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共的专制政权本质，所以一向对香港民主派抱有敌意。八○年代中共“改革开放”，器量也大一些，赵紫阳就表示九七后可以“民主治港”，但就是如此，在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时，五十九名的委员中，香港民主派只有李柱铭和司徒华两个人，扮演“花瓶”的角色。
六四后，民主派与中共决裂。李和司徒退出草委会，中共视香港为“颠覆基地”，所以把民主派人士当作敌人，拒绝与他们来往，并且千方百计加以打击。由于民主派支援末代港督彭定康扩大香港民主的政改计划，遂沦为中共眼中的“汉奸”与“反华势力”。于是九七年中共收回香港主权时，民主派议员均被迫“下车”，由亲共议员组织“临时立法会”，到九八年立法会进行规定中的普选与小圈子选举，民主派才重回立法会。但是北京仍然拒绝与民主派接触，而特首董建华体会上意，也拒绝与民主派沟通，或者表面接触，但是完全不考虑他们的任何意见，并且千方百计排斥他们。
一直到二○○三年中共为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引发超过五十万的香港市民出来游行，立法受挫，深深刺激了中共领导人，加上江泽民下台，所以新的中共领导人才有可能以“新思维”来处理香港事务。于是从原先的强硬改为怀柔政策，也就是加强统战民主派，这从后来主管香港事务的曾庆红在去年七一前夕从南非放话，声称与香港民主派没有冲突作为“和解”讯号。同时抛弃无能的董建华，换上被“爱国人士”斥为“港英余孽”的曾荫权出任特首，以改善香港总体的政治环境。
精于权谋的中共，因为与“老民主派”鸿沟太深，彼此缺乏信任，所以先着手统战“新民主派”，这是一批在反对二十三条立法中涌现出来的大律师，后来组织了“四十五条关注组”。他们的专业精神，他们的温文尔雅，他们问政的“理性”，在市民中拥有很高的威望，在去年九月的立法会选举中，除吴霭仪与以前一样由功能组别选出外，再有三名经一人一票的普选选出；而他们的书生气，也被中共认为比较容易接受统战，而且不会做出令中共尴尬的事。因此中共对他们基本上是待之以礼，没有把他们列为黑名单，保持一定的接触。
在曾庆红声称愿意与民主派接触后，民主派为了避免被分化，所以坚持一定的底线，那就是要见一起见，特别是原先中共要把最激进的“长毛” 梁国雄排挤在外。经过多次的彼此试探，最后由新任特首曾荫权提出先访问广东，以后再根据情况发展作进一步接触和沟通。于是才最后拍板有这次广东之行。在这以前，也有一次“热身”，那就是曾庆红九月十二日来香港为迪士尼开幕剪彩，在一场晚宴中与民主派全体议员同堂，但是没有同枱，因此彼此没有交集，长毛虽然也有抗议呼口号，但也比较克制，曾庆红比以前的中共领导人有肚量，没有因此翻脸。
重头戏是民主派访问广东。首先解决回乡证的问题，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曾被拒绝入境而失去回乡证。在这个问题上，中共的“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统战伎俩没有改变。一些人可以申请十年一期的回乡证，十个人只给一次性的通行证。这显示了在中共眼中，哪些是有望争取的对象，哪些是“顽固分子”而必须“孤立”。这十个人是李永达、何俊仁、李柱铭、张文光、杨森、李卓人、梁耀忠、刘慧卿、郑家富、梁国雄，他们大多是支联会的成员。其实所谓的“一次证”他们也没有看到，只是填张“出入境登记卡”后上交。
中共的统战招式自然是组织他们参观“祖国”建设的伟大成就。他们参观四个城市的多项建设，从制造磁头到汽车的工厂，还有地铁、展览馆、科学园、大学城等等。这是中共亘古不变的统战招数。五○年代对东南亚华侨，七○年代后对美欧日华侨，现在对台湾人和香港人，都是如此。对十六年没有入境的部分议员来说，自然是百感交集，前民主党主席李柱铭就说好比“大乡里出城”。他们面对新起的建筑物，面对他们不熟悉的工厂，有的人难免表现出“惊叹”，于是被中共和他们的同道宣传为祖国的惊人成就而大加渲染。在现在世界，十六年不见，自然有大变化，何况本来是穷困而又有外资大量注入的地区。十六年，小孩都变成成人了，有何大惊小怪之有？就如不懂军事和没有见过航空母舰的人，见到炮艇都会感到新鲜。这就是中共抓住被统战对象心理拿来宣传的伎俩。
