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四日星期天的太阳在北京上空升起时，这是大家问的第一个问题。没有人问：“军队真的杀人了吗？”更没有人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而是：
“多少人？”
这曾经是，现在也仍然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之所以无法解答，是因为我们无法判断各类事件和数据的真伪；无法解答是因为不去想象未来，而只能修建过去；无法解答还因为政府不但无意公布人数，而且还竭尽全力不让人们了解死亡人数。然而，一个数字却是那天的北京市民所想知道的信息，也是我所需要知道的信息。
没有齐全的数据，也没有理想的图表。可能永远也不会有的。我们所有的仅是估计，来自医院的对死亡人数的不完全估计，以及无数目击者所提供的他们看到中弹倒地的人，他们抬着人去医院，看见挂在校门上被子弹打穿一条条孔的衣衫。传说有隐形凶杀；传说尸体被堆在一起焚烧；还有那些无名死者的传说。政府也公布了死亡人数。但是，怎么说也无法让人们接受为什么要死这么多的人；也无法满足人们所想知道的，究竟死了多少人。在此，正确与精确是不存在的。
即使有精确的数据，它们也只能展示北京人那天晚上所体验到的一方面。政府承认的数字是：近三百人被杀，八千人受伤。这足以将发生在北京的事件称之为大屠杀。然而，人们在星期天早上所想的则与之不同。他们认为，死亡的人数达几千，而不是几百。三千很快变成街头巷尾的人们所公认的数据。因此，大家坚信他们的政府草菅人命，把他们当作不值分文的东西。
我们有必要区分三百与三千吗？从远的角度来看，死去三百或三千都是无比残暴的。因此，数字本身毫无意义。从近的角度来看，即使死去一个人也是太多了。但是归根结底，少数一个死亡人数，都将是骇人听闻的谎言。因为对于每一个死去的人，对那些哀悼他们的人来说，屠杀了多少人事关重大：不被计入，就意味着永远的抹煞。尽管对其他人来说，数字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从广义上来看，重要的是屠杀行为本身的特性，政府对人民背叛以至让军队开枪，并且在最初命令下来很久以后还继续在开枪；对摧毁生命的任何记数，都足以证明对人民的背叛。然而，数字还是越精确越好。
精确的价值在于，一个明确的数字有助于澄清北京大屠杀的事实，使之不再局限于仅仅是指控。否则，事情则显得含糊，其形状不清，其意不明。一个明确的数字，能经受住每个政府赖于保持权力的易变和误传侵蚀的影响。 在本章中，我们将通过估计，通过数死亡人数，通过目击者对个人经历的叙述，来寻求那个数字。我们去寻找，尽管我们无法穷尽真相，但我们相信，寻求会带来教益。它会为我们展示当事人所体验到的灾难之特性，帮助我们勾画出整个死亡之轮廓。
那么，我们的工作从那开始呢？不能从目击者那方面去找。因为有许多目击者看到有人被杀，但还有许多目击者则没看见这些。更确切地讲，没有一个人能见证所有的屠杀。人们所看见的，是发生在周围的事情，其距离最多也不过是案发现场的方圆几十米之内。而恐惧、混乱和黑暗，有时能把他们的感觉产生错乱。怎么能把人们各自所经历的屠杀，归结成一体呢？
我们也不能按外国电视台摄影组所拍摄的长篇录像带来计量死亡人数。许多节目的收看者以为，他们从电视上看到了屠杀，但是他们所见的只是混乱的呼叫，军车疾驶而过，有人开了几枪，一些血染的衣衫和脸膛。录像带上看不到对市民的残杀。 正如BBC记者 Kate Adie所指出的那样，从录像上是估计不了伤亡人数的。“事情发生得那么快，那么残暴，再加上一片混乱，即使是世上最好的摄影记者，也无法像故事片摄影师那样。他们没有时间，没有角度，也没有奢侈去记录死亡。这不象电影，八分之一秒，倒下一个。人们死于从七百五十码发射过来的高速子弹冲击。摄影记者转过身来，他们已经倒在地上不见了。这些在电视台摄像机上是看不见的。”
虽然记者们不能在现场记录死亡，但是他们能够在第二天到现场调查伤亡情况。大多数人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找到东单血流成河的地方，他们找到长安街上沾有内脏和脑浆的人行道，他们找到紫禁城墙上齐胸的子弹坑。这些证据后面所隐含的行动之特性，使在场的观察者认为屠杀范围广泛，死亡人数必然非常多。荷兰的一个记者说有六千人死亡。苏联记者报道死亡人数多达一万。有两个目击者从历史博物馆外挥舞警棍的士兵那儿逃到城南。其中一位认为，任何少一些的数字都让人难以相信。“军队从五个方向一路打过来，一直打到天安门广场，把所有的交通要道都堵了。”他说：“如果我们发现死了一万个人，我也不会吃惊的。一万个人可能还是低估呢。我不清楚是不是我所看到中弹的人都死了，但是士兵用了致命的枪支，更不用说那儿没有人立即把你送到医院里去。把我所听到的那些都归在一起，死亡人数不可能少于一万。” 可见，这位目击者和许多人那天晚上所感受到的愤怒和背叛，需要一个相同力度的数据。他们自己看到那么多人在他们视线一二十米内死去。许多人死了。“许多”不可能是几十个，也不可能是几百个，这个数字得比这些都多。
