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邦列：当时他们要到村里调查实际情况，我们想到村委会那边去看一下，结果到一个转弯处的时候警察拦住我们的车不让我们去，结果马上就围了很多人，就把我们的车团团围住不让我们走，我们说要倒回去他们也不让我们走。他们在外面看了我们一会儿就对我指指点点，好像是认识我。
记者：遇到这些人的时候离村子有多远？
吕邦列：已经进入他们的村子了，离村委会还有三、四百米的地方。
记者：你们车上一共几个人？
吕邦列：我们车上连司机是四个人。
记者：那你们同行的除了英国《卫报》的本杰明先生之外，还有他的记者同事助手陈先生是吗？
吕邦列：对，当时他们围上来了就把我看准了，后面的在问那两名记者，前面的就把车门打开了，因为我坐在前面嘛，他们把车门拉开之后抓住我的头发就把我丢出车外，用拳头捶我的头、用脚到处踢我，把我打昏倒在地上；打昏之后他们后来用水把我泼惊醒一下，后来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记者：当您惊醒的时候您看到了什么？
吕邦列：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快到长沙了！
记者：快到长沙？您是在车上吗？
吕邦列：对，他们说是人大常委会的几个人，大概五、六个人吧，他们说快到长沙的时候我才醒过来。
记者：当您醒过来的时候您的伤势怎么样？
吕邦列：当时的伤势是头非常痛啊！非常昏！我在车上也吐了几次，吐到把胃酸都吐出来了，很难受。他们要给东西但我说我吃不了东西，吃的话可能就要吐出来，所以我也没吃，下车的时候才吃一点，但是下车的时候他们就没管我了。
记者：您在什么地方下的车？
吕邦列：他们把我送到枝江，我们枝江宾馆，他们跟我们枝江人大常委会结束之后就把我丢在那边没管我了，后来安排我们百里洲两个官员把我劫到百里洲的医院。住在医院的时候那晚也没吃东西，一整天都没给我东西吃啊！
记者：医院里对您的伤势是怎样诊断的？您自己感觉病情怎么样？一方面是医院的说法，一方面是您本人的感觉。您可以讲一讲吗？
吕邦列：医院检查之后就说我肌肉损失啊，有两块出血点啊，主要的症状一个就是肌肉损伤，还有一个什么脑外伤，我们百里洲医院说我脑外伤；但在枝江检查基本上说我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还是头昏、头涨的比较厉害，现在的话是还差不多，身上就浑身疼嘛，但是外面又看不出来什么印子，所以我觉得他们打人还是很有水平的，打得让你疼但又看不出来有什么印，就是这样。
记者：那您现在吃饭和行动都正常吗？
吕邦列：我现吃饭的话就不能吃多嘛，只能少吃一点，慢慢吃；行动的话，现在看样子还稍微能控制的；身上疼的话还是能控制住，就是这样。
记者：那您被打的时候，在您昏迷之前，您印象中当时是什么样的场景？有多少人打您？打您的人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您觉得他们是什么身份的人？
吕邦列：当时我也不清楚，他们好像都是穿便衣之类的，后来听他们人大常委会的人说那是农民，还问我说：你看那里的农比比较粗暴吧！比较野蛮吧！我当时回人大常委会说：他们不是农民野蛮，是你们政府野蛮！当时他们笑了一下。
记者：您经历过这件事情，您怎么想？
吕邦列：政府这样对待农民的话，用这种高压的态度对付农民，依法违权的作法太令人寒心了！中国的农民这样被他们镇压和欺负的话，走合法道路不让实现的话，最后我们是国家比较可悲的，因为那些农民无路可走的话可会采用暴力。对我来说的话，我走合法道路走不通的话，我今后也有可能会走到暴力上面去。那是非常可悲的。
记者：您这个想法您也愿意公开吗？
吕邦列：那可以公开啊！
记者：那您下一步还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打算？比方说您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那您还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太石村您是不是还继续关注？用什么方式关注？
吕邦列：我还是继续关注这个太石村，在法律方面就是说能给他们一些帮助、支持或者是关注嘛！我希望太石村这个事情能引起高层中央的重视，对农民依法办事的态度给予一定的支持，就是说要对政府方面任意野蛮的行为给予制止，希望能得到中央这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