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我都提心吊胆地操作，那台冲压机压下来的时候声音能让人吓一跳。2004年4月3日下午，机器出了问题。我的右手手掌被冲压机死死压住，五根手指被活生生地切断了。我在车间里大叫，厂方叫保安送我去医院。到了医院，保安不肯进去，我只好忍着剧痛走进去。过了一会儿，厂里领导拿钱来了，对医生说：不要给他接了，包一包就行”…
珠三角打工族断指之痛：经济发展背后血泪史.
受伤工友像垃圾一样被人弃置
“两个月前，我丈夫在工作中，右手4个手指被机器剥走了肉，老板把他送到镇医院治疗。我们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就稀里糊涂接受了厂方安排，对医院一无所知。第一次手术是把他的手指缝在胸口长肉，第二次是拉皮手术，把大腿上的皮割下来包在手指上，然后再缝在大腿上让它慢慢长。一个月后从 大腿上取下来。医生说不久就可以出院了。
“可是一星期后，腿上的伤口开始流血，小指和无名指整个变黑了，食指和中指的末节也变黑了。我去问医生，医生说是我丈夫体质差，吸收不好，缺乏营养导致伤口长得慢。还警告我们离开医院后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我怕继续住下去整条骼膊都保不住，只好转院。我很想弄清楚，到底是我丈夫身体差，还是医院的治疗水平差。”
王福，河南兰考人，17岁。2004年2月28日，进入泰×集团做冲压工。进厂时，厂方既没有与他签劳动合同，也没有对他进行安全生产培训，就安排进车间工作。
“每次我都提心吊胆地操作，那台冲压机压下来的时候声音能让人吓一跳。2004年4月3日下午，机器出了问题。我的右手手掌被冲压机死死压住，五根手指被活生生地切断了。我在车间里大叫，厂方叫保安送我去医院。到了医院，保安不肯进去，我只好忍着剧痛走进去。过了一会儿，厂里领导拿钱来了，对医生说：不要给他接了，包一包就行。
在浙江永康打工的贵州毕节人熊祥军举着失去了三个手指的右手。熊祥军在永康市芝英镇一家家庭作坊，从事冲床加工工作。由于每天均要持续14个小时的连续作业，惨祸终于发生，他的右手被冲床巨大的压力拦腰斩断。
“医生没有听他的，把四根手指接上了，但是大拇指却永远没有了......更气人的是，我听说我的大拇指已经捡回来了，但厂领导却把它扔了。我们厂里的老板很厉害，厂里发生过很多工伤都没有赔偿过。在这个医院，就有我们厂8名工伤者住院。我听很多工友说，老板很可能是当地的一名人大代表。我很害怕，不知道今后怎么办。厂里一分钱伙食费都没有给，也没派人陪护。只有舅舅在照顾我，用他捡垃圾的钱给我买饭吃。”
张洪，湖南人，19岁。2003年9月9日进入惠州某鞋厂。厂方没有和他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提供安全培训，便安排他操作冲床。还规定一天工作11小时，一周工作7天。
9月29日，机器发生故障，轧伤张洪右手。虽经救治，食指和中指却永久失去了功能。厂方拖欠4000多元医疗费。
张洪的父亲多次到惠州劳动局，工作人员答应督促厂方。张洪手指发炎，日渐肿胀，也不见厂方到医院交钱。其父母多次去工厂催促，始终没见到老板。
一位办公室人员在电话中“接见”了二老，说张洪是在工作中睡觉而被轧伤的。厂方本不应负责，医疗费只承担一半。还说，“厂方不会赔钱了，你有本事就去告我们。”
每次听到这样的故事，冯连臣总很痛心。“无良老板的行为直接把工友推向生活的悬崖。我要用一支秃笔记下工友苦恼。我们不愿意发生工伤，工伤让我们失去快乐，整日在旁人鄙视的眼神中生活。有时我们像垃圾一样被人弃置在黑暗的角落，自生自灭，眼睁睁看着我们身上流出的鲜血，被无良老板当作美酒来畅饮。我们不甘心受冷落，可又无法改变现实。”
“为什么广东手外科发达？因为断指多，有市场呗！”
在方树泉医院医生办公室，两个医生正忙着写病历。说明要采访，其中一个抬头看了我一眼，说要医院办公室同意。
赶到办公室，出示了记者证。工作人员满腹狐疑地看着我，你到底要采访什么？
“了解一下这里手外科手术的情况。”
“哦，手外科啊，很多工伤的......你要是报道了，会不会影响我们这里的投资环境啊？”