星期天早上，第一批从广场回到校园的学生们吃的是一样的午饭。虽然他们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但各自可怕的经历都使人们震惊。“一些学生歇斯底里，大哭不止”，一位北大的住宿生在回忆自己看到第一批早上六点钟回来的学生时说：“一些学生被所发生的一切搞糊涂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另外一些学生非常紧张地坐在车里，一动也不动，什么也没看见。还有一些学生气得发疯。” 这些学生带回来的，比他们所掌握的证据多得多。他们把这些经历与感受传达给来听新闻的同学和本地居民。
有关部队致命行为证据之一，是学生带给大家看的子弹壳。“金属象花一样地弯下来”。一些住宿生说：“人说这是一种碰到你就爆炸的子弹。有个人告诉我，他看见他的朋友在广场上跪倒在地。他走过去看见他腹部有个小圆点。他想，妈的，他受伤了。当他伸手扶他的朋友起来时，发现自己的手伸进朋友背上的一个大洞里。他愣了几秒钟之后不得不把尸体留在那儿。他跑了。”
看到那些可怕的伤口，大家便以为解放军使用了为日内瓦公约所禁用的开花弹或达姆弹。其实，那些伤口是由解放军和北约组织的部队使用的进攻形步枪所至。那种子弹的钢心外包着一层防止枪管磨损的铜套，冲击时，子弹象炸开花式地脱开其铜套。它碰到人体时扎进一个小孔，但出来时则将肉炸开。那种伤口需要特级治疗。造成这类伤口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敌军数量，同时加重敌方医疗负担。
在北大和其它校园里，学生们不仅展示了弹壳，还放置了尸体。早上十点，载有几具尸体的卡车停在北大。车上有一个中了七、八颗子弹的九岁男孩。在没有尸体的地方，大家就陈列照片。到星期天中午，人民大学前广告栏上已贴满了被屠杀的尸体快照。人们把血衣和外套挂在正门的树叉上。校园外也有类似证据的陈列。在三环路北太平庄十字路口，学生们手举夺来的武器和血衣，证明军队之暴行。
但是物证还是不够。大家想要的是更一般的，不和某个死亡联系得太紧的，但又能显示死伤之规模的一个东西。大家想要的是一个数字。到了上午，传说中死亡人数的估计在一千和一万之间。大多数估计是在二、三千之内。在经历过前天晚上的人的眼里，那些估计没错。那些数字便开始得到公认。在北师大校园，一位美国籍老师从广场回来的学生那儿听说，死亡人数为三千。中国的一个心理学家，从北师大附近十字路口一位演讲的一个学生那儿，也听说人数为三千。早上八点，加拿大的一个记者在北京饭店楼梯上听到的，也是相同的数字。
这个数字是从哪里来的呢？来源之一是中国媒体。早上八点，电视新闻播送有二千人被杀。北京电台英文广播在下午一点时报道的数字是上“千”。政府没有公布这些数字。他们公布的数字很低。数字在几百之间。但是，大家视二千为下限，认为总数比二千多得多。星期天早上，北大的一个学生打印的传单上重复了电视台的报道，声称至少死了二千人。其中学生死亡人数有几百，受伤人数有几万之多。早上从北大学生自治联合会扩音器里传出来的死亡人数为二千一百。近午时分，北大传单公布的三千为最合理的估计。学生联合会传单声称，还有七千人受伤。
其它有关三千人死亡的消息来源于中国红十字会。这可能也是电视新闻所依据的消息来源。星期天早上，红十字会根据医院报来的数字估计，死亡人数为二千六百。他们将这个数字传达给包括加拿大广播公司在内的外国新闻机关。星期天早上，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联合会播送了红十字会的数字。日本红十字会也开始用这个数字。但这个数字为中国政府所否认。即使如此，一个在星期天到三环路红十字分会献血的美国人听说，红十字会还是估计死亡人数有“几千”。这位美国人和他的一个英国朋友曾听到一辆救护车发出的需要献血的紧急呼吁，结果他们来到分会献血时，却被护士长命令离开。
星期天早上，负有外交使命（包括代表国际红十字会使命）的瑞士大使确认了红十字会的数字。那天早上大使到医院巡查后估计死亡人数达二千七。出于外交礼仪上所需要的尊敬，这位大使被要求来否认他所估计的数字。由于缺乏文件，国际红十字会也无法把它作为档案。
我们无法证明二千六百这个数字。重新找到伤亡人数的唯一希望，是回到被红十字会作为其数据根据的各所医院。星期天，医院收集并发布了一些数据，但它们没继续下去。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上上班的大夫能较准确地提供一些估计，可是这以后就很少有人敢谈那天晚上的经历。大屠杀之后的当年，北京各医院的人事调动使得寻找那天在医院急诊室工作的医务务人员更为困难，而他（她）们，才是死亡情况最可靠的见证人。
