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是压抑不住的欢喜，而我，也禁不住冲着电话大喊：“太好了！”
照理说，在采访对象面前，记者理应保持足够的理性，永远不置可否，永远超然于新闻事件的冲突双方之外，用行话说，就是记者只采集事实，无须表态，也不能表态。然而对于她的“双规”，我却无法不叫好，无法不激动，无法不悲哀。
回忆我十余年的记者生涯，接触过的女官员不下十余位，其中不乏贵为“副省级”的大干部，但是，她们大多端着一张比男性公仆更为可掬的笑脸，持大智若愚状，以致于我很难对她们真实的智力水平，形成某种判断。
然而这位Ｗ秘书长却完全不同，她不仅拥有过人的心智，而且愿意扑在一线、指挥若定地与拆迁户火拚。对于她的前一个特点，说实话，我是怀有相当敬意的；而她的后一项特征，却与我的价值观完全相悖。
她的个性是如此鲜明、锐利，时常刺激我的大脑，进行反复的思考；而我，则一定是她在“双规”前真正“过了两招”的最后一位记者──我有这份自信。
如果不是由我来记取她被“双规”前半年（２００５年１月－６月２５日）的二三事，大墙中的她，想必是会感到寂寞的吧。
第一次过招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３日出版的《了望东方周刊》刊登了我与同事姚玉洁共同采写的《紫金山砍树真相再探》一文。２００５年１月中旬的一天，经过事前的磋商，Ｎ市园林局等５个局（部）的负责人与我和小姚坐到了一起，再次沟通有关情况。
在诺大的会议室里，在长长的会议桌对面，在那一排十余人的谈话对手当中，市政府副秘书长Ｗ××无疑是思维最为敏捷的一个。
她个头不高，身材匀称。精致的面孔，就像她的谈吐所表现出的思维一样清爽（在这里，“清爽”是一个中性、稍带一丁点儿褒意的词）。
谈话的前半段，她是绝对的主讲人，她在不知不觉中把话题扯到很远很远，如大江之水，滔滔不绝──我据此判断，她早有决断，就是要坚决地把会谈的时间消耗掉。而她的语速又是较快的那一种，再配以生动亲切的表情、自然得体的手势和恳切真诚的眼神，让你简直就不好意思打断她。她的气场，就这样主控着这个约两百多平方米的会场。
时针很快从１０点，指向１１点３０分。短兵相接的提问根本还没有展开。怎么办？
我故意非常明显地频频扭头，去看会议室墙上的时钟──她显然中招了，密不容针的气场，陡然松弛下来，“啊，时间不早了，唉呀，怎么都是我一个人在说呀，怎么样，国洪，你看……我们的交流，比较充分了吧。下边这样好不好，边吃边谈吧？简单的工作餐啊。”
我笑了，说：“那当然好了，边吃边谈啊。不过，有几个具体的问题，还是在这儿谈比较好，我们摊着本子记录也方便，W秘书长，你看……行不行啊？”
这两句对话，成为那天上午会谈的转折点。
场上的气氛有些凝固。她一定觉察出，在长时间温和的倾听之余，我并没有像她所希望的那样，丧失方向感和提问的决心。她一定有一些失望，但她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我的提议──果断、从容而大气。
接下来的谈话，气氛变了。几乎全是针尖对麦芒式的。但她在越来越趋于紧张的对话中，总会不时用非常亲切、诚恳的口吻大喊：“国洪啊，国洪，你怎么能这么理解呢？”“国洪啊，你听大姐说一句……”那口气，仿佛我真是和她有几十年交情的小老弟。在我的记忆中，还从来没有人这样亲切而频繁地大声喊着“国洪”，“国洪”。
按照我提问的习惯，越往后的问题，越是致命性的。时间已接近下午一点了。我抛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绝对是无解的，她只能低下头来，承认这个位于紫金山东麓的“政府接待中心”，是一个违法项目：
“《森林法》规定，我国森林共分为五类。紫金山森林属于特种用途林中的风景林。对于特种用途林中的风景林，《森林法》规定只准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请问，为建设东部接待中心而大规模砍伐林木，能算做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吗？”──我稳操胜算，她总不能说，紫金山的森林，不是森林吧。
她答道：“中山陵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从建陵以来，执行的上位法就是《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和《南京市中山陵园风景区管理条例》。目前紫金山虽已批准为国家森林公园，但在具体的森林公园规划完成以前，《森林法》不能作为这里的执法依据。”
