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眼”叫陈小斌，也是我们队的装卸工。比我们早来几年。因为一只眼睛瞎了，大家都叫他“单眼”。“单眼”为人孤僻木讷，不爱说话，只会傻干活，常常受到队长的表扬。大家都不喜欢他，爱拿他开玩笑。
“喂，‘单眼’，你的那只眼是怎么瞎的？”有事没事我们老问他这个问题，但他每次都不肯说。他越是不肯说，大家就越是想知道。
入秋后的一天，来了台风，我们不能出工，躲在车库里玩“打百分”。只有“单眼”一个人坐在一个破轮胎上，看着外面的狂风斜雨发呆。
“喂，‘单眼’，看什么呢？”有人逗他。
“单眼”不回答。
另一人就说：“还能看什么？看女人呗。”
大家哄然大笑。
“这就叫：‘单眼仔睇老婆，一眼睇赛’（一只眼睛的人看老婆，一览无遗）。”又有人冒出一句。
又一阵哄然大笑。
“喂，‘单眼’，你的那只眼是怎么瞎的？”有人趁机问道。
“单眼”从裤兜里摸出一包揉得皱了吧唧的“百雀”牌香烟，抽出一支，划一根火柴，点着，吸了一口，昂头喷出一串烟，说：“好吧。我都告诉你们。”
就从我的名字说起吧。我原来的名字叫陈小彬，文质彬彬的彬。现在的名字是文化大革命时改的。
一九六六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正好小学毕业。正当我们埋头功课，忙于准备升初中的考试时，报纸上发表了批判“三家村”的文章。我们都很兴奋，有一种大战来临的感觉。我们没赶上二万五千里长征，却有幸赶上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怎么能不兴奋呢？
不久，我们学校也揪出了“三家村”。原来敌人就隐藏在我们中间，我们更感到紧张了。这所谓的“三家村”，一个是我们的班主任，教语文的戴老师。一个是三年级的数学老师，一个是四年级的化学老师。
戴老师常常对我们说，她的梦想就是在我们中间培养出几个全国闻名的科学家、文学家。我们就写大字报揭发她，说她用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思想腐蚀我们。我会画漫画，就画了一张很大的漫画。画面上，戴老师坐在河边钓鱼。她手里拿着一杆鱼竿。钓饵是“成名成家”。我们把漫画贴在她的办公桌上。让她一坐下就看见漫画。
正当我扬扬得意于自己的杰作时，没想到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也烧到了我的头上。
我父亲也受到了大字报的批判。
我父亲是医学院的教授，副院长。文革开始后，学院里有人贴出大字报，说父亲是“反动学术权威”，扬言要把父亲揪出来。
这时候，，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号，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红卫兵。
在这次接见中，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个名叫宋彬彬的女学生，大胆地向一个大会主持人提出，要献给毛主席一个红卫兵袖章。在得到允许后，宋彬彬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把一个红卫兵袖章戴在毛主席的臂上。因为激动，她的动作显得慌张。戴好之后，她扭头就跑。
毛主席叫住了她，亲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
“我叫宋彬彬。”
“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毛主席看着戴着眼镜的宋彬彬又问。