大屠杀之后，北京传说医院并不是毫无准备的。有人接到做好受理伤亡准备的通知。六月一日，一个护士告诉北大的一个学生，她的医院接到命令要他们撤空除了特护病人的所有病床。我还从北京的一位信息提供者那儿得知，六月三日下午，北京医院也接到通知要做好接收伤亡的准备。有个太太在医院工作的人告诉我，她的上级提醒她不要在那天晚上上街。我还听说医院接到指示，叫他们只接受干部和士兵，不要接受市民，或者先给军人，然后再给市民治疗。指示中还禁止他们给市民签写死亡证书。如果确有这些指示的话，也没有人照办。
可是有关医院已做好准备之说却和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对不上号。市民医院可能接到需要他们服务的通知，但是我所采访的见证人都不知道他们将接收到的伤亡之规模。他们也缺乏应急所需的医疗器械和足够的血。
医院已做好准备之说，也不符合我所知道的两个那天晚上在医院工作的大夫所讲的情况。其中一位大夫写下他那天的经历，并在香港的报刊匿名发表。另外一位大夫则接受了我的采访。他们所描述的一切，只能为在战争中服役过的医务人员所想象。让我通过他们的经历，而不是他们的统计来重现当时的情景吧。
周六黄昏，第一位大夫从医院回了家。他注意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但我们还是能看出他的医院是南市距离广场三公里之内六、七家医院中的一所。晚上十一点以后，他听到装甲车轰隆隆地往长安街开去。子夜后不久，他家附近的枪声使他回到医院。到医院时他发现第一批伤亡人员已被抬了进来。其中，四、五个年轻人受枪伤，另外几个头上挨了打。子弹大多在肌肉而不在内脏中。他开始动手术，取出弹壳，缝合伤口。大多数受伤的人是不同年龄的本地居民，而不是学生。医院附近枪声越响越烈，伤亡的人不停地涌入。
周日凌晨三点，“几个人抬着一个男人进来，一个妇人扶着担架哭泣，我们检查后发现他的呼吸和脉搏已停止，瞳孔已完全放大。我们给他心脏注射，按摩，想把他救活，但没成功。他胸和腹部上的三处枪伤还在流血，但人已经死了。抱着他还活着的一线希望，他太太不停地呼叫他的名字。”
两个受同样伤的学生几乎同时被送进来。“他们的静脉动脉被击中，股骨头折断。送他们的学生，把他们的上衣和裤子用作止血带，扎在他们大腿上部以减少流血。但是鲜血依然如注。他们已出现休克症状：极度干渴，脸色惨白，血压突然下降。那时，抢救室的职工几乎都在，我们便立即把他们送进手术间。”
夜深了，那位大夫看到病人身上铜弹壳的尺寸比先来的病人大。他感到吃惊。子夜时，弹壳的直径为1.5cm。后来送来的近3cm。“伤口比例变大，失血变多。我们用完了从医院其他部门拿来的大量纱布和绷带。更糟的是血库里的血快用完了。我们的病人在休克之中，而我们却只能用血浆来维持他们的生命。”
受伤者有些被担架抬进来，有些被救护车送来。往往是几个一起来。“有一辆救护车上五个人迭在一起。我们把他们接下来时，发现其中三位已经死去。从校徽上来看，他们是(天津)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和科技大学的学生。把他们送来的学生说他们被天安门广场上自动步枪发射过来的子弹击中。我们竭尽全力抢救另外两位学生。他们的胸、腹部多处中弹。”没过多久，又一辆超载的救护车开来。这次车上有七个人。“其中四个已经死了。他们浑身流满血。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合上他们的眼睛。这时的急诊室已乱作一团：到处是血，人人在哭骂，好象都发了疯；所有的病床都满了，新来者只能躺在地上接受治疗。”五点三十分以后枪声变少，往医院里涌来的人流也才减少下来。员工们接收了一百多人，其中十六人死亡。
第二位大夫讲的首都医院的故事和第一位讲的相同。首都医院(参见图3) 是北京最老最大的综合性医院。它是用Rockefeller基金会给北京联合医学院的钱建造起来的。解放后，它被改名为首都医院。虽然八十年代它的老名字又被改回来，但是北京人依然称它为首都医院。它坐落在北京饭店东面两条街外，是接收从广场来的伤亡人数最多的三所医院之一。”（另外两所为同仁医院和北京医院。它门都坐落在广场东面。通常接收高干病人的北京医院于凌晨二点十六分开始接收伤亡者。)
我们采访的那位大夫不在首都医院工作。午夜时他正好在医院附近，便决定去首都医院急诊病房义务工作。凌晨近二点时，来了第一批伤亡人员。二点四十分，在广场东北角军人形成警戒线并开始射击后，伤员人数才猛然洪水般剧增。伤员有些是用三轮车，有些用公共车送来。司机一个个中弹，到医院时，司机已换了两位。还有些伤员是用救护车送来的。但救护车拂晓之后才开始正常运行。