几句话，讲明了政策，厘清了沿革，干净利索，让我为之一挫──虽然我知道，在法律上她的解释并不成立，而且国家林业局也并不认同这一说法。
我缓和下来，半开玩笑地揶揄说：“是不是在W秘书长看来，即使在东部接待中心砍的这些树，不是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可是，在这次中山陵综合整治过程中还要新栽很多的树，因此从整体看，也可以视为是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这是地方官员惯常的逻辑，用所谓整体事件的性质，来掩盖和篡改单个事件的性质。
“国洪啊，你讲的太对了！”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口不顿，脸不红，我没辙了。只好收拾东西吃饭。
这时，时间已是下午１点，宾主落座，她端着酒杯，径直走过来，爽朗地说：“我马上还要开一个会，不能陪国洪老弟了，我们先碰一杯，后会有期！”高脚酒杯里的半杯红酒，她一饮而尽，没吃一口饭菜，步履匆匆而去。
那天晚上，我在小区的院子里，一圈圈地绕着一幢幢宿舍楼散步，我回忆着上午会谈的每一个细节，我发现，我遇到了一个强悍的对手，她有水平，懂政策，敢担当。但是，我是退无可退的，如果我一侧身，放这个强悍的人过去，那么，那些紫金山黄马水库周边的树，就将继续遭到砍伐。如果人被砍了，人可以去上访，可是树被砍了，它们怎么去上访？
我同时感到一阵彻骨的悲凉。为什么，为什么像她这样一个优秀的人，会站到我的对立面？换句话说，搞规划出身的她，在专业知识和政策水平上绝对比我强，为什么她会认同、并死心塌地地拼力而为一个砍掉一片平凡而绝美的森林，新建一个超五星级政府接待中心的计划？难道那一套用来搪塞我的鬼话，她真的相信吗？
第二次过招
随后的几个月，姚玉洁和我分头走访了省建设厅、农林厅、林业局、国土局、东南大学等部门，试图以如山的铁证，揭露事件的真相。
这期间，我又试图暗中了解另外一个大事件：中山陵综合整治拆迁。
这个以中山陵景区整体出新为名目、总投资达数十亿元的大项目，须首先完成一个超级大盘的拆迁──对区内３０００多户居民实施拆迁。政府既出不起钱，又想出政绩，只得在拆迁过程中通过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来降低成本。如果不是深入其中，任何人都很难相信，就在这静谧安详的紫金山周边，就在一段段与我们擦肩而过的蓝色铁皮隔离墙后面，甚至就在我们谈笑风生、前往梅花山赏梅的途中，一出出悲剧正在上演。
一些拆迁户家庭，为了摆脱工作单位提出的“不签字拆迁，就下岗”的纠缠，离了婚（一离婚，就算身为职工的一方签了字，也无法实施拆迁）。前湖村的农民，找出了建国初的土地征用证明，想证明自己有权享有与城里人相同的拆迁政策。在强拆琶琵洲居民围墙的过程中，一位路过的律师出面制止，被抽耳光。石象路小区拆迁中，为收缴居民拍摄的一盘录相带，先后有５人被传讯。孝陵卫地区南汽集团的一幢宿舍楼，被竖着砸为几幢孤零零耸立着的碉堡，至今（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９日），还能看到！至今，里面还住着人！据一位保安透露，每次搞“大行动”，总要配备救护车、灭火器和辣椒水，“拍有人自焚啊”。在几盘辗转流传出来的拆迁录像光碟中，大批故意不戴带警号的警察、身着制服的保安、穿白大褂的医生、救护车、灭火器、担架历历在目，井井有条──而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竟又是 W秘书长挥之不去的身影。
据多方证实，正是这个个头不高的女人，作为最主要的负责人之一，在组织指挥着中山陵的综合整治拆迁。那些“胡搅难缠”的“钉子户”，那些无法推进拆迁的“强烈抗拒地区”，常常由她亲自出马，亲临现场，指挥若定地调集各路人马，发起一轮轮计划周密、万无一失的冲击，最终，将“钉子户” 从他们拥有着“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活生生地拔下来，甩到距离中山门约十公里开外的白水芊城（经济适用房）去（按照主流媒体的报道，这些拆迁户是“喜气洋洋地乔迁了新居”）。
看着那一张张拆迁户愤怒的脸，流泪的脸，众情激愤的脸，压抑憋曲的脸，看着光碟中那只井然有序的拆迁“部队”，W秘书长的那一张精致而清爽的脸，总会叠现在我眼前。我相信那些拆迁户绝不是她的对手，她有水平，懂政策，敢担当，这种人，一旦横下一条心做事，在当下的中国，无论对上、还是对下，都是所向无敌的。