“是。”宋彬彬回答。
毛主席笑着对她说：“要武嘛。”
宋彬彬当天就改名宋要武。
第二天，《人民日报》登载了宋要武讲为什么要武的一篇文章。一时间，许多人都纷纷更名“要武”。
我原来的名字是陈小彬，文质彬彬的“彬”，是毛主席不喜欢的“彬”。于是我也想改名“陈要武”，但我父亲说“要武”不像个名字，而且只要武，不要文也不行。再说，大家都叫“要武”，重名的人就太多了。不如把文质彬彬的“彬”改成文武双全的“斌”。我觉得父亲说的有道理，就到派出所把“陈小彬”改成了“陈小斌”。
接着，毛主席又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一直到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我因为父亲的问题，不能参加红卫兵，只能垂头丧气地躲在家里。看着同学们戴着红卫兵袖章，欢天喜地地坐火车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见毛主席，我心里不知有多羡慕。
这时红卫兵在社会上开始了“破四旧”运动。许多人被抄了家，戴高帽游街。我省著名的女演员“红霞女”也被剃了“瘌痢头”、涂了大黑手，在红卫兵的呵斥下，流着眼泪扫大街。许多“地、富、反、坏、右”分子，遭到红卫兵的毒打。红卫兵都穿着军装，腰间系着带铜头的武装带。他们打人时，最喜欢解下腰间的武装带，用带铜头的那一端抽人。据说有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当场被红卫兵用带铜头的皮带抽死。用红卫兵的语言，这叫：“红色恐怖”。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号那天，我陪父亲到学院的附属医院看病。看完病回来，父亲坚持要到学院看一会大字报。那时候父亲只是遭到大字报的批判，但还没有遭到揪斗，所以父亲对批判他的大字报非常关心。当我们走到大字报最集中的学生食堂附近时，突然看见第二教学楼的前边吵吵闹闹地聚集了一群人，还停着几辆大卡车。父亲一定要过去看看。
我们挤进了人群，看见医学院的一些最有名望的教授，一个个都带着高帽，胸挂纸牌，低着头，正准备被拉上车上街游斗呢。一个女学生站在卡车上，正在指手画脚地发号施令，指挥这场游斗。
我认识她。她是医学院的学生。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一年前医学院的校庆文艺演出上。
那天晚上，我提前来到大礼堂。后台管理灯光的电工老蔡和我很熟，让我到后台玩，顺便帮他看着点道具布景什么的，别让人拿走或弄坏了。我一个人在各种道具和布景中穿梭着，好奇地东摸摸、西碰碰。
有一个布景是一个神龛，用两道布帘遮着。大概是演《白毛女》喜儿到庙里偷东西吃时用的。突然，我听见神龛里有动静。我以为是有小偷，就蹑手蹑脚地摸了过去。
到了神龛那，我听见布帘里面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就掀开布帘的一角。只见布帘里有两条光光的大腿。我吓了一跳，正想回身悄悄溜走，布帘里有个声音叫住了我：“喂，小孩，别走。”我吓得浑身毛骨悚然，回头一看，布帘里露出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孩的脸。
“你，你是谁？”我哆哆嗦嗦地问。
女孩粲然一笑，说：“我是白毛仙姑。你呢？”她说着，掀开布帘，从神龛里跳了出来。她上身穿着一件红毛衣，下边只穿一条小裤衩，光着两条修长的大腿。
我说：“我是这的家属子弟。你在里边作什么呢？”