“最忙的时间是早上五点左右，” 大夫回忆道，“那时天刚蒙蒙亮。”
我们听到好多枪声，还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来了一大批伤员。开始抬进来的是一床四位，现在是八位，翻了个倍。到处是血。推平床的人都是自愿者。有个人告诉我他已进出医院六次了。
病人都受枪伤。我从一张X光片上看到一个病人肩骨中的一颗子弹。我经手最惨的是一位胸腔被撕裂的病人。他背后中了一枪。我们冲进手术台抢救他时，他已经死了。我们翻他的背包找证明身份的证件，但找到的只有一本封面上写着解放日报的笔记本，还有解放日报餐厅饭票。看来他是个军报记者。他们把他送到陈尸所。这位记者是我亲眼看到的唯一一个送来就已死了的人。我所经手的其他病人每人都受枪伤。
虽然我不知道那天早上来了多少病人，但是我经手了四十八位病人。医院已满到不能再接收任何病人。手术实在忙不过来。
早上八点大夫精疲力竭地离开首都医院。虽然员工看到过比这更糟的情景，但他们白天整天仍在继续接收枪伤受害者。大多数伤员来自广场东北角。那儿军人和市民星期天从早到晚作了一天意志的较量。军人们在广场的每个入口形成双层警戒线，但数以百记的民众还是聚集在入口。东北角人最多。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了解广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另一方面是为了对清场表示无声的挑战。军人警戒线和市民愤怒的僵局形成一波又一波伤亡人流。早上九点四十六分，见证人看见士兵击倒九个人。十点零九分，又倒下二十个。两辆救护车几乎立即到场，但军人不让抬人。士兵伏击了一辆救护车，并在十点二十分火烧了这辆车。这以后的半小时之内，又有两个去拖伤员的人被击倒在地。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进行了整整一天。黄昏时，北京饭店视线内约一百个市民和医务人员被击倒。许多伤员被送进首都医院。
北京大多数医院也和首都医院一样接收到大量伤亡者，但它们没有床位也没有医疗器械。英国记者Jasper Becker 六月四日早上来到位于西单北面二公里的人民医院。他说：“医院看上去象个屠场。伤亡者被放在椅子、病床或地上浸透血的床垫上。许多人胸、腿或头上有子弹口子。学生还抢救了被打坏的士兵。我们看见一个浑身是血的士兵，显然他是没救的了。”
早上五点十五分，北大的一个学生到邮电医院时看到一幅相同的场景：350个床位，走道里被子弹打烂的人横在地上。有几张脸被打得血肉模糊。麻醉药用完了，员工累垮了。坐落在北京北面的第三医院是家大医院。只有这家医院报道了另一种伤：那儿，送来的学生为大面积烧伤。除此之外，整个城市医院都因缺乏人手和资源而不能处理大量中弹伤亡者。唯能起调节作用的是时间－－这取决于医院和部队进军的距离。
复兴医院是星期六晚上第一家接收伤亡者的医院。这是一家有一百多个床位的小医院，位于城市西面靠近木樨地的致命路口。六月三日晚上十点三十分左右，开枪从那里开始。晚十一点四十五分，一个外国新闻小组随救护车来到复兴医院。国际大赦从一个组员那儿得知“几乎每分钟自行车或三轮车就送来一个伤员。伤员大都是些设置路障的年轻人。”子夜过后一小时左右，学生们看到十九个人死在医院里。到了凌晨二点四十五分，死亡人数达二十六名。报告这个数字的学生，还看到士兵向营救伤员的救护车开火。受伤的医务人员也在这里接受治疗。凌晨三点二十六分，路透社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说复兴医院已有二十八人死亡，二百人受伤。
但是，那个区域的战斗远没有结束。据来自学生方面的消息，早上五点死亡人数达五十九人。事后医院的一位护士告诉北大的一名学生，复兴医院已满到无法再接收任何人。此话并不夸张。第二天早上的一个电话证实，医院停车场里挤满了死伤者，最小的三岁，最老的有六十来岁。
到了第二天早晨，寻找失踪者的亲朋挤满了北京所有的医院。宣武医院是一家坐落在北京西南的小医院。星期天中午，医院管理人员张帖出一张名单，上有死者的姓名和年龄。名单上共有五十多个人，最老的为五十四岁，最小的十七岁。这个名单不包括医院无法找到身份证明的尸体－－他们的数量和姓名。
