的重要指标。事实上，在国际竞技体育界，靠“举国体制”维持奥运会奖牌、跻身所谓的第二集团，所得到尊重也是打折扣的。所以，继续以“举国体制” 支持“奥运战略”，并付出财政资金之外多重代价，显然得不偿失。即使承受中国从竞技体育第二集团行列滑落结果，抛弃旧体制也是大势所趋。
财政资金弥足珍贵，用于体育事项支付无疑应以公众体育健身为重点。但至今为止，在全国范围内，各级各地政府体育项常规支出主要用于供养专业体工队。相对群众体育上的微薄投入，于全运会等比赛中，重奖获得锦标的相关人员却出手大方。省市之间形成攀比，导致财政支出上存在套利通道，助长着竞技体育圈内利益主体的恶劣风气，这表明，首先必须大幅减少全国性运动会举办的种类与密度。
经济大省江苏为十运会提供的平台得到了一致好评，但就综合效益而论，江苏将得不偿失。因为，即使仅从品牌效应角度分析，投入资源再多，提供的平台再好，由于所承载事物丑闻不断，收效也是不匹配的。
可以预计，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提及十运会，多数人第一反应是想到一幕幕丑剧、闹剧和荒诞剧。举一反三，这一负面后果提醒地方政府，立足所辖区域纳税人利益，承办类似活动应持有谨慎态度、树立评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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