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OO五年九月五日，北京西单“西西工程”（西单北大街西侧综合改造建设工程）四号工地发生重大坍塌事故，数十名工人被掩埋在两百多立方的混凝土之中，迄今为止，已经发现八具尸体，同时受伤的还有二十多人。在已经找到尸体、确认死亡的八人中，五人来自四川仪陇，一人来自四川巴中，一 人来自云南，一人来自湖北。
西单是北京仅次于王府井的商业中心，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北京的“心脏地带”和“颜面地带”，居然会发生如此可怕的事故。据工友回忆说，四十八岁的四川农民许期勇，是一个特别规矩的人，“工地上要求施工时不能穿短裤，他连上街溜达也从不穿短裤，他总爱说，北京西单是全国文明地儿，穿短裤不文明。”多么憨厚可爱的四川老乡啊，就是这样一个“特别规矩”的农民，却在他一心呵护的首都失去了生命。他们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以一种极其惨烈的方式有的尸体是救援者用乙炔枪切割开已经凝固的混凝土之后才挖出来的，九日凌晨发现的年仅二十岁的木工蔡文才，“整个身体被嵌在一米高的混凝土大饼里，只露出头部，脑袋都变型了，没法辨认”，状况惨不忍睹。
房地产商无所不用其极
那么，是谁吞噬了他们的生命？首先，当然是黑心的房地产开发商和建筑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增长点。近年来疯狂细升的房价，更是使得房地产成为一本万利的行业，成为人人争夺的“肥肉”。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排名前一百位的富豪中，房地产大亨便三分天下居有其二。在房地产企业的老总之中，固然有公众形象相对较佳的人物，但大部分都属于与上海滩首富周正毅有相似之处的“权力资本”。这是一个高度垄断、高度依靠幕后权力运作的领域──从土地的取得到资金的来源，各大房地产公司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足为外人道也”。如果没有显赫的背景，没有高层的关系，怎么可能拿到黄金地段土地的批文，又怎么可能从银行获得钜额的贷款？有的人可以做到“空手套白狼”，将土地批文一转手就立即获得数亿报酬；有的人可以从银行取得数十亿的贷款，用国家和储户的钱来为自己挣钱，一介平民，焉能如此？而在偷税漏税、欺骗购房者等方面，许多房地产商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正是通过种种非法手段，一个房地产寡头阶层正在中国形成。
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民工
在建筑施工领域，工程的招投标过程和施工安全规范等形同虚设──这一点与煤矿行业颇有相似之处。许多工程被多次分包，层层剥皮──此次出事的四号地工程，便经过了三次分包。许多工地普遍存在着重大安全隐患，工人们时刻徘徊在死亡的大门口。事故之后，据一位水泥工许师傅披露，他们来到工地之后，平常每月发一两百元生活费，工资分两次发放，从来没有听说过自己有保险，也没有收到任何证明单据。一位在现场的工人指出，上级为了节约成本，使用已经生锈的、壁厚较薄的钢管搭建脚手架，根本不符合施工规范，监理人员拒绝签字，但工人们仍然被强令开工。由于工作机会难得，工人们虽然明知脚手架存在安全隐患，也不得不爬到二十二米高的地方施工。在施工中死伤的工人们，处于这条“大鱼吃小鱼”的食物链的最底层：──除了出卖最原始的体力来换取被压到最低点的报酬之外，他们在这个笑贫不笑娼的城市里还能做什么呢？即便如此，他们也经常拿不到工钱，拖欠工钱的情形一度严重到了危害社会稳定的程度，甚至出现了国务院总理亲自替民工讨要工钱的新闻。
就在事故发生之后，已有数十名工人在工地上讨要工资。拿不到工钱倒还在其次，失去了生命才是最可怕的后果。然而，在某些挥金如土的大亨和显贵们眼中，民工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发生伤残乃至死难事故，至多给一笔赔偿就可以摆平了。家属再不服从，还可以利用黑社会的力量恐吓之。从暴力拆迁到奴役工人，若干官商勾结的房地产企业的资本积累所走的堪称一条血腥之路。此次西单工地的事故，因为死伤惨重，且发生在北京的中心地带，所以引起了媒体和政府高层的关注。北京市副市长在紧急电话会议中表示要依法严肃处理、绝不迁就，但最后究竟会惩办到哪个层面的哪些责任人，依然是一个未知数。
