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新：“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之前我们已经在北京做了一年的报导，其中包括中国学生对政治问题多么麻木不仁。当时，中国学生刚刚开始把心思集中在职业发展、挣钱这样的事情上，外国媒体普遍的感觉是中国学生不再对政治问题感兴趣了。他们的想法是致富，为国家的经济服务。
但是，1989年春天胡耀邦的去世改变了一切。胡耀邦当时是最高领导人之一，在学生眼里是中国主要的自由派领导人。胡耀邦死后出现了一些小规模的悼念活动，由此发展并爆发成为全国范围的游行示威。
*游行规模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我当时在北京地区进行报导，其他记者则报导了北京以外其它地区的情况。这些游行的规模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根据外国记者的估计，北京街头有过两次百万人大游行，前后只隔几天而已。
从我住的公寓的窗户望出去是一条通向天安门广场的主要道路，我坐在家里就能看见源源不断的人流，有步行的，有骑车的，有坐大轿车的，举着横幅标语和旗子，涌向天安门广场。那种场面简直太难以置信了。
到了那个时候，游行的已经不止是学生了。天安门民主运动毫无疑问是由学生发起、学生领导的运动，但是到了5月最后两个星期，游行规模在北京以及全国每个省城达到最大的时候，参加游行的什么人都有，有工人，有工会会员，有共产党干部，乃至医生、护士和其它专业人员。那的确是一场全国运动，能够亲眼目睹真是我的荣幸。”
西瓦克：裴新，你能不能简单地给我们讲一讲，6月4号那天军事镇压最终发生的时候，你在哪里？你看到了什么？
裴新：“那时我们已经担心了好几天，害怕会发生什么事。北京当时有一系列事件，导致政府无法更快地采取行动。首先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访问以及中苏分裂的正式结束，然后是亚洲发展银行在游行示威正在进行的同时在北京开会，所以政府不愿意在会议期间采取任何镇压行动。
*记者预计会出事*
但是到了5月底这两起事件都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要出事了，这种局面不会被允许无限期地继续下去。我们后来过了很久才知道，当时在私下进行着很多政治较量。
我记得很清楚，在六四前不久的一个晚上，时间已经很晚了，我和一些外国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上跟学生领袖一道站在广场中央的纪念碑的一个平台上俯视着人群，我记得跟什么人说，‘这里可不是个停留的好地方，因为肯定会发生事情的，出事的时候我们恐怕不想身处事件的中心，也许在边缘上更好些，在正当中肯定不好。’
那天晚上没有发生什么，但是两、三天后的晚上，中国军队开了进来。他们推翻了帐篷，高声喊话，要求学生离开。在天安门以及北京的其它地方，当人们不照部队的指示做的时候，部队开枪射击，很多很多人被打死，更多的人受了伤。”
*美国之音是主要消息来源*
西瓦克：在报导天安门镇压10天后，你被召到了中宣部，被勒令在72小时内离开中国。你曾经说，中国政府指责美国之音煽动民主示威。那么美国之音在天安门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裴新：“在那样的情况下，消息是极端重要的。但是消息只有得到传播和分享才有意义，美国之音在传播北京正在发生什么以及其它城市也在发生示威这些消息上肯定是起了关键作用，美国之音在那段时间内是主要的消息来源。
六四事件后几个月，我在美国参加了一个小组讨论，在座的还有一位流亡的中国学生领袖。当他被问到美国之音是否煽动了这次运动时，他说，没有，这次运动不是美国之音煽动的。他说，煽动人的是消息。他说，‘消息能够煽动人心，这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西瓦克：我们采访的是美国之音前北京记者站主任裴新。16年前，美国之音记者被驱逐、中国政府镇压民主运动导致美国之音和中国当局关系紧张。但是今天，美国之音仍然继续从北京记者站为听众进行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