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江范本
义乌郊区的近江(化名)公司，属于外商独资企业。然而，近江公司的规模并不大，注册资本只有3050万美元。
义乌当地一家银行的国际业务部发现，近江公司上半年获得了境外关联公司两笔金额分别为6800万美元和580万美元的大额捐赠。因为属于非资本项下的交易，两笔捐赠顺利汇入，并在短期内迅速结汇，转移了现金。
工行义乌分支机构国际业务部的负责人说：通过此手法，近江公司既规避了超过3000万美元的投资项目需到商务部审批的管理规定，又避免了借用外债受项目总投资与注册资本差额的限制。这笔资金可能就是冲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躁动”来的。不过，这7380万美元的捐赠结汇之后的流向，外汇部门并不能监控。
今年上半年，七部委的宏观政策还没有推出，浙江各地的房价一涨再涨。杭州市(不包括萧山、余杭)商品房均价已达8500元/平方米以上，二手房价更是在近期急速上扬，纷纷接近甚至突破10000元/平方米大关，并在高位呈现放量趋势。杭州二手房中介“外滩房产”的工作人员以“多点开花”来形容当时的交易。
简单算一笔账，7380万美元的资金，如果直接投资于杭州的房产市场，15%的收益率，迅速增值了1107万美元。而且，即使它在国外“来历不明”，资金在房产市场一进一出，也安全了。
杭州海关知情人士透露，在义乌的非居民外汇汇款中，相当部分资金实为出口货款。一些个体外贸经营者串通外贸公司，在签订出口合同和货物出口报关时，利用海关无法对品种繁多的小商品作出合理估价的实际，低报货物价值，将实际货值与报关货值的差额部分滞留境外，伺机而动。一旦人民币升值预期等情况发生较大变化，这部分滞留资金马上通过对私收入等渠道流入境内，完成出口货款的回笼。
这种大额和可疑的外汇、人民币资金交易已经越来越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一份53页《2004年中国反洗钱报告》指出，从地区分布看，人民币、外汇的大额和可疑交易，主要都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和浙江这5个经济最发达的省市。长江三角洲的两省(浙江、江苏)一市(上海)悉数在列。
央行南京分行保卫处负责人表示：“5分钟的时间，资金就可以通过网上银行绕地球转好几圈。想要查明其原始来源，变得越发困难。”
黑转白三通道
央行南京分行调查发现，洗钱者主要通过几种形式，将资金不断地倒来倒去，改头换面，使其真正来源越来越模糊，最终完成“黑转白”。
一是利用虚假贸易洗钱。洗钱者将犯罪收益购买的信用证用于某项虚构的商业交易，伪造单据到银行兑现；有的洗钱者利用一些真实的商业交易来掩饰收益，但在数量和价格上做文章。
二是利用信贷回收洗钱。一些洗钱者利用非法资金作抵押(如存单、债券等)取得完全合法的银行贷款，再利用这些贷款购买不动产、企业或其他资产。
三是在证券市场，一些洗钱者利用股价变化起伏较大且交易痕迹不易调查的特点，用大额资金买进卖出，一举“变身”；在保险市场，他们常常购买高额保险，然后再办理退保，长险短做，通过保险将黑钱“净化”；在期货市场，交易的匿名惯例掩盖了洗钱活动，他们通过期货经纪人将犯罪收益投入其中，变幻莫测的期货价格、复杂的交易技术、来源广泛的交易资金等，都使犯罪收益很快就隐匿无痕了。
据统计，自2004年以来，江苏省银行共向央行报送人民币可疑交易96次，涉及金额22.52亿元；外汇大额交易453718条，涉及金额 1282.14亿美元；外汇可疑交易2444条，涉及金额11.57亿美元。可疑资金信息上报后，人行南京分行今年就接到了7起调查任务。
更为严重的是，因为“地下钱庄”的存在，在浙江、江苏“洗钱”行为已经形成常态。洗钱者利用地下钱庄，用民间借贷的方式转移犯罪收益。在南京、杭州的一些报纸上，会出现这样诱人的广告：“1000万元以下贷款，2~3天内放款。”“这是典型的地下钱庄行为，洗钱者可以利用他们完成活动。”央行南京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外汇资金丰富和地下钱庄盛行的温州，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强民间融资管理的意见》，明确表示，温州相关部门将继续对金融“三乱”进行打压，禁止任何人开办地下钱庄。对于地下钱庄，“一经发现，立即予以取缔，并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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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大额交易与可疑交易？《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对其范围作出了具体规定。所谓大额支付交易，是指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体工商户之间金额100万元以上的单笔转账支付；金额20万元以上的单笔现金收付，包括现金缴存、现金支取和现金汇款等；个人银行结算账户之间以及个人银行结算账户与单位银行结算账户之间金额20万元以上的款项划转。
如果市民个人账户短期内(10个营业日)累计发生100万元以上现金收付，就会被银行列入可疑资金交易－－央行将相同收付款人之间短期内频繁发生资金收付；存取现金的数额、频率及用途与其正常现金收付明显不符等15种行为，划定为可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