农村政策失误农村经济凋敝
吞噬农民工生命的，还有农村政策的严重失误和农村经济凋敝的现状。一九四九年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在改革开放之后并未得以根本改变，相反“劫贫济富”的政策取向仍然在延续。政府在三农问题上的失误，使得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日渐丧失活力，青壮年纷纷到城市打工挣钱，许多村落简直到了“坚壁清野”的状态。敢于挑战此一“潜规则”的李昌平，最后却在家乡无立锥之地。仪陇和巴中是四川的贫困地区，在当地依靠农业生产根本不能糊口，故而成为民工输出的大县。尽管近年来农业税有所降低，但是单靠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及饲养牲畜等，普通的农民家庭根本无法应对以下几项必要的开支。
四顾无助的农民
第一，孩子的教育费用。由于教育日益走向产业化，使得一个工农大众家庭要想供养一个孩子上大学，在经济上就被压得苦不堪言。以遇难者许期勇为例，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西安上大学，二儿子也在外打工。大儿子每年一万多元的学杂费都要靠父亲打工赚来。这一万多元的天文数字，要想靠从土地里刨出来根本是不可能的。工友罗师傅回忆说，“工地上就数老许最节省，从来不乱买东西，把所有的钱都攒起来给孩子上学。每当谈起上大学的儿子时，他总是笑个没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儿子好好上学，将来就不用像自己一样卖苦力了。”然而，这个任劳任怨的父亲再也不能供养孩子上学了，许师傅的儿子能否经受住这一惨痛的打击、顺利完成大学的学业呢？
第二，修建房屋的费用。遇难者郑可海外出打工的目的，是给家里盖房子。当年儿子娶媳妇的时候没有新房，他老觉得欠孩子什么，就想在孙子结婚前，一定要给家里盖房。如今，这个愿望只能依靠他的儿子来实现了。遇难者年纪最大的、已经五十岁的许章志，也是因为家里盖房子欠下了五万元的债务，而不得不外出打工，“在工地上每次打饭只打素菜”。
第三，脱离农村从事其他职业的必要经费。遇难者中二十七岁的许万才，书包里通常装着五本书，除了三本放线工的专业书外，另外两本是《汽车驾驶速成》和《写给年轻人的六十六个人生建议》。爱读书的许万才经常跟工友们谈起自己的人生规划──努力挣一年钱，回家买车开出租。然而，他再也不能打开心爱的书本，再也不能回家开出租了。
第四，基本的医疗需要。今天中国的农村中，大部分农民没有任何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一旦患病，数以亿计的人们只能躺在家中等死。因此，趁着还能够干活的时候外出打工，积蓄一点钱，至少可以作为晚年的保命钱。这也正是为什么许多年过五旬的农民仍然坚持到城市打工，与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样干最苦最累的体力活，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任何的信心。中国乡村的严峻状态，绝不能被少数欣欣向荣的城市所掩盖；中国农民不能过上小康生活，“和谐社会”便只能是水月镜花。
汲取什么教训？
此次发生在西单建筑工地的重大事故，理应引发整个社会对农民工生存处境的关注，这种“非人”的状态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这种关注绝对不是某些咬文嚼字的文士所倡导的那样，改变“农民工”这一带有歧视性的称呼，而换之以‘务工人员”这种看似斯文的定义。这种纸面上的游戏，与民工本身的生存处境毫无关系。他们需要的关注，是实质性的关注，是促使政府在“三农”政策上作出更大的调整，是对城市房地产业、建筑业作出更有效的规范和监控，是让尊重生命、宝贵生命的意识成为社会的共识。
让我们为这些卑微的死难者默哀与祈祷，祝福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在天国里获得永远的安宁与幸福。
(争鸣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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