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明先生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是文艺学专业研究生。８９学潮期间任湖南邵阳师专讲师。因六四之日宣布退出中共，遭当局开除党籍、降职降薪处分。后辗转来到海外，在一人民大学担任部分中文课程，同时从事文艺学研究、写作和翻译工作，并完成和出版了一本关于一百年来诺贝尔文学奖方面的著作。
傅正明先生首先介绍了他退党的经过，他在退党声明中落款处写到：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党耻、国耻、军耻日。
傅正明：首先我是１９８５年 加入中共的，然后１９８６年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转为正式的中共党员，我退党是在８９年６月４日当天晚上。当天的晚上我们学校同学和一部份教师，就像全国各地不少的高等学校一样举行追悼会，就是哀悼在六四中间的死难者。
在会议上我宣读了我的退党声明，简单的只有一句话：“鉴于中国共产党不再是我所信赖的党，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党，落款时写了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党耻、国耻、军耻日。”，然后第二天我写的退党声明也在学校的校园里张贴了二张吧！我自己写的张贴了二张，然后其他有一些人把我的退党声明复制了，也张贴在邵阳市其它的地方，大概情形就是这些。
记者：那您在退党以后有没有受到什么官方的压力？
傅正明：当时我本来已经是讲师了，后来就把讲师的资格取消，就当助教还是技术教授吧！当时当助教，工资也降级了。
记者：那你们那时候是怎么坚持过来的，我觉得挺不容易的，能谈谈感想吗？
傅正明：我坚持过来，当然我自己还有一个比较温暖的家庭，还有母亲、姐姐和一个孩子。我是比较喜欢做学问的，搞研究搞翻译，就一边教学一边做翻译，写些论文。当时也好像看不出来什么出路，好像知识份子都可以随便的这样任意的被牵着打，学问、学识这些在未来究竟有没有什么用处？当然很悲观很绝望，但是还是坚持下来。
因为我的兴趣比较广泛，有时也画一点画，画画油画，当时画油画是想临摹一些世界名画，想做些商品画卖点钱！另外，当教师也有一点工资就这样维持下来了。因为一方面我们感到很悲观很绝望，另外，我们也相信六四终究要平反，所以就这样坚持下来。
记者：除了这种工资或者是职位的压力，它还有没有其它方面的处分？
傅正明：当然我“退党”后，他们有做了一个开除党籍的处分的决定，由学校的党委做了开除党籍的处分，然后它们散播到中央纪检会。在北京的报纸登过一个这样的一条消息，就是在中央内部的文件做为严重的违反党纪给予区分的有三个比较典型的例证，我是一个，还有其他二个，就是在六四当天退党。
记者：您认为六四对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起了什么作用?
傅正明：这当然还是中国人的民主意识的一种初步的觉醒，而且是范围比较广泛的一场民主运动，卷入这个运动不光是学生，也得了很多市民的同情。当然这个运动是失败，但对于认识到中共政权的本质和推动今后中国的民主改革，还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
记者：《九评》之后引起了一个“退党潮”，今天已经达到了二百万了，那么您觉得这个退党潮给中共什么样的冲击？
傅正明：就是中国人他的民主意识要普遍的觉醒起来，跟党划清界线，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一件很鼓舞人心的事情。因为中共它也不是铁板一块，内部也还是有一些民主意识的人，不过他们可能因为没掌权，对于促进它们内部的分化，促进今后新的政党的出现和初步走向中国的民主的进程都是有意义的。
记者：赵紫阳是在六四的时候受到打压，因为他不同意向学生开枪，１６年来他一直被关押至死，您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是怎样呢？
傅正明：中国的人权状况，当然像侵犯人权的案例，根据我们所知还是有不少。不少人因为言论，网上撰写文章被投于监狱，当然它不像过去抓反革命，它换了另外的罪名就是“颠覆国家政权”或者是“泄露国家机密”，但是很多案例都是对人权的一种侵犯。
记者：最近丁子霖代表天安门母亲写了一封给胡锦涛的公开信，就是呼吁六四问题的真相，要说出真相。您如何评价天安门母亲１６年来他们的抗争和努力呢？
傅正明：当然他们的抗争主要是从人道的立场上来进行抗争的，不是政治性的，这种抗争主要是要求平反六四，要求抚恤那些死难者，要求调查六四的真相，而且他们也在不断的搜集那些死难者的名单，这当然是一种很可贵的人道援助性的工作。
因为六四对中国人最大的后遗症，主要是在道德层面的，就是本来中国人的良知、中国人的道德，在六四前后，还是有一个大大的发展起来的奇迹，但是这个奇迹失去了，从此以后中国人的道德良知就是很容易走向全面的堕落。
(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天下纵横》节目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