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有一 副 “火爆得让男人流鼻血的身体”的 “芙蓉姐姐”，凭着自恋得近于失常的数百张S造型和自述语录，居然于瞬间就走红网络，先是在清华网站初露“芙蓉”，随之风靡全中国的网络，继而进入报刊和电视，“芙蓉教”应运而生，24小时都有5000网友同时在线，等待“芙蓉姐姐”贴出新造型或新语录， 相关网页高达近三百万篇。
与此同时，湖南卫视推出的“超级女生”，凭借无门槛的参选程序而风靡全国。尽管，参与海选的女子千奇百怪，进入十强的选手也绝无“选美”节目的靓丽，而是相貌和身材皆平平的姑娘，但正因为这种极端平民化的特征，“超女”才创造了大陆娱乐节目的一系列“天文数字”：全国报名参赛人数达15万；超过 2000万观众每周热切关注，截至8月19号的三强产生，已经有四亿人次收看；收视率突破10％，稳居全国同时段所有节目第一名；最高收视率还曾一度高于稳居收视率之首的央视《新闻联播》；报道“超女”的媒体超百家，北方报纸以为做了8个版“超女 ”就不得了，但南方报纸可以拿出32个版、40个版报道“超女”。在网络上，新浪“超女”专题留言接近200多万条，Google相关网页接近120万页……
借助于现代传媒的放大作用，超女具有的双重功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它既为平民女子的明星梦提供了无门槛的舞台，造就出一举成名的“平民偶像”，又为亿万平民观众提供了一场娱乐狂欢，满足了人们参与制造和追捧偶像的心理需要。进入三强的李宇春、周笔畅和张靓影，三人的“粉丝”们对偶像的狂热远非其他娱乐明星的追星族所能比拟。“粉丝”们给自为自己起名叫“玉米 ”、“笔迷”和“凉粉”，给自己的偶像寄去几千束鲜花和千奇百怪的礼物，有些“粉丝”在朋友聚会时为自己偶像的拉票，有些“粉丝”在闹市区请求过路的陌生人发短信选票来支持他们的偶像。
“超女”评委黑楠描述了他对这种自发狂热的亲身感受，他说：“这个节目的确没法去掌控，因为关注它的人实在太多了。每次我走近湖南台所在的广电大厦，还有几百米距离，就已经看见成千上万的“粉丝”们围在道路两旁，那景象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比如人数最多的“ 玉米”身穿统一的黄色上衣，列着方队，就像古罗马开过来的“黄色玉米兵团”，还高喊口号“玉米不怕累”，那种沸腾的场面只能用疯狂来形容……”
狂热的“粉丝”不止是年轻一代，中年“粉丝”也足够疯狂。据报道，“超女”们从酒店搬到别墅后，一群中年“粉丝 ”随后入住，包下酒店了“超女”住过的所有房间。“粉丝”们不让服务员打扫房间，一进去就开始翻找“超女”留下的东西。（见《黑楠宣布退出超女评委作客新浪聊天实录》 2005年08月24日 ）
“超女五进三 ”决选的前两天，在一个朋友生日的饭局上，我见过一个超女李宇春的粉丝，她问同桌的人喜欢那位超女，只要人家说喜欢另一个超女，她就会全力与之争辩；只要人家说喜欢李宇春，她就会请求对方现在就发短信表示支持。如果对方嫌麻烦或不知道发到哪儿，她就把对方手机拿过去亲自发。几个小时的饭局，她把大部分吃饭聊天的时间都用于发短信选票了。
超女创造的大众狂欢，也把知识精英卷入其中，褒贬不一的“超女”争论，被媒体形容为“超级争论”。某些人将“超女”贬为 “恶俗”，而另一些人却看出“超女”的微言大义，其中不乏苛刻的学者和评论家。他们认为：
1，“想唱就唱，要唱的响亮，就算没人有为我鼓掌，至少我还能够勇敢的自我欣赏；想唱就唱，要唱的漂亮，就算这舞台多空旷，总有一天能看到挥舞的荧光棒。”这首“超女”主题歌，激发出选手们的勇气和自信，也让每个参与者对成功抱有热烈的期望。