她又笑了，说：“今晚我有节目，我嫌化装室人多，乱糟糟地，就跑到这来换衣服。刚才把你吓了一跳吧？”说着，她又脱掉上身的红毛衣，只剩贴身的一件白色小褂。
我点点头，说：“我还以为真有一个白毛仙姑在里头呢。”
她套上一条白色的舞蹈裙。我这才看清，她长得非常漂亮，漂亮得让人感到头晕目眩，不敢直视。就象灯塔的灯光一样，只能远看。
她问我：“你一个人在后台干什么？”
我说：“我认识后台管灯光的蔡师傅，是他让我在这帮他看着点道具布景的。刚才我以为有小偷，才掀开帘子看了一眼。我不知道你在换衣服。”
她笑了，说：“看得出来，你是个老实的孩子。”她伸出手对我说：“来。咱俩交个朋友。我是基础医学系一年级的，叫沈梦蝶，沈阳的沈，作梦的梦，蝴蝶的蝶。你就叫我梦蝶好了。”
我很喜欢她这种平等待人的态度，就跟她握了握手，说：“我叫陈小彬。耳东陈，大小的小，文质彬彬的彬。”
这时她转身对着神龛说：“喂，你也出来吧。”
马上，从神龛里探出一个头。是一个戴着白框眼镜的男青年。他不好意思地朝我笑一笑，从神龛里跳出来，双手还提着裤子。他尴尬地朝我伸出一只手，跟我握了握手说：“很高兴认识你。我叫李涛。木子李，波涛的涛。”说着，“眼镜”系好了裤子上的皮带，说：“那好，你们慢慢聊吧，我先走了。”
沈梦蝶笑笑，说：“哎，别忘了，明天还是在老地方见。”
“眼镜”说：“放心，忘不了。”说着就消失在舞台的黑暗中。
“你吃什么呢？”沈梦蝶看我嘴里在嚼着什么，就问。
我从裤兜里掏出一包和顺甘草榄，递到她面前，说：“这是我最爱吃的。你尝尝，保证你吃了以后还想吃。”
她笑了。拿了一颗甘草榄，放在嘴里，有滋有味地嚼了起来。
“嗯，是好吃。再来一个，”她说。
“你要喜欢，都给你好了。”我把剩下的半包甘草榄给了她。她也不客气，说声“谢谢”就接了过来。
她换好衣服，对我说：“小彬，你替我看着衣服好吗？”
“好。”我说。
“谢谢你，小彬。”她高兴地摸了摸我的头。
她走了。我抱着她的衣服坐在角落里发呆。“沈梦蝶”，我喜欢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很有诗意。从那天晚上起，我就在心里叫她“梦蝶”。
那天晚上，她表演的是独舞，名字就叫“梦蝶”。是她自己根据《庄子》里的“庄生梦蝶”一段的意境而改编的。她的舞姿像月夜湖边随风摇曳的细柳，飘逸、朦胧。看着在台上絮翻蝶舞的她，我恨不得自己也化成一只蝴蝶，跟着她一起飞到天边……
那次以后，我在医学院的大操场上又碰到她，我和医学院的家属小孩常到那踢足球。她在那打篮球。见到我，她很高兴地跑过来，和我们踢了几脚。还问我要和顺榄吃。
我的小朋友们都很羡慕我：“哇，你怎么会认识她的？”“怎么了？”我问。“你不知道吗？她就是沈梦蝶，医学院有名的大美人。”我的朋友们说。
以后，我在大操场上常碰到她。每次她不是在打篮球就是在练跳高。有时我也去她那凑热闹，她的同学们问她我是谁，她就笑着说：“他是我弟弟，叫小彬。”
我没想到今天会在这又遇见她。
梦蝶身穿一身旧人字褚黄军装，腰扎一条宽大的牛皮武装带，这种牛皮武装带是五九年授军衔以后发给校官的。扎上以后，很神气。她头戴军帽，一条大辫子变成了两个小刷子。臂上箍着红袖章，手拿语录本，雄赳赳，气昂昂的。只见她一会吆喝这个，一会命令那个。一会又带头呼口号。大概是被游斗的教授还没到齐吧，此时他们还没出发。
父亲看到这幅景象，脸顿时绷紧了。眼睛里流露出愤怒和怜悯的目光。我怕出事，赶紧拉了拉父亲的袖子，催他快走。可是，父亲一向为人正直，他不忍心看着老友和同事遭难而自己却袖手旁观，所以迟迟不忍离去。
就在这时，梦蝶无意回过头来，在人群里认出了父亲。
“他就是反动学术权威陈明弼！”梦蝶手指父亲喊道。“我们找他找不着，他倒自己送上门来了。”梦蝶对她的同伙说。
