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场社会戏剧中的两个主角，一个是卑微如尘埃的社会最底层、被社会无情抛弃的可怜人物；一个则是位于金字塔顶端的至尊者。一个为了区区几千元人民币的拖欠工资铤而走险，在用刀子结束4个人的生命之后，自己也将踏上不归的黄泉路；另一位则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挥洒金钱，换得万邦喝采。这两幕人生戏剧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笔者的回答是，有联系。在中国类似于王斌余这种处境的农民工还有好几千万，而他们之所以陷入如此绝境，与政府的社会政策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中国农民大概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群，其生活之悲惨与无权状态，早就比以被不公正对待闻名的巴西农民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地方政府经常以补充民办教育经费等作为增加税费的堂皇借口，但实际上征收税费的主要原因之一，却是要供养日益庞大的乡镇干部队伍。有资料披露，中国现在是平均28个人就要养一个吃皇粮的人，但这只是指编制内的，并不包括编制外的庞大乡镇干部。通常情况下，一个乡镇行政编制大约40人，事业编制大约70余人，但在这百余人的背后，乡镇财政往往还要养活众多不在编制的人员。
要养活这么多吃官饭的人，钱从哪里来？最后必然是从农民身上刮。有多篇调查谈到，农民现在种田所得的收入，已经低于上交各种税费总额，农民必须从非农收入里拿出一部分来缴纳各种税费。每到催粮派款，农民们就被基层干部整得鸡飞狗跳，一片哭声。看到农民如此悲惨的生存状态，有良知的人谁也没有兴致给慷慨援外鼓掌。
按照联合国制定的标准，从人均GDP799美元到 2,990美元的区间内，皆属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国际援助。而中国直到2003年，人均GDP才超过1,000美元，处于受援国行列。政府凭什么为了“面子”与虚荣，毫不顾惜农民中有将近半数正在贫困线上挣扎，出手阔绰地支援发展中国家？
中国人应该认识到，人民的尊严远比政府的虚荣重要。中国人也不应该忘记，在中国饿死3,000多万人的1960年代初的3年大饥荒时期，中国还在大幅度扩大对外援助，1961年和1962 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合计为13亿7,000万元，连同前3年的对外援助支出，5年总计23亿6,000万元人民币。中国人应该算算这笔帐，政府的面子是多少条人命换来的？无论如何，一个政府首先应该对本国人民负责，因为毕竟是本国人民在纳税供养这个政府。
孟子曾说过，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中国确实应该将“强国梦”植根于公民权利之上。一个人民缺乏尊严的国家，永远成不了真正的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