零门槛的开放式海选，打破了由精英长期主导的选秀规则，废弃掉以往的出身、学历、阅历、由来、专业等参与门槛，而变成只要愿意并敢于参与，超女向所有女人开放，上至老人、下至孩子，谁都有机会参与。所以，它 不仅代表了一种草根的平民倾向，而且代表了一种真正的平等精神。
2，观众的手机投票方式，蕴含着一种市民社会最应该具有的民主精神，新闻学家喻国明认为：一方面，现在的中国人已经接受了具有普适价值的游戏规则（民主和平等），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又很少有机会用投票方式进行选择。而超女的游戏规则为国人在生活中践行普世价值规则提供一种可能性，民主参与的冲动通过选择“超女“的方式释放出来。
一向对大众文化发出苛评的著名评论家朱大可也说： “超级女声以‘拇指投票’（手机投票）的方式开了‘文化民选’的先河。在选择超女的进程中，中国民众卷入了选择和投票的狂欢。其状况之热烈，前所未有，犹如一场盛大的游戏。 ”“频道的开关在你的手里，你爱看就看，不爱看就按遥控器走人，这就是‘观看的民主’，其间折射着民众的意志。”
3，超级女生象征着市民社会及其民意的觉醒，网络上有人贴出《“超级女声”和市民社会的惊鸿一瞥及参与意识的觉醒》。该文认为，超级女声的全民狂欢是对所谓主流意识形态的疏远，民众大声宣告“ 我的快乐跟你无关！”朱大可也认为：中国曾经是价值一律的社会，“所有的思想都必须统一于惟一的真理性标准。”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分层运动，价值分层、分化和分裂日益严重，加上表达意愿的途径被互联网全面打开，这样，我们就能在21世纪听见各种截然不同的民意。民意的多元化不是坏事，它在某种程度上预言了‘市民社会’（由自由市民主导的社会）的出现。”他甚至说：“超级女声让我们看见了，媒体一旦抓住了民意，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我觉得，民意是21世纪中国的第一生产力。”（见《超级女声：一场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反动》，《新京报》2005年8月 20日）
4，专家评委、大众评委和观众投票相结合的选拔机制蕴含着一种宪政精神，也就是“超女” 的选拔程序既民主平等又分权制衡，无形中培养了中国的民主素质。有网民把“超女”称为“非政治的政治”。
“超女”的单纯娱乐性和商业性，居然能让有心观众演绎出这么严肃的微言大义，大概也该算作大陆娱乐节目的空前奇观了。
尽管，我在某种意义上认同上述学者和评论家对“超女”的社会意义的评价，特别是在颠覆央视垄断地位和御用精英的文化霸权的意义上，超女具有多元化和平民化的社会意义。但也必须看到，人们从“超女”中读出的微言大义，与其说是高抬了“超女”，不如是出于对央视垄断的厌恶和愤怒。所以，对“超女”普及民主和有助于公民社会的期待，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善意期待。更大的可能是，在只允许虚幻盛世的娱乐化表达而不允许重重危机的批判性表达的独裁秩序中，国人心中积蓄了诸多无法公开倾吐的垒块，“超女” 在无形中就变成了一条“忘忧河”，通过娱乐狂欢来宣泄和遗忘胸中垒块。
事实上，在当下中国的大众文化狂欢的深层，蕴含着全社会性的精神危机：严肃的公共话题被禁声而庸俗的娱乐节目被纵容，便是这种危机的公共征候之一。以至于，媒体争相制作“快乐大本营” 和“超女”类节目，已经导致了阿Q式的虚幻娱乐病的泛滥，用软性的方式迎合独裁官权所划定的禁行和放行的界限，也就等于在消解着人们的社会责任和个体尊严。
2005年 8月25日 于北京家中
──转自《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