星期天上午，在医院里走动的人中，有的是在统计数伤亡人数。尽管有医院领导和警察的警告，许多医务人员还是告诉大家他们所了解的情况。北大历史系的一个学生，因在医院收集伤亡数据被警察逮捕，并关了十来天。一位加拿大电视小组来到首都医院时，发现员工对是否接受他们采访分歧很大。他们甚至为此打了起来。结果是接受记者采访的大夫和护士制服了反对采访的员工。大夫们把记者带到停尸间去看那里的三、四十具尸体。但是，管理停尸间的人拒绝开门。大夫们使劲把他推到墙上，威胁说要是他不去取钥匙，他们就把门撞开。他答应去取钥匙了。但是他没有真地去取钥匙，而是去向医院领导汇报。院领导让电视小组离开。记者在被赶走之前走访了一个病房。他们所见的病人均受枪伤。伤口大多在四肢，有些在胸口，有一个在喉咙。虽然，记者无法核实在停尸间的死亡人数，但那天晚上，首都医院的一位护士说死亡人数为四十。
表一列出我收集到的星期天十二家市民医院和一家部队医院的伤亡人数估计。报告来自那天不同的时间，有些来自大夫，有些来自学生，有些来自外国记者，是个很不全面的的估计。与其说是统计数据，还不如把它们看作是北京伤亡规模的提示。如表所示，六月四日十一家医院里至少死了478个人。八家医院至少医治了920伤员。死亡人数的估计和那位北京大夫星期天早上经过和十一家医院联系后所得到的数字相符。 他计算下来这些医院里的死亡人数为五百多。
除表一所列以外，还有多少伤亡者到了医院？看来有好多。目击者强调星期天北京所有的医院都“挤满了伤员和奄奄一息的人。就连离广场十五公里地的海淀医院都挤满了人。” 伤亡人数之多，使一些医院不得不停止接收病人。人民医院的一位大夫六月四日早上告诉Jasper Becker ，三百多人那天夜里来到他的医院，但“大多数病人伤势过重，我们不得不把他们送往外院。”我们只能给三分之一的求医者提供治疗。
北京市1989年电话号码簿上有124家医院和诊所。并不是所有的医院诊所都接收伤亡者。接收伤亡者医院里伤亡人数也并不和表一所列相同。但是许多医院接收了大量伤亡者。我们可以用市三十二家在五月绝食抗议时提供医护的医院作基数来作估计。假设这三十二家医院在星期六晚上都接收伤亡者的话，假设这些医院抢救病人的平均速率如上表所估计，那么星期天拂晓的死亡人数则在一千四百左右，受伤人数估计为三千七百左右。此外，北京近百个小医院和诊所以及部队医院都接收伤亡者。由此推论，伤亡人数可能为上述的二倍之多。
即使我们能得到这些医院的完全统计，我们还是无法知道整个伤亡数字。因为许多伤员因担心被带上反革命的帽子而不想去医院。那些受轻伤的人宁可担当在公共医疗系统之外治伤的风险，也不愿冒被检举的政治风险。只有需要动手术或缝线的伤员才到医院求医。不情愿暴露伤情，可能是形成医院里死亡和受伤人数不平衡的原因。射击中受伤和死亡人数之比率一般为十比一，而表一中的受伤人数低得让人吃惊。
尸体也同样可以使活着的亲戚担惊受怕，因为“反革命暴动分子”的家属，可能面临政治惩罚。……还有些人则拖延安置尸体。他们把尸体作为政府施暴的物证，直到星期二还有一个人用三轮车推着他四岁儿子的尸体，满市对人群哀述军人是怎么朝孩子打了三枪。
“这是个李鹏说的暴乱分子，” 他哀嚎道，“这个暴乱分子犯了什么罪？为什么朝孩子开枪？这还是人民的军队吗？”
大夫尽力保护那些到医院求医的人。有些医院的医务人员只给伤员提供治疗而不记录他们的身份。一个外国记者从一位大夫那儿得知，首都医院员工“因为担心士兵来把学生拖走，所以他们尽快包扎，让学生出院。” 星期天早上，几位首都医院的大夫把两辆面包车上的受伤学生送到第三医院。这样他们离广场就远些，因此被举控犯政治罪的机会可能会小些。
据后来官方发表的文章，首都医院把一个“学生”转送到在北京东北方位的中日友谊医院。其实，这位年轻人是解放军军官。转院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他是首都医院偷偷地藏在实验室里三十四位(或更多)受伤军人之一。前面提到的那位当晚在首都医院工作的大夫知道，医院至少还收了另外九名士兵。他本人没有给他们看病。他在班上时，有个人手里拿着军衣下了楼，他说九个人穿便衣跑了。虽然许多士兵先被送到市民医院接受救护，但他们为自己的安全担心。军队发表的文章报道，在市民医院的士兵说他们受到流氓骚扰。医院员工把他们安置在公众看不到的病房以防受到攻击。一有机会他们便被秘密地转送到部队医院。
如果说我们不容易得到市民伤亡人数的话，有关军方伤亡的消息则更不为人知。我们只掌握一点点受伤士兵是怎么得到救护的情况。部队在几个地方建立了医疗急救中心。其中最大的一个中心，建在人民大会堂北面的入口处里面。小一些的一个救护中心在城市东南方向的天坛公园里。但是到了星期二，那儿断了粮，也断了医疗器械。星期六晚上部队派下来一些医疗小组和几个纵队。但是这和部队遭受的伤亡相比，人手还是远远不够。举个例子，据我们所知，那天晚上到了广场时只有七个护士还随队。虽然部队调遣人员，但他们还在远处。义务人员和医疗器械的不足，说明军队也没有预见那天晚上发生的伤亡，或者是他们对伤亡，包括哪儿发生伤亡之要事，失去控制。
