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要帮中国人这种逻辑，让人想起奥维尔《动物农场》中那个猪司令的口号“两条腿是坏的，四条腿是好的”，都是以外型、类别、肤色来划分，而不是以自由的价值。中国人帮中国人这种逻辑，就是以种族混淆是非，以民族主义掩盖民主和专制的区别。因为真正应该做的是自由人帮被奴役者获得解放，让台湾的“冻蒜”取代中国的“清算”，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
在一个民主社会，哪个党获胜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实行选举。只要一人一票的定期改选，即使恶魔当选也不要紧，因为下次人们可以淘汰他。关键是通过选票使主权在民；而不是共产党那种所谓“民主”（永远你民我主）。
去年底台湾立法院选举时，我在台北街头看到章孝严的宣传车，相当感慨。章孝严是蒋经国的私生子，最近还正式改名为“蒋孝严”，台湾人戏称，他自己可以“正名”，却不许台湾这样做。在蒋介石时代，流着蒋家血的人，就是贵族，就有特权，就当人上人。老蒋还没死，就立了蒋经国为太子。私生子的章孝严后来当了外交部长，都由于他们身上流着蒋家的血。
自从蒋经国晚年宣布，流着蒋家血的总统到他为止，台湾才开始从血缘政治向票源政治迈进，尤其是有了三次总统直选、两次权力和平转移之后，流着蒋家血的人，在台湾已没有了直接的政治特权，因此像章孝严也得开动宣传车四处拜票。电视上曾播出他在台北菜市场，向那些不太会说北京话的当地台湾人鞠躬，恳求赐票。“拜票”“赐票”，这一拜，一赐，定义出“主仆”关系，那就是人民才是主人，要当官就得来“拜”，我喜欢你，才会“赐”你一票。而在中国，邓小平说“让一部份先富起来”，一个“让”字，仍表明权力在他手里，他可以南巡讲话“再让”，或者北巡讲话“不让”，总之由统治者决定“让”还是“不让”。让和拜（票），冻蒜和清算，区分了两岸政治环境的根本不同。
这次台湾国大选举也是这样，更体现了人人可竞选，谁都可能当选的冻蒜文化。在当地观选时，看到电视上播出国代选举的党派政见辩论会，其中成立不久的中国民众党的党魁陈源奇的竞选言行，令人有滑稽的感觉，不仅他头上绑了一条领带，还因为只有几分钟的政见发表时间，他竟用大部份介绍自己，说这次只选党不选人，让他的英俊潇洒没有发挥余地。讲话中还数度公布自己的手机号码，念了半天，还念错；其间他的手机不段响起，让现场人员忍不住窃笑。
在参加竞选的十几个政党中，陈源奇领导（赞成修宪）的中国民众党最后竟获得百分之一点零八的选票，按比例获得三席国大代表。陈源奇的经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台湾选举政治的标本。他曾任台南一所中学的校长，自从七十年代末台湾有了立委选举之后，他就逢选必到，执意参选，从总统、省长、县长、市长选举，二十多年不间断，一路参选了二十多次，这回是首次当选。和他一起当选的中国民众党另两位国大代表，一位是从事英语教育的，另一位是房地产商。
不赞成修宪（要制宪）的台联党，一跃超过亲民党，成为台湾第三大党（排在民进党、国民党之后）。在台湾时，看到不少作家、大学教授，都身披挂带，成为台联的国大代表候选人，像知名的台湾本土政论家李筱峰教授，在海内外都颇有名气的爱情小说作家廖辉英等，都积极参选。因为这是最后一届国大，当选代表的任期也只有三十天而已，因此他们的参选，不是获取政治名声和官位，而是体现一种政治参与感和责任感。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台湾的国大选举，也是一种“台独”的实践。因为这些修宪的“国大代表”不是从中华民国下辖的35个省来选，而是仅由台澎金马选出的，他们是台湾的民意代表，而不是35省的国代。1989年底我第一次去台湾参加会议时，看到很多留长胡子的所谓“万年国代”，因为蒋介石退到台湾后，为了保持中华民国是包括中国大陆和外蒙古的正统“中国”，就刻意保留那些从大陆带来的35省选出的国代，而且不敢再选举，因为不再有35省的代表参选，只有台湾选国大，不仅无法再代表“全中国”，而且还形同台独。因而这些永远不改选的“国代”被台湾人骂为“老贼”，成为阻碍民主的象征。
后来随着台湾的民主改革，这种万年国代被废除。但由于台湾现行的这部“中华民国宪法”是1946 年在南京经国大代表制定的，所以必须要通过国大开会，才能在法理上修改。因此才有了这次国大选举，而且言明是“末代国大”，即最后一届，一个月内完成修宪后，国大代表的职能就结束，国大也随之不复存在，以后宪法的改革权移交全体台湾人民公投决定（这次把全民公投列入宪改）。
这次修宪，是中华民国历史上最民主的一次。因当年在南京制定那部宪法的国大代表，基本都是国民党人，并不是真正民主选举产生的。去年在台北圆山饭店参加群策会举办的台湾宪政会议时，看到与会的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谭慎格（JohnTkaick）提交的论文，他根据当年美国在南京的外交机构文件指出，当年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的国民大会代表，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国民党员。因此那部宪法，不是国法，而是国民党的党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蒋家的家法。而且即使这部宪法，蒋介石到台湾后，也没有实行，而是用戒严令来进行军事统治。
因此台湾这次国大选举和修宪，体现了台湾人民当家作主，通过选举产生真正的国大代表，来按照人民意愿修改那部宪法。不管哪个党获胜，不管谁当选国代，不管最后怎么修宪，最关键的是，这一切都是按照民主程序，通过民选来实现的，这就是台湾最大的特色，一切通过“冻蒜”的和平方式，而不是中共那种“清算”的暴力手段。
江泽民、胡锦涛们刻意回避两岸这种民主和专制的区别，用什么统一和独立，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转移中国人对冻蒜的渴望，对民主的追求。而连宋到北京，逢迎共产党的这种专制逻辑，用炎黄子孙，中华民族，联共反台独，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对抗台湾的自由，全球的民主潮流，它怎么会是“在对的时刻，对的地方”说了应该说的话？它完全是在共产党仍专制的时刻，在独裁者统治的地方，说了胡锦涛们喜欢听的话而已。
2005年5月31日于纽约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