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陈丹青这样的大教授和我这样的名不见经传的乡村教师并列在一起，并不是想沾大教授的光，我只是想以我与陈丹青的不同选择来见证我们今日中国的艰难处境－－不仅仅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出了问题，不仅仅是我们的招生体制出了问题，不仅仅是我们的大学生出了问题！
陈丹青，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本是一个功成名就的艺术家，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早以《西藏组画》等作品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探索的足迹；1980年从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毕业留校执教；1982年以自由画家身份移居美国纽约。旅美一十八载，归来只为教学育人。而今，“始终不能适应当前‘学术行政化’ 的教育体制”，受聘第一年勉强招了5名博士生，居然因为外语考试不过关，毫无商量余地一个也不留地“报废 ”；而长达4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像“三八线”一样不可逾越的又是政治、外语考试分数线！《中国青年报》 3月23日相关报道的引题说，“他愤然宣称：对任何一位想当艺术家的青年，今日的考试制度是不折不扣的荒谬与侮辱 ”。
陈丹青的选择出走，之所以能够走出这一步，很重要的原因是他“除了无“娜拉出走之后 ”怎么办的后顾之忧，主观上是他有真正的艺术家的情怀和抱负，尚未被现行教育体制异化。”（鄢烈山《论陈丹青的“出走”》）陈丹青的出走，是对现行教育体制的大胆说“不”，但从他能够选择出走的原因就可以看出：陈丹青，在今日中国只是个“异数”，只是个“个案”，而不可能具有普遍性。
虽如此，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无独有偶，继陈丹青出走之后，又有北京大学法学教授的贺卫方先生选择以“拒绝招收硕士生”的温和行动再一次向现行的不合理教育体制大胆说“不”：2005年6月24日，贺卫方在中文网络发表《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他于其中指控了北京大学法学硕士招生考试制度的诸多不合理之处，在数次向决策者提出批评与改良建议而未见成效之后，心灰意冷的贺卫方终于决定，“自2006年起，不再招收法律史专业研究生。”对此， 羽戈在《贺卫方：一块引发雪崩的石子？》一文中评论说：“或许我对此的评论有些危言耸听：就在2005年的中国，这两位声名显赫的先生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掀起了一场针对教育体制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它终将载入中国知识人的自由精神史。”我不知道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能走多远，但我愿意看到这种运动后继有人，不要如徐友渔指出的那样令人失望：“我在各种会议上、饭局上见到过各种专业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担任学院院长、系主任职务的学者，他们谈到导致陈丹青出走的种种类似弊端，无不感同身受。对问题的分析也可以说是鞭辟入里。但我同样知道，在慷慨激昂的谈话之后，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相反，大多数人实际上还是照样开会、布置、填表、争经费、争项目，做一切自己表示不屑的事。我们也许不可能像陈丹青那么坚决和彻底，难道不可以多多少少为改变不合理的体制尽力，而不是一面批评，一面却支持和巩固，以至于使人真的认为，不合理的东西是根本不可动摇的。”（徐友渔《陈丹青出走 我们都有责任》）
面对同样不合理的教育体制，陈丹青选择极端激烈的“出走”，贺卫方选择温和的“拒绝招收硕士生”，他们处庙堂之高来大声说“不”，我只是一个乡村教师，可供选择的余地更少，但我也有自己的说“不”方式，我选择的是“不爱本职工作”“不做螺丝钉”！他们是处庙堂之高来大声说“不”，我是处僻野乡村小声地说“不”。虽然他们的声音大，传得远，但我相信，我的声音是与他们相和的，我们最基层的说“不”声音比他们更有标本意义，会唤起更多人的觉醒！