而真正的戏肉则在与张德江的会见上。见面说什么，民主派内部有不同意见。既然是多元化的民主，有不同意见很自然，但被某些传媒渲染为“内哄”，徒见他们“一言堂”的思维。根据不同意见的讨论，终于还是坚持表达要求六四平反和○七年特首与○八年立法会普选的立场。有的议员如李卓人在见面时还提出为何不让组织工会？（不是没有工会，而是只有御用工会）张德江回以“话不投机半句多”，因此虽然彼此没有“不欢而散”，但是没有取得任何妥协。所以会面一结束，刘慧卿就立刻表示失望。
会面后，李柱铭也表示他们的访问像是落入中共的圈套。这个“大实话”立刻受到“爱国人士”的挞伐，再度给他加上一连串的“汉奸”帽子。有的民主派人士也不以为然。应该怎样理解这句话呢？在出访前，李柱铭肯定这是“破冰之旅”；有人说，“圈套论”与此相矛盾。其实这有什么矛盾呢？破冰之旅指这个行程是破冰，因为过去没有过。至于此旅结果如何，那是另一种评价。如果中共官员接受民主派的意见，对民主派而言就是“圆满成功”了，但是这次并非如此。特首曾荫权因为组织这次破冰，所以民望提升；中共因为没有把长毛抓起来，也没有翻桌子，所以也算有“雅量”了。民主派呢？虽然坚持自己立场，但是中共传媒没有报导，因此对国内民众毫无影响，他们只知道中共如何有雅量接待民主派制造和谐社会；而民主派的立场在香港早就“众所周知”，拿不出新东西所以加不了分；而长毛的强硬则被“务实”的民众认为“犯上”，没有与中共领导人“礼尚往来”，结果反而失分。在这情况下，民主派正是掉进中共的圈套了，等于配合中共与特首做秀也。
其实，自从香港被决定送回中共手里，就是掉进圈套的开始。因为“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香港的民意无从体现，由专制的中共解释一切、决定一切，民主派必然动辄得咎。最通常的罪名就是“捣乱”与“卖国”。如果不是五十万人游行震撼中共，香港早被基本法二十三条的绳子扎的紧紧的了。五十万人游行后圈套稍微放松，民主派的空间大了一点，但是远没有跳到圈套外，如果应对不当，又会被束紧，也就是被“统一”，这是香港民主派面临的重大考验。
那么民主派应该持什么态度呢？
第一，这次访问广东，是香港民主派坚持斗争的胜利。去年曾有一位亲共议员转述中共官员的话说，在中央向香港“派糖”后香港人还不领情，说明香港人“吃硬不吃软”。但是事实证明，北京的“硬”没有压服香港人，所以被迫改变策略。
第二，过去中共没收民主派一些成员的回乡证，是错误的，是违反人权的。这次是迟来的“平反”，而且吞吞吐吐，犹抱琵琶半遮面。民主派欢迎中共改正错误，但不必因此对中共的“宽宏大量”抱感激之心，而是应该继续督促中共改正错误。
第三，既然中共有悔改的表现，或者说他们转换了斗争策略，民主派应当制定出一套对策。可惜这方面做得很不够，只是就事论事表白什么立场、提出什么要求，没有一个总体的应对策略。特别是在局势出现变化后，也需要有新思维来与中共争取群众。这个问题要多说一些：
为了回应北京的“善意”，香港民主派也必须做出适当妥协，才会被民众“谅解”，同时提出新的口号来吸引群众。因此○七、○八普选问题，只要中共提出一个可以接受的时间表，例如推迟到二○一二年，民主派就应该做出适当妥协。六四问题固然可以提出，但不必作为“主轴”而被认为“老生常谈”和做秀，而且中共早有标准答案，目前不会有结果。更吸引力的话题是怎样从兴宁矿灾中体认“以民为本”？太石村为何罢免一个村主任都那样困难等等。这都是近期在广东发生的事件，实际上直捅“一党专政”的死穴和中共的腐败肌体。李卓人组织工会之说，张德江就难以回应，他如果说工会早就有了，那么他们为何不保护工人的权益？也可以从血汗工厂表明重视人权的重要，而不只是捉放异议人士而已。而且这些问题不但可以引起有强烈同情心得香港市民的共鸣，而且可以获得国内民众的广泛支援，树立香港民主派在国内的威望，达到支援中国民主运动的目的。因为没有中国的民主化，香港也不可能会有民主。而为了扩大“战果”，民主派必须提出要求中共开放传媒的要求，没有资讯自由，这些接触对中国人民来说是“黑箱作业”，对中共当局与香港民主派，也都缺乏应有的舆论监督。
由于香港民主派经历第一次的重大战略转变，应对欠妥在所难免，表现远比连战、宋楚瑜、郁慕明的“投共”强。这篇文章也不是事后诸葛亮，而是事前的一些想法和事后的反思。香港民主派有必要组织一个“智库”来研究应变策略，由郑宇硕、司徒华来牵头，吸收了解中共而又沈稳而又具有谋略的学术界与政界、新闻界人士参与，例如刘细良（应该归队了），除了提供冷静、客观的意见，还可参与协调。如果靠吃老本而没有变通，前景就不乐观。
－－《动向》2005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