部队尽量将其伤亡者送到解放军医院。城市内外有许多解放军医院。有些医院，如附属二炮（即中国原子能）医院，接收了一些市民伤亡者，但数目不大。在北京的军医指挥似乎不清楚该做什么。拂晓，三环路北边的北京野战医院到吉普车冲出三元桥路障时才收到一个伤兵。城市那边伤亡很少。有些医院因病人过多打电话来求助。整个上午二炮只接救助电话，到早上十一点，医院才主动开始安排一辆辆救护车去它院接伤兵。午夜时，医院收了五十四个战士。
一下子到不了解放军医院的伤兵，在市民医院里接受大夫的全面检查。据广为流传的报道，首都医院伤兵验血报告上显示，他们血液里有氨基丙笨。我的消息来源有三方面：据说伤兵告诉大夫，为了防止广场传染疾病，他们接种了御苗，而不是什么氨基丙笨。有些军人真的打了预防针。军人入伍时按中国军队按常规不打预防针。部队只给到所需要打预防针地方的军人打预防针。不管怎么说，亚洲和西方部队通常给要作几天准备，并可能会缺少睡眠的战斗部队打预防针。星期六晚上，解放军部队的特写镜头暴露出使用氨基丙笨症状：极度紧张，眼睛突出，瞳孔放大，脸肿。一个生动的例子是上校季新国的警卫。那位警卫是和候德建协商学生撤离广场的官员之一。从协商会议上季和警卫的照片来看，警卫有使用氨基丙笨的体症。但这个证明本身还不够详细。和许多与大屠杀有关的事件一样，部队出击时是否在氨基丙笨药力控制之下，这个问题还有待回答。许多目击者注意到的高度紧张，可能只是由担心所至。
寻求查不出来的数字是件无结果的事。最好的估计也只不过是大胆猜想，我们找不到真凭实据。这正是政府所想达到的目的。因此，寻找死亡人数并且问询为什么缺少一个准确的伤亡估计，是件有益之事。讲得简单些，军队和政府使用了各种手段阻止准确统计究竟死了谁。
掩盖屠杀手段之一，是在数尸体之前就使他们失踪。一些在空地的尸体被收起来装在卡车上运走了。星期天早上十一点二十分,一位外交官看见部队在建国门一带把尸体装上卡车。另外一些士兵把人群控制在远处看不见尸体的地方。星期天早上，三环路西边至少有一辆标有首钢印记的卡车载着戴黄头盔的人把遗体往西搬运。听说，首钢工人和前夜从西边来的士兵打了一场恶战，所以那些看上去象工厂民兵的人，很可能是冒充工人的特工部的警察。星期天和星期一晚上，来往于黑暗街头没有标记的停尸间白色卡车把刚死的尸体从公共场所搬走。这些卡车没有把载运的尸体送到市民医院。
另外一个让尸体匿迹的办法是将其就地焚化，但我们不知道解放军是否那么做了。早上五点五十八分，最后几个学生快离开天安门时，一股浓烟从广场升起。六点四十分，另一团火升起。北大的一个学生从南面的一幢楼里看见，广场上的火焰随着新扔进去的东西升起,降落。从滚滚浓烟来看，想必在焚烧的东西上浇满了汽油。早上六点四十五分和七点三十分之间，浓烟上升三次，每次持续约五分钟。
看到那些火的人，包括一个在北京饭店楼顶上观望的外国记者，都认为好象是在焚化尸体。她回忆道“那个气味很呛人。” 此外，还有许多人凭直觉认为尸体被火化了。这种直觉并不建立在人们所见之事之上，而是人们对前一天晚上所发生事件的感想。……清华的一个学生坐在广场南角的一棵树上。他说早上六点四十五分他看见士兵们把塑料装尸袋重叠在一起盖上雨布。但他没有说接下来他们是否被火化。北大学生传单上写着：“军队用推土机把尸体铲成一堆，然后焚烧。”
由于死在广场上的人数有限，并且其中许多人被送上救护车，用推土机堆尸体然后将其焚烧的形象很牵强。许多就地焚化的证明也不够具体。另外，还有一些实际问题说明火化不可能发生。人的尸体不是很快就被烧掉的。焚化一具尸体需要几个小时的高温。一个较可靠的、有军方信息来源的中方消息证实，至少在一个地方（虽然他不知道哪儿）坦克碾碎的遗体被铲起来用喷火器焚烧。地址不详的地方可能是木樨地桥。那儿水泥上留有10cm火烧印，人行道水泥砖上的痕迹有一半深。人民英雄纪念碑后面广场水泥石头上很深的印迹，可能也是焚烧压得稀烂的尸体的结果。广场其它印迹好象是焚烧帐篷和其它可燃物，而不是尸体。虽然部队没有公布军队摄影师那时拍摄的火烧照片，他们一直说那天早上燃烧的只是些堆积在广场的垃圾。在此，我最多也只能提供一个含糊的结论：星期天军方可能燃烧了一些遗体，但数量很少。
其它使用喷火器的报告不是关于焚烧尸体，而是攻击活人。一个前一晚上参加活动的学生告诉一位外国老师，士兵把市民逼到市中心的一条胡同里用喷火器烧他们。如前所诉，大面积烧伤的学生确实被送到城市北端的第三医院。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便是个不幸的讽刺。中国匠人早在十世纪前就制造出第一把喷火器。称为“火矛”的武器，能把燃烧的火药喷向敌人。但使用“火矛”的目的不是为了焚烧敌人，而是为了与其保持距离。