我一时语塞，“白衣天使”在决定是否接受采访时，先想到的居然是投资环境！
手外科的谢主任是1999年建科时，从骨科调来的。手外科共有12名医生。每天平均急诊在15到20例，有时更多。伤者绝大多数是工伤。“听说广东是全国手外科最发达的地区？”
“从医疗技术上说，不是全国最好的，但从临床技术来看，确实是全国领先。这里手外伤的量很大，医生临床经验丰富。”
“怎么会有这么多伤员？”
“我们这里‘三来一补'企业多，主要是加工业和制造业，所以很多工人手受伤。你可以去顺德、深圳那边看看，那里的手外科也很繁荣，还有专门的手外科医院。”
十年前，很多医院的骨科都不愿意做断指手术，接一只断手至少两三个小时，哪有那么多医生做啊。有些人看到了市场，自己出去开设手外科医院，都赚了大钱。接一个断指一般要花5000元，一年断上几万只手指，还有其他手外伤，你算算，多大的市场！”
在互联网上检索“断指，医院”，很快就可以得到上千条介绍，但主要都在珠三角。
广州和平手外科医院网站介绍，自创办以来收治了6000余例急诊及门诊手术病人，断指再植成活率95.5%，尤其是指尖离断再植、手指多 段离断再植、双手十指离断再植等复杂、罕见的再植达到了国内国际先进水平。
恒生手外科医院，是1993年创办的一家民营医院。该院拒绝透露具体的救治数字。但在他们的网站上，这样介绍院长黄卫东：亲自主刀完成手外科手术3000余例。
顺德和平手外科医院，在珠三角可谓赫赫有名。两年前，这家医院的前身－－－三州医院手外科还挤在一幢破旧的三层小楼里。2004年，两幢高楼拔地而起。一位30来岁的手外科医生，在出席联合国劳工问题论坛时，说他10年里做过大约4000例断指再植，相当于平均每天一例。言者神情淡定，闻者无不诧异。
广东某医院手外科的宋大夫，6年前从北方某省医科大学毕业，来到广州工作。他的同事，也大多来自外省。“学手外科的人都知道，广东，特别是深圳这边手外科好找工作，待遇不错，还能给医生和配偶解决户口问题。”
在广东，几乎每个镇，都有专门的手外科。宋大夫估计，总数超过百家。而在广东、浙江以外的其他地区，手外科很多还设在骨科中，极少有专门的手外科医院。“为什么广东手外科发达？因为断指多，有市场呗！那些手外科医院完全是市场造就的。十年前，很多医院的骨科都不愿意做断指手术，接一只断手至少两三个小时，哪有那么多医生做啊。有些人看到了市场，自己出去开设手外科医院，都赚了大钱。接一个断指一般要花5000元，一年断上几万只手指，还有其他手外伤，你算算，多大的市场！”
刚开始工作时，面对血肉模糊的伤手，宋大夫有时也会害怕。“伤情各种各样都有：压扁的、整个手掌切断的、带烫伤的......有的肉都被压成泥了，只能截掉或者从身体其他部位割肉来补。时间久了，我也变麻木了。”
一次，宋大夫收治了一个小姑娘，老板说她有18岁，但长得极其瘦弱，个子很小，一看便是童工。后来一问，只有14岁。“遇到这种情况你们会报警吗？”
“不会，通常伤者的医药费都是先由工厂支付，报警了，谁来付医药费？没有了钱，吃亏的还是伤者。”
“这不是你的丑，是社会的耻辱”
从2003年7月开始，广东商学院教授谢泽宪、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巧燕与曾飞扬一起，开展一项工伤课题调查。他们对珠三角地区38家医院、1家职业病防治医院的582位工伤者进行了问卷调查，涵盖的地区包括顺德、中山、东莞、惠州、广州、深圳。
数据显示，71.8%的企业发生过很多工伤，来自农村乡、镇和县城的工伤者分别占工伤者总数的70.2%、15.4%和10%，城市户籍职工受工伤的只占4.3%，其中大城市的工伤者只占1.6%。
绝大多数工伤者是青年人，平均年龄26岁，31岁以下的占81.6%，17岁以下占4.5%。接近六成的工伤者未婚(55.8%)。
发生工伤最直接的原因主要是机器轧伤和割伤，占75.8%。受伤部位最多的是手指。被调查的工伤者总共有401人手指受伤，占受伤者总数的69%，受伤手指765个。
在现单位工作1年内发生工伤的占调查总数的75.1%，其中，新上岗发生工伤的占14.8%，上岗几个月之内发生工伤的占31.1%，上岗1年左右发生工伤的占29.2%。
