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这样的问题决不是闲着无聊来打发时间。除非等到某一天中国领导人直截了当地对这两个问题说“不”，共产党手上的血迹才有可能洗去，共产党的合法性才不会那么千疮百孔。许多中国人不接受共产党统治，正是因为共产党否认它过去的罪恶，至今依然对他们的残暴历史毫无歉意。
这也是中国存在着台湾“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共产党坚持说，作中国人就是要接受共产党一党专政这一政治现实。许多台湾人认为，如果做中国人就表示要接受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胡作非为的话，与其蒙受由此带来的耻辱，不如干脆就否定自己是“中国”人。
香港最近有一份民调发现70%的香港人以自己的中国血统为荣，但是，有同样比例的人为大陆政府的作为而感到羞耻。他们对北京政府传达的信息很清楚：我们的种族血缘，不是由任何政党下定义；我们也不能认同共产党的一些霸道野蛮行为。在香港人眼里，界定共产党政府行为的象征事件是1989年的6月4日共产党对学生打开杀戒。
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写着这样的文字：“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 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些话语至今仍被奉为圭臬。
毛泽东有多“正确”？
国际上广为人知的畅销书《鸿》的作者张戎在其极具震撼力的新着《毛：鲜为人知的故事》中，以触目惊心的新资料，无可置疑证明毛泽东是一个残暴的伪君子：他视人命如草芥，对人民的苦难无动于衷，其残暴冷酷比斯大林和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张戎详列毛泽东的所谓“正确实践”，其寡廉鲜耻和嗜血无情，令人觫然。以下只是几个例子：
1930年代，毛在他控制的“苏区”榨取贫苦农民所有财产以资助共产运动。许多“反革命”家庭被扫地出门，赶进牛棚，以便征用他们少得可怜的财产。
抗日战争期间，毛藏在延安窑洞里，发动整风内斗，清除异己，从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以农村小知识份子为主体的领袖集团，确立了自己绝对的领导权威。不抗日的毛泽东又怎会摇身一变取得抗战胜利？
1949年国民政府垮台后，毛的“新中国”成立。他迫不及待地发动另一场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杀人运动，并训斥某一个省份“心慈手软，杀得不够。”
杀掉“阶级敌人”不是他唯一目的。毛要尽可能多的人目睹那恐怖的场面，以使人民服服帖帖。他在1951年指出,“许多地方不敢大张旗鼓地大规模杀掉反革命分子。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50年代初，北京有数以百万计的居民被命令出席多达3万多场的公审反革命大会。1950和1951年，估计有3百万人被处决，虐待和自杀。
大批中国人被送进劳改营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以“改造”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习惯。在毛统治时期，每年，都有大约1千万此类劳改犯存在。据估计，毛时代有2千7百万人死于劳改营。
在声名狼藉的超英赶美大跃进期间（1958-61），近3千8百万人死于饥饿和劳累过度。对此，毛的反应是：“推行所有这些计划，中国人可能死一半。如果不是一半，可有1/3，或者1/10：那就是5千万人。死人的事不要怪我。”
为了报复那些反对他的疯狂计划的人，毛发动文化大革命 （1966-76）。结果，再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非命。
毛还下令全国“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结果，他的红卫兵毁掉了全国的古书，无价的古董和碑刻，以及西藏几乎所有寺庙。
粗略一算，在毛泽东和他的党吹嘘为丰功伟绩的新中国成立之后，至少有7千万人死亡。
1974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他对毛深深鞠了个躬，为日本入侵中国带来的苦难致歉。毛的回答是：“不必道歉。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才对。没有皇军的侵略，我们共产党不能打胜国民党”。
后毛时代的“新新中国”林立着摩天大厦、密布着现代化的高速公路，泛滥着无拘无束的资本主义经济。这个“新新中国”到底如何呢？现时并不像初看上去那么让人目眩。中国的窗口城市上海国民生产人均收入仍然是3千美元，只是台湾和香港的零头。共产党的苛政把这座20世纪初亚洲最先进的城市变成了当今繁华的世界里鲜有人去关注的穷乡僻壤。
中国共产党统治者必须正视历史，抛弃毛和共产党的遗产。中国需要制定一部体现真民主的新宪法。
中国人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已经等待了很久。一边贴着共产主义的假标签，一边在恢复资本主义经济，一边还蛮不讲理地说毛的功过是三七开，这正是今天的中国道德堕落的祸根。这就像是纳粹党还当权，现在的德国头目们宣称希特勒只有3分错。中国人有理由过得更好，中国人也需要过得更好，这样才对得起一度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
邵新明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
──转自《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