使屠杀规模不为人知的另一手段是避开众人视线。大家怀疑部队偷偷杀人。所有这方面的证据均为二手材料，但我从两个不同方面听说军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枪毙学生。文化宫坐落在天安门东门侧，部队把这个地方作为对付广场的一个基地。我们从几个第一手资料那儿得知，文化宫被用作监禁星期天早上抓来的人的临时拘留中心。虽然大多数治安人员是军人，但那个地方看上去象是处于警察管辖范围。星期天中午，五个外国人被拘留在那儿，其中一个是英国观光者，一对美国夫妇，一个意大利记者和一个十五岁的巴基斯坦男孩。那个英国见证人告诉国际大赦，审讯时警察用电棍折磨他们。“那时他听得到邻近楼房里传出来的尖叫声。那儿关押着受了伤的被拘留的中国人。他们头或其它部位受伤。他们的手被捆在身后，手和套在脖子上的绳子连在一起。”下午两点离开文化宫时，他看见楼房里面至少有八十个人。他说：“象个屠场。”香港报界也报道了其它发生在文化宫里的肆意拘留和折磨。
据说解放军不但折磨被拘留者，而且还在星期天早上用枪托处死了近两千人。这个传说起之于部队的一个著名将军的(外)孙子(女)。那天他和别的学生一起被带到文化宫，但当警察领导得知他的身份后就把他放走了。我还从别处听到相同的故事，所不同的是，据说士兵用刀处死被拘留者。这两方面的消息都说他们没用子弹杀人。如此规模的处决究竟发生了吗？似乎不可能。对士兵来说用手屠杀是件艰难的任务，对指挥员来说他们难以维持用这种方法处死二千人所需要的时间。因此这类传说不可能属实。但蓄意折磨和虐待可能使有些被拘留者死于囚禁他们的人的手中。他们的死亡也永远不会为人所知。
最后，还有一个事后掩盖伤亡规模的手段。那就是销毁所有留在纸上的痕迹。他们是那样做了。北京医院放射学家接到指示要他们销毁那天晚上拍摄的所有枪伤的X光片。一点证据都没留下。
政府掩盖真相的最直接手段，是发表与其公布的很少市民和军人死亡相符的伤亡数字。六月六日那天，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下午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了政府省级统计。袁说死了近三百人(包括市民和军人) ，其中二十三个是北大的学生。据另一个市党委报道，军人和警察共死了近一百名。袁木说二千市民受了伤，而受伤的士兵为五千。 陈希同市长在六月三十日的讲话中把受伤军人和警察人数增加到六千多，死亡人数为几十。他把学生死亡人数增加到三十六位。
这些数字有几个用途。一个是为了说明军队损伤多于市民：士兵宁可自己挨打而不用致命力还击。他们才是重大牺牲者。他们这样做维护了解放军的荣誉。第二个目的，是为了说明部队没有象大家所担心的那样直接镇压学生。考虑到成千上万学生参加示威游行，三十六位死亡是个小数字。这些数据最后一个含意，是虽然军事行动引起伤亡，但是伤亡之规模和部队所遭到的对抗比例相当。部队不得不使用武力，几百人死了。但屠杀了几千人则无此一说。死者的尸体被推土机铲起在广场上焚烧也无此一说。
政府的数字可信吗？就连我十一家医院的简单统计表都表明其数据不可信。政府是不是搞错了？显然不是。一个退伍军官告诉一个外国朋友，部队情报部的军官们开始接到市民伤亡报告时流泪了。政府为什么在极力防止泄露与政府不同的证据的同时公布荒谬的数据？
有一个可能，是因为政府自己也被屠杀之规模吓坏了。所以，他们决定修改统计以隐藏屠杀真相。更现实一些的解释，是为了平息公众舆论。不提供可信的死亡人数，可能起到一个作用－－和否认与谣传不同－－精确可靠的信息不会在国内公众舆论中造成恐惧。含糊其词是一个对舆论釜底抽薪的有效工具。一旦官方统计明显地含糊不清，要是人们忘却的话，他们会认识到最终信息(也就是最高权力) 掌握在统治者手中。
为了炫耀那种权力，特别是在省里炫耀权力，中国政府决定控制统计数据。任何传送和政府不一样的数字行为均被视为散播谣言－－在中国这种行为可被控告有罪。大屠杀两天以后北京很少有人敢在公共场合说死了多少人。但在外地，许多人为了奚落政府的统计数据，用夸大的数字来谴责政府。他们因此受到散播谣言的控告。
大屠杀之后和我谈过话的流亡在国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开始怀疑红十字会公布的2,600的估计。他们曾经想要一个和部队残暴相当的数字，可现在运动失败了，控制权回到共产党手中，他们怀疑早先的抱负，觉得那些数字象他们早先的期望一样为夸大其词，正如一个人所说，是“痴心妄想。” 北大的一个学生说：
“我的好朋友们一个也没中弹。”大多数人对我也是这么说。很少有人提得出名字。因此，他们对上几千之说存疑。这儿的问题不是在于他们的逻辑，而是在于他们是什么人。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基本上和社会其它部份分开。许多人不接触工人。但成了解放军炮灰的是工人而不是学生。许多为学生的事业献身的年轻人并不为他们所知。他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那些死去的人的身份。