早在两年前，我就在《不做“螺丝钉”－－我为什么不爱本职工作》一文中对现行的教育说“不”：“我为什么不做螺丝钉呢？换句话说，我为什么不爱本职工作呢？都说诚信是立人之本，立国之本，可工作却逼着我说谎。我的职业是教师，我们一直在那儿一个劲地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我想对教师之所以有这样高的评价首先是因为教师是孩子言传身教的榜样，即教师自己起码要是个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人。然而，现实生活中，我们教师是怎样做的呢？不要说上公开课教师一遍遍地试教让学生一起玩演戏的事，不要说上面来检查了让学生突击大扫除，不要说学校出了事故教师逼孩子说谎，不要说抄一篇论文发表求得高一级的职称（学术腐败），不要说改一改学生的考试分数以使自己班上的学生优秀率高，不要说媒体上公开披露的教师打学生逼学生吃粪吃痰强奸学生，不要说以办各种兴趣班特长班为名乱收费，也不说我亲眼见到的一教师拎下一学生的耳垂一教师拍了一学生六句耳光，只说说我们教学生的内容就足以令人心寒！……我们的孩子，读着的是怎样一种枯燥乏味，毫无人性的课本啊！我们的孩子，读着的是怎样一种自欺欺人，又无法自圆其说的学说啊！我们的孩子，读着的是怎样一种是非颠倒，逻辑混乱的文章啊！明明是杀人不眨眼的冷血魔王（比如斯大林）法西斯恶棍，我们却要教学生这是“人民领袖”；明明是大跃进人为的灾难饿死了几千万人，我们却要教学生这是“三年自然灾害”；明明是党中央集体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却要教学生这是“四人帮”造的孽；明明是腐败堕落透顶，我们却要教学生这是“伟大光荣正确”；明明是封建式的专制是党天下，我们却要教学生这是“民主集中制”的“民主”；明明是上级任命的各级政府官员，我们却要教学生这是“人民代表”选出来的；明明是９０００万的人生活于贫困线（８２５元）以下，我们却要教学生这是“太平盛世”…… 所以我说：教师是天底下最大的骗子！然而，我们教师是心甘情愿说谎的么？令人可悲的是：认识到自己的说谎，却无法改变，却不能不叫自己停止说谎！所以，如今的中小学教师最痛苦，他们中患有不同程度心理疾病的高达４５％左右！”
我只是个乡村教师，虽然早在两年前就对现行教育大胆地说“不”，但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像陈丹青一样顺利地“出走”，还“赖”在岗位上半死不活地拖着，因为我正如 徐友渔指出的那样“我们和陈丹青一样，不会轻易去责怪同事和顶头上司，我们和他一样，知道人们的难处，更是深知体制的惯性和力量。陈丹青可以和体制告别，但大多数人做不到，除了勇气、魄力，还要有本钱。”是的，我就做不到陈丹青的决绝，虽然我有勇气和魄力，但我没有“本钱”：我有后顾之忧，我找不到更佳的养家糊口的工作！是的，对大多数中小学教师来说，除了和小孩“混口饭吃”，还有什么本事、本钱呢？师范教育的专业化、狭隘化，使千千万万的中小学教师，没有了找到其他“饭碗”的可能，使他们丧失了说“不”的权力，只能在痛苦煎熬中“沉沦”！我们教育事业的失败，是注定了的：教师没有了说“不”的权力，教师成为了 “说谎”的工具，教师成为了“专制”的帮凶，这时候，我们的教育还会不被扭曲吗？
我选择自己的说“不”方式，除了“不爱本职工作”“不做螺丝钉”之外，我还选择了大胆地说出真话！“当一个社会有不合理现象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表达我们的不满，这也就是德国的法学家耶林所倡导的‘为权利而斗争’。这种表达是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如果大家面临不合理的东西都忍气吞声，不去表达自己的不满，其实伤害的不仅仅是自己，而且包括社会的整体利益。”通过多年长时间的思考，我得出一个结论，用我和朋友通信中的话说：“如果我们还有希望可言的话，我觉得只有二条路可走：一是民主政治，二是人性教育。所以，我写的文章，一切都围绕这二者来的。我的思考亦是围绕着这二者在转。我希望自己的思考，对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有所助益。”我一切的认识，都是从思考我们的教育开始的，我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现实：我们的校园中，我们的孩子学得很苦，我们的教师教得很苦！教和学，为什么都是苦差事，而不是件乐事呢？这是应该的吗？这是正常的吗？这是天经地义的吗？这是不可更改的吗？我们为什么非要受那么多的苦不可呢？我们难道就没有另一种选择了吗？这世上难道就没有一种令人愉快的教和学吗？是的，我们所受的苦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所受的苦都是自作自受的，我们所受的苦都是人为造成的，我们所受的苦都是不必要的折磨！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今日的教育，是毁人的教育，是摧残人的教育，是与人为敌的教育！这种状况不改变，我们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我们这个民族就没有什么未来可言。