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期的美国《外交政策》期刊找了全球十六位名人，就二零四零年大未来各自抒发议论。由于该杂志的立场和议题的设定有着明显的“美国中心主义”色彩，因而它的议论只能仅供参考。任何一本杂志找另一群名人，相信会提出完全相反的看法。
不过，该刊由中国学者裴敏欣所撰的短文指出，“中共的长期生存其实已面临到各种不可阻挡的力量挑战，再掌权三十五年的机会并不大”，这样的论点虽然不新，但在中国千疮百孔各类新旧问题已纷然出现的此刻，却的确更加让人怵目惊心。中共何去何从，中国何去何从，的确已到了必须沉重反省的时候了。
社会的封闭保守会造成停滞的稳定，大家在停滞中消极地沉沦。而一旦改革开放的列车启动，它在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之同时，对统治者也等于是创造着危机和挑战。人民会因此出现“期望增加的革命”，而统治集团唯有用更大的改革始能解决或缓和所产生的问题。因而人们才会说改革是条不归路，只有勇往直前。
而回顾过去这一段时间的中国发展，改革开放的确已经收到极大成效，经济成长的势头在可见的未来也不会大幅减缓。因此再过三十五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必会超过日本，稳居全球第二。
但我们焦虑的其实并不是三十五年之后，而是二零零五年的现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共以“改革开放”作为它政权正当性的基础，收效甚宏；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常态化，我们看到了贪腐盛行、所得分布严重不均，以及国家照顾人民基本职能的荒废；此外则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日益失衡，新的封建意识又告抬头，最近甚至还出现在损害言论自由上。无能、贪腐、官员与黑道勾结已成了人们共知的事实。
由这些现象，就抽象价值而言，等于它那种以“改革开放”作为政权正当性的时代已告结束，而它并没有提出新的正当性。今天中国的富欺穷、强凌弱、官压民，不就是整个国家，尤其是中共失去了价值正当性所造成的吗？二零零三年中国发生群体事件五万八千件，二零零四年就已达七万四千件，群众抗争进入新的阶段，这是不容忽视的警讯。
对于现阶段的中共何去何从，我们并不认为美国中心主义下的那种“市场改革”或“民主化”有助于改善中国的沉疴。中国当今更迫切需要的，乃是透过“政府再造”带动“社会再造”，重建社会的合理性，让整个国家真正走向现代化，让自由、法治、宽容、说理、公平、格调、现代管理这些元素进入政治与社会中。目前的中国，乃是一个前现代的社会穿上经济的衣裳，野蛮、粗暴、奢靡、无序、贪渎乃是它的特性。这样的社会谈民主，其结果可能反而是自我肢解。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由历史经验的验证，的确需要许多条件。“政府再造”与“社会再造”，乃为将来中国的民主化，打造走向幸福而非走向灾难的基础。
今天的中国在旧式的体制和观念上穿上现代经济的衣裳，其不伦不类的矛盾早已日益无法掩盖。中国人长期以来皆不恤民命，因而中国劳工每年因为工作意外而死亡的已高达十三万六千人；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在一种低度人文关怀的社会里发展，它对劳工的盘剥，也和西方原始资本主义阶段相仿，因而造成今天全中国百分之十最富的人口享有国家财富的百分之四十五，而最穷的百分之十人口，则只享有国家财富百分之一点四；由于贫富失衡，城市人口百分之六十四因付不起医疗费而失诊，乡村的比例更高达七成三。另外，则是过去几年里，中国教育费用已涨了二十倍，学生为了求学而做苦力、做娼妓也都早已不是新闻。一个无序的成长体制，缺乏了对人民基本关怀的政府，当前的中国其实是权力和金钱虚无主义挂帅。
因此，我们认为中共已经不必等到三十五年后，今天就已面对着极其严重的危机。由于中共本身缺乏反省、缺乏魄力，已让中国的问题累积到了新的危险程度。这也显露出，中共无论政党和政府，已的确到了必须透过现代化再造、重新找回存在的正当性的时候。而政府再造的价值依据，必须是对人的价值之复归。只有完成价值重建，三十五年后中共无论是否继续当权，它总会留下一个完整、进步的国家，让后人继续繁衍生长。如果今天这种官压民、富欺穷、强凌弱、有钱人奢侈成风、贫贱者悲愤莫名、知识分子则心情苦涩的情况继续，别说中共能否继续掌权，甚至中国能否维持恐怕都值得存疑。
无论任何形态的政体，政党都只有在和人民有机结合，同时也和世界同步，才有可能找回存在的正当性，而正当性也就是道德性。这对中共诚然是艰苦的任务，但重建正当性的路却是不可能不走的。
《亚洲周刊》二○○五年第四十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