４月的一天，我们又与W秘书长一行人围坐在一起，继续沟通东部接待中心的事。
“国洪啊，你的稿子看上去很客观，其实充满了情绪。”她随机翻着，读着，“你看这一段：‘在下黄马水库北侧，原有一个由私人投资兴建、规模不大的东部休闲中心，功能仅为餐饮服务，在２００４年的钟山风景区综合整治中，已被作为违章建筑拆除。’什么叫被作为违章建筑拆除，它的确是违章建筑嘛。”
虽然我清楚该怎样辩解──我又没有调查它到底是不是违章建筑，所以表述为它“被作为违章建筑拆除”才较为准确──但是我没有辩解。
我再次惊讶于她的敏锐。我是靠“文字”吃饭的，而她不是，但她却在极短时间内发现那一个深埋在客观叙述中的“针尖”。
会谈结束，我送他们一行到楼下，她忽然对我说：“国洪啊，大姐有一件事，有可能要请你帮忙。前湖村拆迁一直很顺利，得到了群众的积极响应。可现在，碰到了一个黑老大，黑得不得了。现在我还没决定，需要的时候我真要请你帮忙，要在舆论上支持我啊。”
她炯炯有神的眼睛，是那么诚恳地望着我，那一刻，我真如被五雷轰了顶。天那，从２００３年初我关注、采访拆迁问题开始，迄今已采访过省内三起拆迁自焚案，天底下只有拆迁户受到侵害后、打１１０报警、警方却接警不出警的理儿，哪有谁敢向政府下“黑手”？说句“到位”的话，政府正愁找不到把柄把你抓起来、清离拆迁现场、拆你家房子呢。
这个被众多拆迁户视为“黑手”的女人，竟然，站在我的面前，说她的拆迁遇到“黑老大”！而她炯炯有神的眼睛，竟然又是那样的坦诚无欺！
我的悲哀
这样一个优秀的人，这样一个与我的价值完全相悖的人，被“双规”了，我无法不叫好，无法不激动，却也无法不悲哀。
我不止一次地想，如果阴差阳错之间，她竟然和我、和那些民间环保志愿者、和那些力图保护家园的拆迁户，拥有了相同、或是相近的价值观，那将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啊──我们每每可以聚在一起共商大事，或是像真正的朋友那样开诚布公地争论。她的水平，她的头脑，她的担当，都将为维护公共利益所用，她也许甚至会成为一位飞得最高、飞得最远的维护公共利益的天使呢。
退一步讲，就算她受制于她所处的位置，无法和我们拥有相同或相近的价值观，但如果她能够坚守作为一个“公民”的底线──都２１世纪了，无论是出于何种堂皇的理由，你总不能强行去拆毁一个公民的私宅；你总不能为了新建一个超五星级的政府接待中心，再去大面积砍伐与公共利益息息相关的森林──我也不会如此地悲哀。
再退一步讲，作为一个具有相当专业素养的人，她清楚地知道砍树与拆迁这两个大事件，在私地下，究竟贩卖的是什么私货，但是，她不说。
不说，也就罢了，可是她竟然还要振振有词地分析给我听，说它们都是为了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
她这样说了，也就罢了，她受制于所处的位置，也许是不得不这么说，可是她竟然还要用那么诚恳、有神的目光，坦坦荡荡地迎视着我的目光。
我一遍遍回忆她的目光，想从她的目光里找出那怕一丁点儿内心矛盾的意味，一丁点愧对神明的意味。以她的心智，如果她想在坚定的眼神中揉进那么一丁点异样的意味、并准确地传递给我，是很简单的事儿。但是，很遗憾，我只看到了她坚定的信念，虽然我不清楚那究竟是怎样一种信念；我未能在她的目光里找一丁点我希望找到的东西──那只是一丁点人性的证明。
虽然我和她交过手，也可以算是做过某种意义上的较量，但遗憾的是，我清楚地知道，肯定不是我，甚至不是那些四处投诉的环保志愿者、那些四处上访的拆迁户扳倒了她。
她被“双规”了，我们本能地叫好，但是在她的“触礁”事件中，我们却很可能全部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局外人。
我是不会重复那句“恶有恶报”的鬼话的，因为已“报”之恶，实在只是九牛一毛。我也绝不会说什么“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鬼话，如果这句古训是一句真逻辑，那么，精明的她，还有那么多社会的精英，为什么还会义无返顾地选择“不义”的道路呢？
我只想在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享受片刻单纯的快乐。这快乐显得有些无聊和虚妄。因为她的“双规”，绝不是我的胜利，而仅仅是她的失败。但是我仍愿意不惜显得有点愚蠢地去享受片刻的快乐。