而要改变这种“毁人教育”，使其成为“人性教育”，这就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了。我们过去对教育进行了多次改革，这改那改，我们不但没能使我们的教育更具人性，反而更“吃人” 了！不是吗？我们的教育乱收费，不是愈演愈烈吗？我们教育的“高考大战”不是愈演愈烈吗？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我们以前的一切改革，都是在教育的内部圈子中打转转，而这是不可能有成效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惟有跳出教育看教育，从政治的高度来看教育问题，才会有一个清晰的答案在：要真正实行 “人性教育”，就必须先实行“民主政治”！只要我们还实行“一党专制”的专制政治，我们的教育就永远跳不出“不合理”的圈子，就永远跳不出“毁人”的圈子，就永远跳不出“吃人”的圈子，我们的孩子就永远别想快乐起来，我们的孩子就永远别想真正具有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
从处庙堂之高的陈丹青、贺卫方，到处僻野乡村的我，都认识到了现行教育体制的“不合理”，说明我们的教育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如果我们继续不负责任地任其拖延下去，我们毁掉的只能是我们民族的未来！而要确实改变我们的教育，就必须先改变我们的政治体制，改变我们权力的游戏规则！舍此，我们别无他途！在此，我想解释一下我在《我终于理解了“文革”，理解了“中国人”－－记一次与朋友的谈话》一文中的几句话，那几句话，有许多网友都给误解了。“台湾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希望所在。我把希望寄托在台湾身上。我估计，１０年之内，台湾会改变中国的现状。……我相信：民进党不会像国民党、ＧＣＤ一样懦弱胆小，民进党会做出历史的正确选择的。那时，中国的改变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然，让今日这样的腐败长期存在下去，真是暗无天日，看不到一丝丝的希望之光啊！”许多人没有看我文章的全部，只对这几句话揪住不放，骂我是“卖国贼”，“民进党党徒”，这真是叫人哭笑不得。我之所以说“台湾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希望所在”“民进党会做出历史的正确选择的”，那是因为出于“反腐败”和“民主政治”的考虑！如果我们真想“反腐败”，而不是雷声大雨点小的虚张声势的话，那么，我们就该从制度设计入手，大胆直接地给出应该马上采取的制度措施：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廉正公署制度，多党轮流执政制度，三权分立制度等等被事实已经证明可以有效“反腐败”的制度！有效“反腐败”，其实很简单，只要“分权”就行了。因为腐败的根源就是权力的高度集中，给高度集中的权力“分权”，腐败问题就可迎刃而解。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真正将到手的权力分一部分给别人？！如果不是从“分权”入手，我们就有理由怀疑：我们的“反腐败”是否是出于真心？！
从处庙堂之高的陈丹青、贺卫方，到处僻野乡村的我，都认识到了现行教育体制的“不合理”，说明我们的政治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如果我们继续不负责任地任其拖延下去，我们毁掉的只能是我们民族的未来！经济体制，我们已经改革了，在经济领域我们引入了市场经济，引入了竞争机制，成效是有目共睹的；在政治领域，我们也必须作出同样的改革，引入多党制，引入党派的竞争机制，我相信，这成效将更大。“一党专制”的没有竞争的一团死水，窒息的只能是我们民族的生机与活力，窒息的只能是我们民族的未来与希望，窒息的只能是我们的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窒息的只能是我们业已取得的经济改革成果！经济改革，如果没有政治改革作为保障的话，我们的经济改革成果是不可靠的，是非常虚弱的，随时有葬送的危险。对此邓小平就有清醒的认识，很到位的论述。我就不一一转述了。
我希望今日开始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真的能够让中国走出“一党专制”的困境，走出“一党专制”的沼泽地带！如此，百姓幸甚，民族幸甚，中国幸甚！（最后，作一下广告：如有朋友可以帮忙有公司需要我来贵处工作，结束我的“不爱本职工作”状态，可以和我联系。邮箱地址：[email protected]）
2005、7、2
于速朽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