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济南殷林村民的上书行为，粗看之下，很象中国封建古代乡民对朝廷的上书；但仔细分析，又不止此。
村民廖世洪被“书记化”黑社会殴打伤残事件，8月16日开庭，引起社会关注。因凶手的一方有黑社会性质，事件又是共产党的支书充当黑老大组织实施的，这问题当然就不是一般事件了。可是在法院审理该案中，对此黑社会性质、又几乎致人死命的故意杀人案，竟然采取类似于民事案件的调解方式，不准备惩治杀人凶手，简直是视人权与法律为儿戏。
该案是共产党书记王富山策划、贿赂村委会的换届选举失败而起。在选举中，区区1个村党委的书记，竟然拉大旗作虎皮，四处刷满“谁反对党的书记就是反对党，谁就没有好下场”的标语。选举失败之后，他自行成立“新村委会”并强占村委会办公室挂牌办公。这一方面让世人见到区区1个共产党基层的书记的无法无天；一方面也让世人看到，这个党书记所依恃的权力靠山没有错，的确也是共产党给他的权力。中共权力的邪恶性和暴虐性已深为人知。没有彻底创建宪政，中国是无望的。
于是，民意被激怒了。他们上书给致中共的各级政府。
关节点就在这里了。这不是告状，而是上书。这不是申诉个人冤屈，而是集体民意的整体爆发。从上书上所列举的“自成立新村委会强占办公室挂牌办公”看，村民们已经从保护自己的权利意识，提升到保卫社会公权力。因为，只有公权力得到保卫，自己的权利才能得到保护。
“书记化”黑社会是中共一党政治邪恶代理人化。在中共治下的全国范围内，农民兄弟遭到其代理人的掠夺和欺压，已成社会的普遍现象。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和卢跃刚先生一系列关于农民遭受欺压的报导，再有当局媒体的一些公开报导，都说明此严重性。
一段时期来，中共有一定的三农政策调整。全国农民兄弟在某种程度上，也算缓解一下政策之苦。但缓解了政策之苦，却没有摆脱邪恶政权代理人的权力压迫。而被这种权力压迫所伤害的，不仅仅是农民兄弟，而是全国民众，尤其是为农民兄弟们伸张正义、呼吁保护权利的中国异见人士。它已使中国农民兄弟和中国异见人士结成了一个整体，让异见人士成为了农民兄弟们的代言人。
殷林村事件的上书行为是一种从权利到权力、从申诉到表达的一种宪政行动。其中，有可能不那么直接指向整体权力，而只指向身边具体的“书记化”黑社会。但中国的政治现状是：县镇村以下的基层社会几乎已是黑社会“书记化”了（不是一般普通党员，而是“书记”）。其中，也可能不那么“暴力或非暴力”化。但根据中国宪政国情，这已难能可贵。这是一种从无到有、从身边到社会、从利益到宪政、从殷林村到全国的趋势。这已是与“秋收起义”、“井冈山”等中共武装暴动不同的宪政意识和民怒民意的表达。这是具体行动的。中亚等国的“政变文化”、“颜色革命”，就是这样开始的。
不是“星之火大，可以燎原”吗？如果中共当局恐惧殷林村事件造成燎原之火，最终烧掉一个政权，它就必须还我们兄弟廖世洪及全村村民一个公道：严惩罪犯，还政于民，还权于民，还利于民。
（2005年 9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