这种快乐注定是短暂的。我们的愤怒和抗争，与她的失败无关──这样一个事实，很快使我陷入更加无边无际的沮丧和悲哀。
这不是她个人的悲剧
一个如此精明的人，究竟是因为哪一个环节翻了船呢？
是不是一笔大额的受贿？或是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得罪了级别更高的官员？或是她宿命般地成了更高层权力斗争中、被先行突破的一枚棋子？一切皆有可能，也就不必再去瞎猜。
有一点却是清楚的，这年头，对官员经济犯罪的查处，与其说是天堂的正义在人间的兑现，还不如说是官僚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换句话说，在很多情形下，竟是不为大众所知的官僚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与邪恶攻防，在推动正义的战车堂皇前行。
我们可以不重过程、只重结果，为这种正义的兑现方式欢呼吗？
然而，正义战车的行止，竟是权力斗争与邪恶攻防的结果，我们真的应该为这种正义的兑现方式欢呼吗？
欢呼，还是不欢呼，这个问题也许并不重要，那么，让我们换个问题来思考：Ｗ秘书长突遭重创的命运是一种必然吗？
权力是利器，它既能敲断公民的脊梁，打折“刁民”的“狗腿”，也能铲尽当权者心底的天良。尤其是当权力以强制力暴虐于世的时候，当权者很快就会遗忘他作为一个人的底线，更不用说再恪守什么他作为一个公民的底线了。
当人的底线和公民的底线，均已丧失殆尽，当权者必将沦陷于魔鬼的疯狂。
然而，这样一个终点，却是不为起点所知的。
在Ｗ秘书长风华正茂的当年，当她运转起精明的大脑、为自己的人生选择道路时候，她一定认为这是一条阳光灿烂的大道。如此硕大无朋的一个体制。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托拉斯公司。它垄断着一切真正稀缺的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它操纵着生存空间和评价体系。它供给着金钱、名誉、地位、成就感和荣誉感。它能够给你一切，同时它又能拿走你的一切。投奔这样一个伟大的体制，难道不就像投奔全球５００强企业一样责无旁贷、甚至更为光荣正确吗？
因此，从起点看，她的选择也是必然的。
从必然的起点，走向必然的终点，在这一过程中，她有没有遇到过挣脱必然性束缚的机缘？
当她面对那些阻止砍树的环保志愿者的时候，当她面对那些流离失所的拆迁户的时候，当她面对我的时候，她难道就不曾用自己精明的大脑想一想：
如果我们是代表着一帮愚钝蒙昧的刁民，那么，我们又何曾试图侵占过别人的利益，又何苦去保护并不直接属于我们的利益呢？
如果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公共的利益，那么，站在我们对面的她，又是在代表着谁的利益呢？
如果她代表的也是公共的利益，那么，又为什么不能把塞在桌子下边的利益，摆到桌面上来，却要用谎言和“不断完善、补办的手续”来掩盖真相呢？
６月３０日１９时，在ＭＳＮ上，我向一位媒体朋友通报了Ｗ秘书长被“双规”的消息，他迅速回了三个字：“太好了！”
他接着又录入了一个疑问：“她犯事，会是因为接待中心项目吗？”
哈哈，看来这位媒体朋友并没有理解其中的玄机：Ｗ秘书长可能因为一万件事中的任何一件事被“双规”，可能因为亚马逊雨林中一只蝴蝶翅膀的拍动被“双规”，但是唯独不可能因为她曾经代表着她背后的利益，去侵害我们所试图维护的利益，而被“双规”。
换句话说，假设日后的判决表明，她真的犯了罪。那么，她在砍树和拆迁两大事件中的所作所为，不仅不会是她的获罪之“过”，反而将是她的抵罪之“功”。
我因此陷入更加无边无际的悲凉。
然而，告别悲凉的出路，应该还是有的。
如果我们在今后的生涯中，无意中发现了一个贪官，或是一个酷吏，或是一个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事件，那么，让我们恪守作为一个公民的底线，不遗余力地去查明、并说出真相。
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么也许有一天，当我们相聚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欣慰地说：“我揪出了一个贪官！”“我扳倒了一个酷吏！”
也许我们的努力并不能撼动大局，但是我们至少能告别虚妄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