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怒哀乐不论善恶人皆有之。恶人有恶人之恨与爱,善人有善人之爱与憎。陈用林鼓起勇气、下定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境遇,公开自己的真正观点,表示自己的爱憎,脱离一个邪恶的政权,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姑且不论他的选择及观点是正是负,我们要问为什么他不可以自由选择?在中国大陆决无可能作选择;离开中国大陆还依然要冒风险作选择。为什么他作了自由的选择,却让这些丑类和白痴们气急败坏?难道这些族类真是出于对党对国的热爱,对“阶级敌人”的痛恨吗?我们见过这样的人,文革时红卫兵上街打老师、打妇女,忠于毛主席的造反派对“阶级敌人”下毒手杀戮,我们是见过的。
夜深人静时,我想到这些可算是中国社会中“菁英”的青年人,真是欲哭无泪。如说他们丑,他们平头正脸,还称得上“光鲜”;说他们白痴,又个个都有高学历。我也不相信他们是拿了钱,得了好处因而如此声嘶力竭。(也许个别是有的,拿了钱的人不大会乱喊乱叫,他们比较“冷静”,而且有“谋略”。)
到底这些国外的“愤青”怎么了,吃错了什么药。
这使我想起一件事:若干年前,我应邀在美国德州的莱斯大学演讲。我受欢迎的程度远比几个月后也应邀在该校演讲的王蒙要热烈得多。当王蒙演讲结束后,有人问他:“前些日子我们这里邀请了吴弘达先生来演讲,想必你对他有所了解,请问你对他如何看法!”
王蒙回答,“我同吴弘达都一样,我们都骂中国,不过他是出于恨,我是出于爱。”真是不愧为“才子”,回答如此高雅。
有人转达给我王蒙的话后,问我有什么反应。我说,“王蒙说他是出于爱,我是出于恨,这一点似乎并无大错。问题是他讲的‘中国’是什么内涵。我相信王蒙的那个 ‘中国’是指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这个‘中国’给了他部长级、中共中央委员的待遇。‘食有鱼,出有车’,哪有不爱的。”
一个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没有人权,50多年来在毛泽东、邓小平共产党的“阶级与阶级斗争”政治理论指导下,几千万人丧失生命,几千万人失去了家庭的“中国”,我是不会爱的。由此被某些人称作卖国贼,我是可以理解的。我绝不做那种“爱国贼”,而且尽会我所能,“卖”掉这个共产党的“中国”,迎接一个自由、民主、繁荣的中国。
中国几千年来都浸淫在“朕即国家”的传统之中。反对皇上、反对朝廷从来是一等大罪,对君主的忠诚从来是道德的第一位。王朝与国家之间是一个等号。三纲五常中的首纲就是君为臣纲。
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兴起“伤痕文学”,王蒙首先带头唱起了“娘打孩子,娘还是娘”的调子,全国不是一直在喊“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吗?党就是国,国就是党。反党就是叛国,反毛主席就是死罪。这位王蒙先生是共产党员,除了中间有一段“误会”被开除出党,划为右派外,他毕生以共产党员为荣。他爱的是共产党--一个充满邪恶的党,一个祸害中国的党,一个出卖中国的党。
听说这些向陈用林叫嚣的人因为粗暴无礼,其中一人还被现场的保安人员押送出场,当他出场时,居然喊了一声“我爱我的国家!”。当然他不会在这种场合下喊“我爱共产党”。我倒很同情这位年轻人,甚至也愿意相信他是一位爱国者,可惜是王蒙那一类的爱国者。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维持统治,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今天还在嚣张,这与我们国家的“国粹”,与我们国家里一大批党国不分,忠君忠党、正邪莫辨的人有关。你若不信,过些日子当胡锦涛来访美国时,你就会看到我说出的话不假。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