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身东北农村，父亲是革命烈士，中共当权后，作为烈士遗孤，被政府收养，那时，我把党当作爹娘，把政府当作家，决心为党献出自己的一切。学校领导、老师认为我根正苗红，加意培养，不到二十岁就入了党。读高中时正是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时期，到处放农业高产的卫星，当地干部也不落后，上报亩产一万斤。人民公社大食堂敞开肚子吃饭，很多粮食烂在地里，丰产不丰收。县委还搞了一个三年进入共产主义的决议，好像就将进入天堂一般。大炼钢铁，硬性收缴居民的铁锅、铁刀、铁钉……大肆砍伐树木，到处是炼铁炉，火光冲天，树木烧铁器，熔成一块铁疙瘩，也算完成任务。不久，灾祸来临，出现了大饥荒，大批农民饿死。看到这些，尽管我悲痛无比，但我仍然坚信党中央是对的，是下头干部的问题，是个别地区的问题。谁知，到北京上大学后，才知道全国各地都是如此。我的心情很沉重。一九六一年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县以上干部大会），据说是“晚上看戏，白天消气”，会后，毛泽东退居二线，农村实行“三自一包”，全国的形势开始好转，我认为党能发现问题、改正错误，仍不失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那时我对共产主义坚信不移，听党的话，做到又红又专。
一九六四年， “四清”运动开始，毛指示，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清华大学师生参加了北京郊区的“四清”运动。那完全是一场整人的运动，农村各级干部，不管好坏，一律靠边站。动员群众揭发、查证，似乎问题越多、越大，“四清”的成果越大。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工作，并且与解放军总参谋部及北京市的干部一起工作。这段工作，使我惊讶地发现了大清华帮和各个政治帮派争权夺利的情况。
“四清”没结束，文化革命就开始了。刚下校车，原”四清”工作队的领导就站到被批斗的行列，整人者和被整者互换位置的情况在文革中出现多次。那时，我同亿万青年学生一样，被引导到处煽风点火，打倒、炮轰，很快全国各地各单位都瘫痪了，“造反有理”成了最时髦的口号。一阵革命狂热之后，我发现清华大学成了中共党内各派直接较量的战场。我逐渐地看清了我一贯热爱和崇拜的毛泽东的真面目，他原来说一套做一套，玩弄阴谋、权术，为了个人的权威，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打倒一切，砸烂一切。那时我的心都碎了，理想破灭了。试想这样一个品行恶劣的人，怎么可能领导全国人民到达共产主义天堂？于是我从一个文革积极份子走入了逍遥派的行列。我决心再也不沾政治这一行了。
难熬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由于毛的去世而结束。那时人们欢呼第二次解放，包括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在内的“四人帮”被逮捕和审判。我知道，他们是忠实执行毛的革命路线的，但滑稽的是人们却仍然欢呼打倒”四人帮“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为了挽救频临破产的国民经济，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中共实行了改革开放，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经济搞活了，人民生活有了改善。胡跃帮等人平反了大批冤假错案，这些使我对共产党又有了希望，但使我气愤的是，我被骗了那么久。中共宣传说中国人民生活得如何幸福，台湾人民吃香蕉皮，南韩如何穷困……世界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等待我们去解放。可到国外，看到的和听到的却完全相反。我吃惊和气愤，全国人民也被骗了那么久！
八九年“六四”，天安广场的一声枪响，使我对共产党的一点希望完全破灭。
一九九二年，法轮功在中国开传，由于她“真、善、忍”的法理和神奇的祛病健身效果，短短几年功夫，吸引了上亿人修炼。使人们道德回升，身体健康，这给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带来多大的福份和好处，同时，法轮功迅速向国外流传，至一九九九年，约三十多个国家有了法轮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古以来，中国还未有任何一个人能像李洪志先生那样在国际上受到如此的尊敬和欢迎。可踏着“六四”学生鲜血上台的江泽民和中共互相利用，硬把这千万好人推向了对立面，并使出全部的罪恶技俩和力量来企图铲除法轮功，真是愚蠢之极！可镇压六年多来，江及中共骑虎难下，四面楚歌，无法收场。而法轮功却在全世界迅速流传，现已流传至七十八个国家和地区。“转法轮”等著作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出版发行，法轮功受到各国的褒奖一千多项。可以说，迫害法轮功是中共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大的罪行，共产党自己打倒了自己。
读了“九评共产党“，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马克思主义一出生就是一个反天理、灭人性的邪恶幽灵，中共原来是苏共操纵的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是投靠苏俄的卖国组织，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犯罪集团和邪教组织，它对众生和神佛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为曾是它的一个成员而深感羞耻。
在这里，我奉劝胡锦涛、吴帮国、黄菊、吴官正等，望你们好好读读“九评共产党”看看是否是事实，是否有道理，你们都是聪明人，只要良心善念尚存，就能冷静、理智地作出自己的选择。
天网恢恢，善恶分明，苦海有边，生死一念。 @
2005/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