工伤发生最多的行业是五金(32.3%)、家具(13.1%)、电子(8.1%)和建筑业(5%)。
工伤最多的企业是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其工伤比率高达53.9%，其次是外商独资企业，比率达到26%，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伤发生率只有3.5%和1.9%。
61.7%的工伤者没有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工伤者所在企业建立了工会的只占11%。
66.3%的被调查者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日平均工作时间为10.18小时。超过五成(50.9%)的被调查者经常加班，加班的时间最短的是1小时，最长的8小时，超过七成的被调查者没有任何休息日。
绝大部分工伤者没有按规定获得医疗期间的工资。正常发了工资的企业只占20.3%，减发工资的占16.4%，没有发工资和不知道有没有工资的分别为24.5%和38.5%。
在整理材料过程中，谢泽宪常常是看着看着就痛哭起来，需要很久才能平静下来。
她特意设计了“伤者能否得到外界帮助和支持 ”一项。结果发现，朋友、老乡、同事、家人对工伤者的关心程度非常高。维护社会公正的政府、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会、维护女工权益的妇联等机构，理论上应该都是工伤者最强大的后盾，而事实上，来自它们的关心却几乎看不见。
她最后得出了“工伤问题已经成为珠江三角洲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也是影响广东和其他省市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性问题”的结论。“高速发展的GDP掩盖了工伤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不符合科学发展观。”
谢泽宪分析，工伤的后果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工伤者生命和健康权益受到的重大伤害，其次是企业的经济损失和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由于工伤者绝大多数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青年，广东的工伤问题又演变成为外省农民问题和农村可持续发展问题。由于工伤发生较多的企业中有很大比例的外资企业，工伤问题又可能演变成目前备受关注的公司社会责任问题。由于工伤者的权益得不到应有保障，走投无路的打工者又可能诱发严重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问题。
谢泽宪观察到，刘先进们不太愿意把受伤的手露出来，受伤的阴影一直还留在心上。“其实他们完全不必这么自卑。要知道，这不是他的丑，是社会的耻辱。”
谁弄断了他们的手？
根据广东某媒体报道，1998年仅深圳龙岗和宝安两地对外公布的工伤个案就达到了1万多宗(多数都是断指事故)，引起了中央重视。中央四部委专门派来一个联合调查组。当时的情况相当严峻：深圳宝安区沙井镇青海电机厂，半年内竟然连续有48名员工断指。这家媒体还报道说，从1998年起，地方劳动部门已经不再做工伤事故统计。
6年后的今天，情况如何？
我没有查到官方公布的数据。
“珠三角每年发生断指事故个案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这是曾飞扬的判断。他是这样推算的：工伤探访项目有5个固定的志愿者，每人联系4家固定的医院，每次在每家医院至少完成5份探访表格。每个月探访3次。1年下来至少就 有3600张表格，也就是3600起工伤事故。而在珠三角，拥有手外科的医院总数超过100家，志愿者能接触到的，其实只是很少一部分受伤工友。他的推算得到了一些关注劳工问题的专家的认可。
