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用林在澳大利亚官员拒绝他的政治避难申请后，给美国驻堪培拉的大使馆打电话后又发了一个传真，他在传真中写到：“我和我的妻子、六岁的女儿正处在令人绝望的境地中，除向美国寻求政治避难这唯一的希望外别无选择，我迫切希望能与一位美国驻澳大利亚的有关官员见面。”他在传真中还附上他护照首页的复印本和手机号码。没人与他见面，但当天稍晚他收到一个美国大使馆官员的电话，他没记住这位官员的名字，那位官员告诉他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联系申请避难。
美国驻堪培拉的大使馆的一位发言人拒绝对此事发表意见。
陈于5月26日从悉尼中领馆出走，他说这不是一个匆促的决定，而是自天安门广场屠杀后对政府政策的不满累积到顶点的结果。陈说他还特意把投诚的日期安排在天安门事件的纪念日前。他的决定得到了妻子金萍（JinPing）的支持，关于这行动，他们俩商量了很久。
金萍是一个律师，当年也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她谈到那时她在上海学习法律，天安门事件后，她被送到乡下接受“再教育”，被安排在计划生育单位工作。在她工作的地方，有一个妇女怀了第二胎已经有八个月了，却被强行送到医院堕胎。她逃跑，被抓回医院强行做手术，那个八个月大的男孩儿被取出时是活着的，然后就被医生杀死了。
这个经验让她受了严重的创伤，她不能确定是不是要生孩子，他们直到结婚六年后才生了女儿芳容。
在采访过程中，小芳容在房间里跳来跳去，拿着铅笔画画玩。
一位名叫曾铮的法轮功学员陪伴着陈用林及其家人，她在陈无法回答问题时担任翻译。曾铮是《静水流深》的作者，该书描述了曾铮在劳教所中被迫害的亲身经历。
陈说他不是一个法轮功学员，他在给澳大利亚政府的信中写：“法轮功也许是一个教派，但法轮功学员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是清白无辜的人。”
陈的家乡是浙江省，当他三岁时，他的父亲--一位有造诣的书法家，被扣上反革命的罪名被红卫兵殴打了两周后去世。童年时代，陈帮助当小学老师的妈妈喂猪、养羊、收鸡蛋来贴补家用。“她鼓励我努力学习。”陈说。
他高考成绩很好，由于外交工作是个稳定的职业，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因，他决定从事外交工作。他在80年代后期进入北京的一所大学学习，并且和他的妻子一样，参加了学生民主运动。在天安门运动其间，他为NBC新闻担任翻译。天安门屠杀后，他被送去接受六个月被迫学习马克思并且听政府解释镇压天安门学生有理的再教育。
在完成再教育后，被分配到外交部的北美组，专门手抄老板交给他的文件，这是一个令人大脑麻痹的工作，当斐济使馆有缺时，他选择去了斐济，因为他急于离开那个没有自由的地方。
199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虽然他并不真的相信中共，但这是晋升的唯一途径，并且还抱有在中共的体制内改革的想法。他说，在2001年被派去悉尼前，他所抱有的中国可能会自动变化的希望现在全都破灭了。
他在悉尼的工作是监视异议份子，几乎从开始，他的良心就感到沉重，他说“这是卑鄙的勾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