顿时，一群学生围了上来，粗暴地动手揪父亲。周围响起了“把反动学术权威陈明弼揪出来”的口号声。
父亲被他们推搡着，拽到了那些“牛鬼蛇神”的旁边。
梦蝶命令一学生道：“快，给陈明弼弄一个高帽和一个纸牌。”
不一会，“高帽”拿来了，竟然是一个字纸篓。他们来不及糊高帽，就用一个字纸篓扣在父亲的头上。不一会，“纸牌”也拿来了。他们找不到纸板，竟然拿来一块教学用的小黑板给父亲挂上。小黑板悬的是铁丝。小黑板上写着：“打倒反动学术权威陈明弼！”陈明弼三个字上被打上大大的红叉。
父亲虽然遭到如此的羞辱，可是他毫无惧色，抬着头，昂然地站在那。
“低头！”梦蝶对父亲喝道。可是父亲仍然倔强地昂着头。我深知父亲的脾气，鲠直，刚强。这使他比别人更容易吃亏。站在他旁边的老教授黄家骐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似乎是说：“算了吧，老兄。好汉不吃眼前亏。”可是父亲还是昂着头。
梦蝶拿着毛主席语录本照父亲脸上“啪”地打了一下，说：“你低不低头？”
“我没罪，干吗要低头？”父亲的声音低沉而又强硬。没等父亲说完，“啪”、“啪”两声，父亲脸上又挨了梦蝶两下打。
“打倒反动学术权威陈明弼！”“陈明弼不投降，就教他灭亡！”梦蝶又带头呼起了口号。
父亲还是固执地不肯低头。只见梦蝶怒不可遏，“啪”地解开腰间的武装带，拿在手里，把带铜扣的那头对着父亲：“你低不低头？”
父亲无动于衷。梦蝶举起带铜头的皮带朝父亲抽去。
这时，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冲出人群，站在梦蝶面前，质问她：“你为什么打人？”
梦蝶愣了，大概她没想到会在这碰见我。过了约几秒钟，她才反应过来，看着我问：“你在这干什么？”
“我父亲有心脏病。你们不能这么对待他。”我指着父亲说。
我是想让梦蝶知道，陈明弼是我父亲，好让她对我父亲客气点。
没想到梦蝶说：“你给我走开！这没你的事！”说着，梦蝶揪住我的前襟，想把我推出去。我挣脱她，站在了父亲面前。梦蝶又过来使劲地拽我，我用力一下就把她推倒在地。她摔了个屁股墩。
这时，人群中有人唱起了当时最流行的一首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你要革命就站出来，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几个学生冲上来，要拉我走。
“慢！”梦蝶拨开人群，只见她把带铜扣的武装带拿在手里，对着我的鼻子，骂道：“狗崽子，你滚不滚？”
我看见铜扣上嵌有“八一”两字的五角星在阳光下熠熠发光。
其他学生，有男有女，也学着梦蝶的样子，解下自己的武装带，攥在手里，把有铜扣的那头冲外，虎视眈眈地盯着我。
我站着不动。我不信梦蝶敢真地打我。
梦蝶脸涨得彤红，暴怒的小脸反而显得更加俏丽。
见我仍不肯走，梦蝶终于轮起皮带，没头没脸地朝我头上打来。其他学生也跟着用皮带带铜扣的那端朝我猛抽。我本能地伸手去挡，可是已经晚了，一记皮带的铜扣恰好抽在我的左眼上。
我只觉得左眼金星四溅，接着一股殷红色遮住了眼球。我疼得用手捂住左眼，弯腰蹲了下去。可是无情的皮带还是不断地抽在我的身上、头上。我迷迷糊糊地还听见有人在骂：“狗崽子，装什么死！”
后来我神志因剧疼已有点不清了。只仿佛看到父亲被他们推推搡搡地拉上车，在一片口号声中，卡车和人群都走远了。
我忍着疼，站起来，在几个好心人的陪同下，跌跌撞撞地往医院走去，当天就住了院，动了手术。
我的这只左眼就是这么瞎的。
那天的揪斗游街一直闹到半夜才结束。母亲说，父亲回来时，浑身是血，头部被打破，头发和血都凝成一个血坨。脖子上被铁丝勒出一道道血印。父亲回家后，神智木然，嗒然若丧，嘴里不断喃喃自语：“那些打我的人，都是我的学生啊！”