然而，象中国政府那样，一直声称那些人没有死则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位朋友都安然脱身的北大学生至少还情愿说：“死亡者的总数肯定比政府承认的多得多。陈希同市长报道几十个士兵被杀，那么用简单的逻辑可以推出比士兵多几倍的手无寸铁的市民已死亡。” 虽然是这么说了，但他还是谨慎地补充了一句：“但在估计人数时，我变得越来越保守了。”
还有一个人半年之后向我吐露：“我想伤亡人数是几百而不是几千。”“我猜三百吧。你得相信政府的统计数据。对于事实中国政府从不说谎。政府试图隐藏事实，但一旦它说什么事件发生了，什么事件就一定是发生了。你得相信它。” 我想对他说，只有中国人才会相信政府。我们对政府要我们相信的事怀有健康的将信将疑的态度。
在这场数字之战中，政府赢了。人们意识到，他们没有证据证明他们觉得是对的的死亡人数。私下的估计越来越使人生疑。这种疑心和中国人根深蒂固地相信政府除了不正确地表达事实以外从不说谎，引起许多人宁可作出谨慎估计的误差。他们接受几百而不是几千。就连国际媒体也对把数字去掉个把零之举弯腰。现在，死亡人数通常被说成是几百而不是几千。
这可能是最残暴之举：我们现在否认被杀的人是死了，我们遗弃了政府没有宣称的事实。
我还是不相信正式公布的三百这个数字，我同样也不相信过高的一万估计。真理想必存在于两个数字之间的某个地方。我不知道具体在哪儿。目前我所能记录的只是我们无法确定那个数目。在没有更明确的信息的前提下，我那些不完整的发现使我认为红十字会星期天早上提供的二千六百死亡人数比其它估计更现实些。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们会看到真正的数字，但我们也有可能永远无法知道究竟死了多数人。
话说回来，数字改变不了现实。冷酷的事实是许多人丧生，事实是我们无法数死亡人数。关键是不要因为争执杀了多少人而昏了头脑。我们该认识到这种屠杀在活下来的人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背叛的阴影。人们不仅死了，还可能没被归入死亡人数。这样做使他们从历史上消失。这才是六月四日星期天永远的遗失。
表一、北京十三家医院伤亡统计
医院 地点 床位 死亡 受伤
首都2 中心 --- 40 ---
朝阳3 东北 --- --- 100*
儿童4 西 --- 55 100
二龙路5 西 256 --- 40
友谊6 南 --- 43 ---
复兴7 西 --- 59 200
第三8 北 --- 95 125
人民9 西 --- 4 105
邮电10 西 330 28 150
铁路11 西 711 85 ---
二炮5 西 --- 4 ---
宣武12 南 --- 50 ---
无名13 南 --- 16 100
来源：
1 全国医院目录，第1-2页
2 CDP-1022；CDP-0929
3 A105
4 ASA 17/60/80，第17页； CDP-1022
5 CDP-0622
6 A109
7 ASA 17/60/80，第17页； CDP-0716
8 CDP-0717
9 Jasper Becker, 伦敦卫报，1989年6月5日
10 Duke， 铁屋，第120页； A100
11 ASA 17/60/89，第17页
12 CDP-1090
13一个医生，“一个医生眼里” 第74页
--- 无数据。
*提供信息部门(人士) 说明为不完全。
编者补注：
（1）解放军三〇一医院蒋彦永大夫在2004年2月24日上“人大”“政协”会议书中说：该院急诊室从6月3日晚１０时至半夜１２时，收治了８９位枪伤伤员，其中７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伤员中只有一名军人，臂中枪弹。蒋大夫证明，该院的尸体被放在停尸房的地上，由解放军看守。因死者都被诬称为“暴徒”，尸体不准领走。6月4日上午，该院还遇到送来的两名中毒昏迷在坦克中的战士，因该院不懂处理，转解放军307医院。
（2）2001年6月7日《大纪元》转《博讯》载文称，有目击者见证：6月3日晚至4日，儿童医院收治伤员达二三百人，死亡者达二十多人。开始医院还对伤员进行逐一登记，以便以后向本人或所在单位收取费用，但到了十二点时，电台播出了中央告全国人民书，指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立即意识到这个定性将使所有的受伤者有受到迫害的可能性，立即将名单撕毁，以保护伤员。该文说，丁关根的小姨子张先玲女士的儿子，是6月9日以后从天安门西侧的二十八中门前的花坛中挖出来的。（见《从“六四”血腥镇压到策划“卫国战争”逼人民陪葬》）
原载《议报》第206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