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将遇到的主要挑战、断层线和潜在问题（这些词句我们当作同义词来使用）是什么？当这些问题单独或者集体出现时，中国的整体经济运行会受到什么影响？严重到什么程度？本书正是研究这些关键问题的。我们刻意将研究重点集中到经济领域可能严重出错的地方。相比较于中国经济在20世纪 80年代的两位数增长及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高速增长，在今后的前进过程中，这些问题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甚至倒退。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预防、缓解和补救措施，不是我们的研究重点。同时，我们没有考虑中国能够抵消或者化解这些问题的适应力和实力。
这种不对称是刻意为之。目前，一般的舆论，除了少数例外，一致认为中国经济能够无限期地保持高速增长。本书的目的是提供一些反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持有中肯的看法。
在考虑到中国经济可能严重出错的地方时，我们集中在8个领域，对每个领域，我们都根据它对未来10年中国经济年增长的预期影响做出了一份评估结果，在作这些评估时，我们利用了各种方法、模型，汲取了各方面的看法。我们研究的多数问题中国过去已经遇到过，尽管如此，它还是成功维持了经济高速增长。因此，我们的研究重点是：这些问题未来是否会加剧，会加剧到何种程度，影响如何？对相应结果，我们主要的发现和评估可以总结如下：
失业、贫困和社会动荡
中国的公开和隐藏失业率达总劳动力的23％，近1.7亿人。预计近期中国失业率还会增长，主要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人口的急剧增长以及国有企业（通常是效率差、亏损严重的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规模缩小，如果中国遵守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承诺，那么会造成更多人的失业。农村贫困加深了农村和城市地区收入的不平衡，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从而使城市失业率继续升高，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
这些不幸的加剧，可能使未来10年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降低0.3％－0.8％，因为要素生产力降低了，储蓄和投资减少了。
腐败的经济效应
为了测定腐败程度，将腐败同中国的预期经济效益联系起来，我们使用了公认的两个腐败指标以及为这两个指标所覆盖的不同国家年经济增长在五分位数排序（quintile）上所处的位置。一旦腐败行为增加，无论原因是什么，结果都会降低中国在五分位数排序分布状况上的位置，因为五分位数排序的位置分配将经济增长同腐败行为的流行程度连接在一起。
因为这一不利变化，中国预期年经济增长又将下降0.5％。
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
据联合国和其他机构估计，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人数达60万至130万，而且每年还在以20％-30％的速度增长。为了对疾病可能进一步传播所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我们提出了几个方案，包括对治疗费用变化的估计、疾病对要素生产力和对人均产量的影响。就21世纪20年代中国每年可能死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艾滋病的人数估计问题，我们的估计与其说是"悲观"的，不如说仅达"中等程度"，底线是170万－270万人，到2020年，累计死亡人数将达2000万，从而连累2002－2015年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8％－2.2％。
水资源和污染
长期以来，中国为自然水资源分布问题所困扰。华北平原生活着中国1/3的人口，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也是1/3，但其自然可利用水资源供应量仅是全国自然可利用水资源总量的7.5％。华北地区的地下水资源几乎接近枯竭，工业和其他渠道的污染排放加剧了消费用水和工业生产用水供应的短缺。相反，中国南部通常水资源充沛，有时还导致严重洪水泛滥，这使中国的决策者们处于两难境地--是推动资本密集的南水北调工程，还是在华北强调水资源的再利用和保护，还是两者兼顾。就此问题对南北方有关省份影响考虑，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
我们研究了几种不同的情况，涉及调水工程以及水资源的再循环利用/保护以减轻华北水资源供应问题的紧迫程度等几种不同组合。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并非最佳政策决定和资源分配方法可能会被采纳，在某一种颇为可能的不利的情况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在未来10年会下降1.5％-1.9％。
能源消费和价格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面临的一个风险是世界能源价格，包括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急剧增长。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从一个石油净出口国变成了一个一半石油消费和1/5天然气消费靠进口的国家。但是，与价格变化相比，这不算什么。价格变化的风险更大。