常驻珠海、为外来工低价甚至无偿提供法律援助的乐祥国，正在调查珠海某企业，该厂1年内发生了58宗断指事件。
十余年间，珠三角经济蓬勃发展。可创造这个奇迹的打工仔、打工妹，工资水平仍维持在十年前，仍在承受工伤之痛。
谁弄断了刘先进们的手？机器！是机器吗？
曾飞扬认为，珠三角工伤事故频发，原因首先是部分企业机器设备陈旧老化。改革开放之初，在一片“引进外资”、“发展经济”的呼声中，很多被国外淘汰的机器设备被“引”了进来。“法院对深圳一家港资企业进行查封拍卖时，经专业机构鉴定，该企业的设备是20世纪20年代出厂的，已经没有任何价值。”
培训不足、仓促上岗也是主要原因。记者在医院调查的四十多位伤者中，没有一位承认自己受过安全生产培训。
周立太律师，因为替工伤民工打官司而名扬全国。深圳是他的发祥地。“断一只手，企业以前只需要赔几千、几万。我周立太帮民工打官司，他们要赔几十万、上百万。那些企业跑到政府去诉苦，说有这样的律师在这里，我们呆不下去了。”
最后，周立太黯然离别深圳。
曾飞扬们，虽不曾面临周立太的窘境，但也举步维艰。采访中曾飞扬一直强调，我们很注意把握分寸，我们不是工会，我们只是政府工作的有益补充，有的底线，我们是不能碰的。
工伤者出院后去了哪里？如何生活？
记者拨打他们留在探访表上的手机号码，几乎全部停机。
广东商学院社会学系的大学生曾对他们做过追踪调查。他们有的回了老家，靠着赔偿的钱开个小店，有的还在广东，等待着漫长的诉讼。
根据法律先仲裁后起诉的规定，外来工诉讼成本越来越高，这让工伤者苦不堪言。一个普通的工伤案件，伤残外来工正常的诉讼时间长达1070天。大部分人由于诉讼时间过长，不得不放弃，最终导致合法权益无法得到维护。
曾飞扬有很多想法，但资金的匮乏、身份的限制使得很多想法只能停留在纸上。“我很想建一座工伤纪念碑，就在工伤最多的珠三角。我们不能让打工者流血又流泪。”
“为什么不做呢？”
他沉默。“这该是政府做的，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农民工占职业病死亡总人数八成多
由于大多农民工只能进入那些工作环境差、待遇低、劳保差的劳动行业，且其社会保险、职业防护等措施得不到有效保障，农民工已成为当前我国罹患职业病的最主要群体。
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统计显示，去年全国死于工伤人员高达13.6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特别是在矿山开采、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3个农民工集中的行业，农民工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国有煤矿农民工尘肺病发病状况调查表明，接受健康检查的农民工患病率高达4.74％，最短患病工龄只有1.5年，平均6.69年。与正式职工发病最短工龄25年，发病率0.89％的数字相比，农民工职业病具有发病工龄短、患病率高的特点，其职业病以尘肺病最多，其次为中毒。
中国疾控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所长李涛说，导致当前农民工职业危害问题严重的原因很多：一是农民工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急于就业谋生，在谋职时处于被动地位，社会地位低下；二是许多企业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有的企业即使签订合同，也往往只强调企业自身的权利和农民工义务；三是目前职业卫生服务覆盖面低，农民工往往成为职业健康监护的盲区；四是法律法规执行力度偏弱，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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