尔后，我们家也被抄了。来抄家的学生里，也有梦蝶。他们把父亲带走了，从此，父亲再也没有回来。不久，父亲不堪凌辱，上吊自杀了。
一九六七年夏，文革已发展为两大派之间的全面武斗。我因为是“狗崽子”，没人要我。我也乐得当逍遥派，每天躲在家里装修收音机。我家就住在医学院校园里，是一栋独家小楼。红卫兵抄了我们家以后，房子都被红卫兵用封条封住了。只留下楼上的两间房让我们住。一间窗户朝前院，一间窗户朝后院。
那时医学院里，多数派“东方红”和少数派“延安兵团”武斗正凶。开始只是用棍棒、弹弓，武汉“七．二零”事件后，两派都到解放军那抢了枪，就真枪实弹地干了起来。双方都打红了眼，好像有深仇大恨似的，都忘了彼此曾经是在一个教室上过课、在一个食堂吃过饭的同学。
“东方红”把“延安兵团”的人围困在图书馆大楼里已达两个星期之久。据说大楼里“延安兵团”的人已经弹尽粮绝，快要坚持不住了。每天晚上，我都能听见图书馆大楼里传来“抬头望见北斗星，战士想念毛泽东”的歌声。
这天上午九点，“东方红”对坚守在大楼里负隅顽抗的“延安兵团”骨干分子发起总攻。他们用机枪压制对方的火力，然后“东方红”的敢死队头戴钢盔，用铺着砖头的乒乓球桌作盾牌，冲进了大楼，逐层逐层地争夺。
“延安兵团”的人，有的投降，有的被打死。还有的一面高呼口号，一面从三、四层上往下跳，当场摔死。“东方红”也有人被打死、打伤，不时的有担架从大楼里抬出来。“东方红”总部的高音喇叭里传来毛主席语录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只要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我和学院的一帮家属子弟们站在校内游泳池旁边的“上甘岭”上，从远处看热闹。这“上甘岭”是一座小土丘，是我们医学院的家属孩子们小时候玩打仗的好地方。我们都叫它“上甘岭”。
据说，“延安兵团”的头就是梦蝶。我有点为梦蝶担心，怕她这回难逃当俘虏的下场；又有点幸灾乐祸：“梦蝶，没想到你也有今天。”
双方打得越来越激烈了，子弹有时呼啸着从我们头顶上飞过，我吓得赶紧回了家。家里就我一个人。母亲和妹妹都到上海外婆家去了。我把门窗都锁好，也不想修什么收音机了，躺在床上，静听着外面传来的枪声和喊杀声。
忽然，我觉得外面院子里有动静。我赶紧把窗帘掀开一条缝，看见有一个人翻过围墙跳进了院子。此人头戴钢盔，穿一身军装，手里握着一枝“五六式”半自动步枪。衣服上满是汗渍土灰，已经脏得不成样子。他摘下钢盔，四下望了望，顿时我的心抽紧了：这人就是梦蝶。尽管此时她的脸被熏得乌黑，人也消瘦了许多，但是她就是化了灰我也认得。
梦蝶观察了一下院子里的地形，贴着墙根走到大门，从门缝里朝外张望了一会，便绕到院子后面去了。我赶紧到另一屋子，从窗户里窥见她朝屋后的煤棚走去。那原是我们家放煤的地方，也堆放了一些杂物。她进去了，就没有出来。
这时，院子里的大门被打得“咚咚”直响。我下楼去开了门，七、八个戴“东方红”袖章的男、女学生冲了进来。他们满脸杀气，手里都拿着枪。其中一个手拿驳壳枪、戴白框眼镜的高个问我：“喂，看见一个女的吗？戴钢盔、拿着步枪。”我立刻认出了他，他就是沈梦蝶以前的男朋友，“眼镜”李涛。
我紧张地看着他们。心里犹豫着。他们不待我回答，便冲了进来。“搜！”“眼镜”李涛一挥驳壳枪说。几个学生立即冲进了屋子。
他们把整栋小楼所有的房间，包括被封条封住的房间，里里外外，都搜了一遍，也进煤棚里搜了一遍。但什么也没搜到。
“见鬼了！明明看见她往这边跑了，怎么会不见了呢？‘斗鸡’，你没看错吧？”“眼镜”说。
被叫作“斗鸡”的学生国字脸，剃着“陆军头”，手拿“五六式”半自动步枪，腰里还别了一把崭新的“五四式”手枪，挺英武的。“斗鸡”突然盯住了我。“我觉得这小子知道些什么。”他对其他人说。
