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谈的是有关中共诞生确切的时间，当时中共的党员人数，参加一大的代表，和台湾共产党与中共最早的关系。
早期的中共党庆是苏联的国庆
一九三七年十月，我初到陕北，当时中共并没有党庆之说。那个时期我的印象，苏联的国庆就是中共的党庆。第一次，在距离西安大约一百八十里的三原云阳镇（原彭德怀的红军前敌指挥部）青年训练班（主任冯文彬；教务长胡乔木）学习，十一月七日这一天，我们的伙食加了菜，每个学员都吃到了几片肉。政治指导员乐少华（一九五二年一月自杀）即席讲话，他说：“同志们，今天是伟大的苏联十月革命的纪念日，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建国的节日……”。
第二年的同一天，我在延安又吃了几片肉，还是庆祝苏联十月革命的。也在这一年（一九三八年）－－中共成立了一个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委员会，开始中共党史的研究。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王明兼的，实际的负责人是杨松。杨松曾经是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的政委，到陕北后任中宣部副部长，一度代理部长。“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以及当时的中共党史教材都是他主编的。我在延安时，杨松一向待我很好，我日后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兴趣，可能受到他的影响。杨松于一九四二年死于延安整风。
中共“七一”建党之说是错的
早期中共党人提及建党日期的，如邓中夏与李维汉，他们都说是一九二一年六月。这一说法的根据是，一九二一年六月中旬，上海临时中央发出通知，中共一大定于一九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举行。持“六月”说即以此为据。到六月底，由于准备参加的代表多数没有到上海，所以决定改期。一九三九年十月，中共中央的《共产党人》创刊，毛泽东写发刊词，原文有“一九二一年六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该文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将“六月”二字删去了。
毛泽东这个“六月”之说，明显的是错了，没有人敢指出，所以，有一个时期，关于中共建党的时间，都是这么写的，“一九二一年七月”没有正式日期。
这个问题延安讨论很久，没有结论。但是毛泽东已经察觉到“七月”建党之说，是较为有根据的，当时毛泽东对于抗战以来的中共发展，颇为得意。一九四零年他在延安的一个讲话中，公开为中共建党日期拍板，毛泽东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明年是党的二十周岁，我们党从七月一日起庆祝一个月。”随后，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准备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庆祝党的二十周年纪念。一九四一年六月，中共中央正式发表文件，以七月一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但是，其后大量资料证明，七月一日是中共诞生之说也是错的。正确日期是七月二十三日
很多中共最早的党员都写过中共一大，其中包括张申府、刘仁静、李达、张国焘、罗章龙、朱务善、周佛海、陈公博、陈谭秋、包惠僧、董必武等，一部份还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六十年代我在香港常向张国焘请教有关中共党史的问题。当时资料不足，我和张国焘都同意毛泽东的七一建党之说，认为中共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说谎的必要。一九七六年八月五日，我参加在墨西哥举行的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也曾为毛泽东七一建党之说辩护。但是，以后我接触中共资料愈多，愈对毛泽东的七一建党之说发生怀疑。
陈公博的回忆中说，一大的召开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日。陈谭秋的回忆中说，一大的召开是一九二一年七月底。陈公博和周佛海的回忆更写到一九二一年七月底上海的社会新闻，我根据上述线索，查到当年的上海申报，果然发现与他们所述的情节相符合。于是我致函我的苏联朋友石克强（K.V.Schevelyoff，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教授），请他帮我查一查共产国际的档案文件，他回答我说，根据中共一大后，共产国际代表给莫斯科的一份报告，开会的确实日期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五日。
这是一九七八年的事，当时石克强教授还寄给我一份莫斯科出版的一九七二年第六期《亚非人民》双月刊，其中有马林报告的原件，一九八零年中共的《人民日报》才承认了中共建党是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的说法。毛泽东关于中共建党日期两次都说错了，仍然没有人敢驳他，中共党庆仍是七月一日，因为那是毛泽东订的。
中共一大有多少党员？
中共建党时到底有多少个党员？有五十三人、五十五人、五十九人等各种不同说法。笔者比较倾向五十九人之说
中共建党是由各地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或称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选出代表参加的。当时各地小组成员到底是多少人，中共的资料也说法不一。例如北京的小组就有十四人、二十人、二十二人的三个说法。
