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的赵增军，担任绩溪县县长时与一20岁女子发生暧昧关系之后，把他的这个“年轻又有文化”的“小乖乖”小情人“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先当乡党委副书记，后当乡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接着便担任了县妇联主任。当赵增军担任宣城市市委原常委、副市长之后，这位有着漂亮的脸蛋和婀娜的身材的女人马上被调到了市人大当官。
湖北省的焦俊贤，荆门市市委原书记，其情妇陈丽原是“三陪女”。为了“培养”她，这位姓“焦”的书记指令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为这位“床上”发现的“干部苗子”，伪造了假档案：正式党员、正科级干部、大学本科学历……三人一起，把她抬到了该市开发区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三个局的副局长宝座！
“床上”培养出的“干部”，能工作吗？当然能。是个人，就能工作，除非他不想工作。问题在于，这些床上被“发现”和“开发”出来的干部，她们的杰出能耐并不在工作上。或者说，在工作上比她们有能耐或有同等能耐的人树叶一般多，但并不能被培养到领导干部位置上。为什么？《东方红》的歌词揭示了秘密。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毛泽东真为人民谋了幸（生）福－－他像斯德哥尔摩的强盗一样，带了几百万“解放军”绑匪，把五亿中华民国大陆国民全部绑架，先“土改”、“镇反”、“肃反”地把从乡村到城市的乡绅、机关人才的几百万人杀掉，让所有的人恐惧得屎尿一裤裆，觉得明天就见不到太阳了。而后第二天起来，毛泽东和他的解放军绑匪们让他们见到了太阳，告诉他们是共产党、毛泽东和解放军给了他们活命生存的幸福。五亿幸存者感激涕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爱人民……”。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中华经典版本。
真实的情况是：共产党、毛泽东和解放军让中华国民得以活命生存，条件是国民们得奴才一样的忠于他们－－死活不得有怨言，要任劳任怨地为中共“心”福。的确贪官也经常在“培养人才”，但他们“培养”的先决条件是，你是男人便拿钱来，钱越多官越大；你是女人便请上床，越能贡献“性”福者官越大。
上述结论如果说是百分之百的对，那就太偏激了；如果说有百分之五十对，那又太保守了。总之中华红颜女官多贱命，贱却能贵且就是贵。这就是中共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