他们马上把我团团围住。
“斗鸡”用“五六式”半自动步枪顶住我的胸口，喝道：“说实话！你看见一个女的进来没有？不然老子一枪崩了你！”
我没想到以前只在电影上看到的情景，如今真的在我面前出现，而且当事人就是我自己。
此时，我并不感到害怕。我的心被强烈的复仇的烈火炙烤着，我不再犹豫了，脱口说道：“她在后院的煤棚里。”
这伙人立刻饿虎般地再次扑向后院。
过了一会，我听见煤棚那传来一声枪响和“哇呀”一声惨叫。接着就听见扭打搏斗的声音。我从窗户里朝后院望去，只见“眼镜”坐在墙根上，他的驳壳枪扔在地上，鲜血染红了他的大腿。一个圆脸的女学生正在给他拿皮带扎住腿根止血。他疼得龇牙咧嘴，嘴里一个劲地骂道：“我操你奶奶的！我操你奶奶的！”
梦蝶被“斗鸡”他们从煤棚里拖出来，按在院子的地上，还在拼命地扭动着身子挣扎。他们把她的右手从肩上弯在背后，左手从腰间弯在背后，“斗鸡”解下自己的一条鞋带，把她的两个大拇指在背后绑住。据说，这种只要一条鞋带就能把人绑得死死的绑人方法，是“东方红”的人从“警司”（警备区司令部）的战士那学来的。
在我省的驻军中，“警司”和省军区支持“东方红”他们那一派，而野战军一零七军支持“延安兵团”他们那一派。但“警司”和省军区参加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所以“东方红”近水楼台先得月，从“警司”和省军区那得到有力支持。据说“东方红”的枪都是从省军区“抢”的。说是“抢”，实际上是“明抢暗送”。而一零七军是野战军，驻地远在省北部山区，对地方上的事鞭长莫及，因此，别的不说，“延安兵团”在武器装备上就吃了亏。
反绑好以后，他们把梦蝶拉起来，推到“眼镜”的面前，一边用枪托打她，一边命令她下跪。她不肯跪，他们就用枪托打她的膝部，最后她被打得坐在地上，站不起来了。
“卫东，这‘母大虫’打死了我们两个人。把她毙了吧？”“斗鸡”用步枪指着梦蝶对“眼镜”道。
“眼镜”的脸因失血而变得煞白。他仍然靠在墙根下坐着。他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咬牙切齿地说：“慢！只要她喊一句‘打倒‘延安兵团’！’就饶她一命。”
梦蝶扭头看着“眼镜”，大声说：“李卫东（我这才知道李涛已改名李卫东）！你别白日做梦！我们‘延安兵团’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东方红 ’──”说到这，她的嘴上重重地挨了圆脸女孩的一枪托。鲜血立即从梦蝶的嘴里流了出来。她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接着说：“告诉你，我生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死是毛主席的红小鬼。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死，就是死得光荣、就是死得其所。要我背叛‘延安兵团’，梦想！我要──”没等她说完，旁边圆脸女孩又一枪托砸在梦蝶的嘴上。梦蝶朝“眼镜”啐了一口，吐出来的是带血的牙。
”眼镜”靠墙坐在地上，看着她，没说话。这时候，“斗鸡”说：“妈的！老子就不信制不服这‘母大虫’。”说完，他揪住梦蝶的军衣衣领，用力往下一扯，扯飞了几个扣子，露出胸前的一痕雪脯。
“‘斗鸡’，别犯混。”“眼镜”喝住了他：“给她个痛快的。”
“斗鸡”往梦蝶脸上啐了一口，从腰间抽出那把瓦蓝铮亮的五四式手枪，一拉枪拴，对准了她的前额。