根据笔者粗略的统计，中共一大时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上海约二十人，北京约二十四人，湖北约十三人，湖南约十八人，广东约十人，山东约九人，这个数字加起来当在约一百人左右。但是，有些参加过共产主义小组的人如戴季陶、邵力子、张东荪等，不久就退出了。有些参加过共产主义小组的，实际是信仰无政府主义，如北京的黄凌霜，广州的梁冰弦，也不久和共产党人分裂了。 中共成立时包括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广东、山东、日本东京七个小组，东京小组有施存统、周佛海两个人，都是从上海去的，应该算是上海小组的一部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许多交叉性的人物，例如陈独秀在上海，后去广州，张申府先在北京，后去欧洲，李汉俊先在上海后去湖北等等。上海小组的浙江人数多，常往来上海与浙江之间，也有人称为杭州小组的。
有一个奇怪现象，早在中共正式成立以前，四川就有了一个青年共产党，是杨尚昆的哥哥杨□公领导的。四川的党不但没有参加中共建党，而且成员之一的吴玉章的党龄曾经在中共七大引起争论，要从一九二五年算起。中共一大有多少代表？
中共一大代表有十三人，十二人，十一人，十人的四个说法。
十三人的说法是对的，其中包括张国焘、毛泽东、董必武、李达、李汉俊、刘仁静、陈谭秋、包惠僧、何叔衡、陈公博、周佛海、王烬美、邓恩铭等十三个人。
十二人之说的原因是，早年毛泽东的名单没有包惠僧，理由是，因他参加一大是作为陈独秀的个人代表，不算是正式的代表。张国焘的名单没有何叔衡，理由是，因为何参加一大时是位“冬烘先生”，对共产主义完全无知，后来也因为听不懂大家讨论的内容，提前走了。
十一人之说理由是参加一大的两个山东代表王烬美、邓恩铭，当时□是中学生，予人印象不深。
十人之说的理由是，在上海开会时，何叔衡提前走了，不久又遇到法租界警探的搜查，转到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开会，李汉俊、陈公博都未能参加，所以只剩下十人了。
中共一大选出陈独秀为书记（后称总书记），张国焘管组织、李达管宣传。当时陈独秀还在广州，在陈未到任前由周佛海代理，周又去日本，由李汉俊代理，李又和陈独秀意见不合，一气而去武汉，再由李达代理，李达又在一九二三年脱党。中共建党与共产国际
中共建党时几个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契年维可斯基是最早的中共建党的联系者，马林正式参加一大，代表国际指导，随同马林参加中共一大的还有尼科尔斯基，他是国际联工的代表，张太雷以翻译的身份也参加了中共一大，他不算是代表。
中共建党时共产国际和苏联都在争取和中国实力派军阀的合作。中共一大时，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权威的两个人，“南陈北李”（南陈指陈独秀，北李指李大钊）都没有参加。理由是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也在争取中国实力派军阀的支持，陈独秀在广州担任教育厅长，做陈炯明的工作；李大钊在北京接触北洋军阀，做吴佩孚的工作。
四川和湖南的共产主义青年大部份去了欧州，当时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十分活跃，他们分别参加了法共、德共、比共，后来又组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再后来又改为中共旅欧支部，其领导人先是张申府，后来是赵世炎，再后来是周恩来。张申府是周恩来入党的介绍人。中共旅欧支部一向由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也没有参加中共的一大。
中共一大的纲领有两版本。一个是陈公博一九二二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凭记忆以英文写出的；另一个是共产国际所存的档案，为俄文，一九七九年才出版中文版。两者内容有些不同。
中共建党与台共建党
有一位著名中共党人参加了台湾共产党的创立，这个人就是彭湃，彭湃是广东海丰人，日本留学生，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共，五大、六大的政治局委员，他是中共党内与毛泽东齐名的农民运动专家。
根据共产国际的资料，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共产国际指示日共渡边政之辅，中共的彭湃，朝共的吕运亨等三人筹备组织台湾共产党。当时因为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台共又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总部设在上海法租界，由彭湃负责领导。台共的纲领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台湾民族独立”“建立台湾共和国”。
谢雪红是台共的代表人物，她在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共，一九二六年又在莫斯科参加俄共，一九二八年台共成立后，当时彭湃以中共的经验，主张台湾革命应发展农民运动，谢雪红提出“马克思主义与台湾具体情况的结合”，主张“工人、农民、中产阶级的联盟”。一九二九年八月，彭湃在上海被杀，谢雪红成为台共的核心人物，一九三一年被捕，后被释。日本投降后是一九四七年台湾“二二八”事件的风云人物，同年底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并参加中共。一九五八年在中国被打成右派，一九七零年十一月五日死于文革。
台共另一著名领导人蔡前（蔡孝干），他曾经参加过中共的长征，中共在大陆建政初期，任中共台湾工委主委，他到台湾后不久就被捕，参加了国民党。
台共在历史上一向有亲中派与亲日派的斗争。根据日共的资料，谢雪红属于亲日派。迄今台湾还有几位台共元老，他们与世隔膜，秋风落叶，花果飘零，似乎已经不为人注意了。
──原载《开放》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