为了分析这一潜在问题，我们考虑了几种方案，前提是全球石油供应在10年（2005－2015年）时间内将萎缩25％。因此，这几个方案考虑了一系列可能的需求弹性，也考虑了能源利用效率的增长，结果是，保守估计，全球石油价格会上涨3倍。
作为结果，2005－2015年"适度严厉"方案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使其经济年增长率下降1.2％－1.4％。
脆弱的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
中国国有金融机构脆弱的一个显著指标是：4家主要国有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不良资产比例非常高。不良资产保持不断上升的原因是，国家银行不停地给亏损国有企业提供"政策性贷款"。据估计，不良资产总额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在9％－60％之间，正确数字可能更接近这个比例的上限。
在各种各样貌似有理的背景下，中国可能会经历一场针对国有银行的恐慌性资金提取"挤兑"、大规模资本外逃、储蓄与投资急剧下降的风潮。可以想象，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和银根紧缩将使总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下降0.3％，相应地资本存量和就业年增长率也会下降，两个因素加起来将使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下降0.5％－1.0％。
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下降
1985至2001年间，中国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从每年20亿美元增加到了每年400亿美元（按1995年美元固定价格算）。尽管对导致这种平衡作用机制的看法有分歧，中国国内外分析家一致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相当重要，对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有平衡作用。
尽管外国直接投资高速增长的势头有充分的理由在未来的中国继续进行下去，但是也可能出现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导致外国直接投资的急剧缩减。这些不利情形既包括可能出现的内部事态发展（如伴随领导层交替所产生的紧张状态、可能出现的国内金融危机、人民币不能兑换和中国对世贸组织承诺的兑现缓慢），也包括可能出现的外部事态发展（如与中国竞争的其他东欧国家和地区，俄罗斯、印度及其他地方经济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改善）。同其他国家相比，未来中国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迫切地取决于其风险调整（risk-adjusted）和税后的投资收益率。
我们使用一些粗略的假定和三个较为合理但不很精确的方法，初步推算，如果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0.6％－1.6％，其年均外国直接投资将随之减少100亿美元。
台湾问题和其他可能发生的冲突
大陆与台湾之间始终不平静的关系现状既符合大陆和台湾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这种现状也隐含着重大风险和紧张。不难想象，这种紧张状态可能会引发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冲突。
我们考虑过一个方案，内容涉及北京认为台湾的挑衅逐渐升级，作为应对，北京对台湾实行封锁，使用了有限但是有形的抑制力量来执行封锁，然而封锁对大陆的股市、汇率、资源再分配和军费支出产生了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民间资本存量和要素生产率增长下降。
归根结底，这些不利因素最终将导致经济年增长率下降，保守估计为1.0％－1.3％。
如果上面提到的几种问题或者灾难一个个地单独发生，我们对其可能对中国经济年实际增长产生地影响做了一个大致估计，表1是对我们估计的总结。
这些灾难一个都不出现的概率很小，全部都出现的概率更低。如果灾难全部出现，我们估计，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会降低7.4％－10.7％，如此，中国的整体经济效益将出现负数。尽管全部灾难都出现的概率很低，但是几个灾难同时出现的概率还是很大的。出现这种效果倍增的原因是：个体概率不是独立于其他个体概率而存在的；两三个问题的出现，会提高其他问题出现的概率。由于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旦一个灾难出现，极可能导致几个灾难成群出现。例如，一次国内金融危机会对中国对国外投资的吸引力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导致外国直接投资收缩。再如，传染病流行会加剧水污染问题，阻碍国外投资。
表1：单个灾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2005-2015（初步估计）
灾难类型对中国经济效益缩减的影响程度（％/年）
失业、贫困和社会动荡0.3－0.8
腐败的经济效益0.5
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1.8－2.2
水资源和污染1.5－1.9
能源消费和价格1.2－1.4
脆弱的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0.5－1.0
外国直接投资可能缩减0.6－1.6
台湾问题和其他可能发生的冲突1.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