“慢着！”，“眼镜”此时拿出毛主席语录本，说：“翻到第十页”。在场的人都拿出了自己的语录本。“眼镜”领头念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大家紧接着一起念道：“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念完语录，“眼镜”大声宣布：“沈要武（我这才知道梦蝶已改名沈要武），你站在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疯狂屠杀我‘东方红’革命战士，双手沾满了我‘东方红’革命战士的鲜血，实属穷凶极恶，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代表我们医学院‘东方红’红卫兵总部战地法庭，以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名义，判处你死刑，立即执行。”说完，“眼镜”把拿语录的手轻轻往外一挥，示意“斗鸡”可以行刑了。“斗鸡”便绕到梦蝶身后，把手枪对准了梦蝶的后背心脏的位置。
我从窗户里看到这情景，感到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了，血直往脑袋上涌，我手脚发软，身体发飘，有一种作梦的感觉。我抬头看了看天，晴空万里，只有几朵白云悠然地飘着。
梦蝶看到“眼镜”的手势，知道最后的时刻来到了，立即挺起胸，坐在地上高呼：“毛主席万岁！‘延安兵团’万──”没等她喊完，“砰”的一声，“斗鸡”的枪响了。只见梦蝶猛地往前一挺胸，便向右前方歪倒。她倒地后，两腿还在抽搐，“斗鸡”把她翻过来，又朝她前胸补了两枪，她才躺在血泊中再也不动了。“斗鸡” 还怕她没死，又踢了她几下。
他们终于走了。“眼镜”是用我家的床板抬走的。梦蝶的尸体却是被一根皮带绑着脚后跟拖走的。她仰着脸，双手仍被反剪着，两只美丽的大眼还圆睁着，怒视着南国的晴空。
她是死不瞑目啊！
我被这血淋淋的一幕吓得目瞪口呆。我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我原以为他们最多把梦蝶打一顿。我恨梦蝶，她害得我失去了一只眼睛，她害得我父亲上了吊。但我不想害死她。
梦蝶的尸体后来被她的“延安兵团”的战友们埋在了学院游泳池旁边的“上甘岭”上。坟前还立了一块碑，上面刻着：“沈要武烈士永垂不朽”。
不久，“斗鸡”在另一次武斗中中弹身亡。他的尸体也被“东方红”的人埋在了“上甘岭”上。离梦蝶的墓不远。他的墓前，也立着一块碑，上面刻着“黄要武烈士万古流芳”。
军宣队进驻学院后，说武斗中死的不能称为烈士。于是两块碑都被砸掉了。但坟还在。
我听说，在一九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期间，一天晚上“眼镜”独自骑自行车回家，骑到中山北路时，被人从背后用麻袋罩住，痛打了一顿，内脏都被打坏了，不久就死在了医院。
医学院的园工师傅们常常抱怨，说“上甘岭”上的那两座坟有碍观瞻，也不吉利。后来，那两座有碍观瞻的坟被平掉了，代之以花坪。夏天鲜花盛开的时候，总有几只蝴蝶在鲜花中飘飞着。
“单眼”讲完了。
大家默默的，谁也不说话。
外边，台风夹着暴雨发木拔屋。不知哪家房顶上的一块油毡布被整块掀了起来，在天空中一上一下地飞动着，像只黑色的大鹰。
从那天以后，再也没有人叫他“单眼”了。
毛文写于一九九二年
二零零二年七月十四日修改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七日改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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