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调研的是浙江省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浙江省驻北京(包括山西)办事处、温州市协作办以及浙江浙能富兴燃料有限公司。《报告》认为，炒房、炒棉、炒电、如今又是炒煤！舆论的一个"炒"字把温州商人的投资行为烙上了投机性质，也把目前煤炭供应紧张、煤价上涨归咎于温商的投资，而且把温商作为不正当获利的标本加以批判。
曾被部分媒体大量引用的数据称，山西境内60%的中小煤矿已由温州商人承包，年产量共计8000万吨。这一数据往往是"炒"字形成的主要依据。但调研组发现所谓的"温州炒煤团"对于市场的控制力远不及传说中的实力，不可能达到垄断市场和操纵价格的目的。"假如把煤价上涨归罪于温州煤团，这实在高估了他们的能量。"浙江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主任吴永平如是说。
《报告》提到，在山西投资兴办煤矿的温州民营煤矿分布在山西全省，共计300多家企业，累计投资30多亿元，但"煤炭年产量总计2000多万吨，约占山西省煤炭年产量的1/25，全国煤炭年产量的1/100"。从这些数据看，温州商人并不具备炒作并影响市场价格的能力。
调查数据之所以和流传中的数据有相当大的差异，《报告》解释说是因为后者进行了重复计算－－由于"一个煤矿同时有数个投资者，温州人的股份也许只占到1／3、1／4甚至1／5，流传出来就被全算在温州人的名下了。
《报告》还从以下三个方面证明了温州煤团的行为是投资而不是投机。首先，温州民营企业大多是以承包的形式投资经营煤矿，承包年限一般在几年到几十年之间，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不是进出容易的短期投机行为。其次，这些企业大多投资在煤炭生产环节，更体现为投资行为。第三，温州商人基本是在坑口就地销售煤炭，并没有通过集中买卖行为炒高煤价。煤炭价格的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受国内能源供需趋紧和运力紧张因素影响的结果。
之前有媒体称温商的投资－－哪怕是亿元投资－－两年内就可以全部收回，这一说法《报告》并没有否认。对于中小煤矿来说，1吨煤的开采成本在30元左右，而原煤出售价格在100元／吨以上，最贵的洗精煤已卖到500元／吨左右，单位产品毛利率远远超过100%。但是获取高额利润和"炒"不能等同起来。温商所获得的利润，也正是他们捕捉利润机会、敢冒投资风险的企业家精神所应得的回报。用《报告》的话说，"是一种正常的投资获利行为"。
2004年底频发的矿难使各界纷纷把矛头指向了中小煤矿，而在山西，经营这些中小煤矿的有很大一部分是温州商人。其实倍受诟病的不只是矿难，当地人还认为温商对于当地的生态保护、资源回圈利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非常漠视。
《报告》并不回避温州煤团给山西当地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矿山滥采乱挖、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但强调这"其实是整个煤炭行业甚至资源型地区普遍遇到的问题，并不是温州籍投资者的独有做法"。《报告》还指出，温资煤矿都是生产型企业，绝大多数在生产过程中都遵守劳动法和安全生产法。那么，谁更应当对上述各种问题负责呢？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工业经济研究室主任夏冰给出了一个具体的答案：当地政府。
夏冰认为，当地政府首先要做好反思工作。前些年，山西政府曾苦苦寻求民间投资。现在，资金来了，反而引起了恐慌和排斥，因为看到别人在自己家门口发财，总是容易产生某种非理性的情绪。"这种地方主义无疑是短视的"。
另外，既然大部分温商是守法的，那么政府就更应当审视自己的法律法规是否遵循了可持续发展规律，政府各部门是否切实把这些法律法规落实下去了。"如果政府没有引导好数以亿计的民间资金的走向，各种问题都很容易发生。"
《报告》认为，温州人"炒煤"的提法是不恰当的，温州人介入山西的煤炭生产，有助于缓解目前的煤炭短缺，平抑煤价。同时，"从培育比较健全的煤炭供应结构角度看，温州人的投资行为还证明了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在解决能源供应问题方面，完全可以扮演更加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角色，值得煤炭等能源行业管理高层研究、探讨。"
对于山西而言，温州煤团的出现是一次挑战亦是一次难得的机遇，现在，山西面临的是，如何用政策有效引导突然涌入的数十亿温州民间资本，借其力，推动山西煤炭的市场化进程。
夏冰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一提法。她认为，温州煤团的出现，是山西推动煤炭市场化的一次机遇。如果政策能够增加投资环境的公平性、稳定性，降低投资的政策风险，就会引导资本的良性发展，加大投资，带动山西煤炭产业的进一步优化；反之，则很可能触发资本的加快撤离，导致企业急功近利，从而产生诸如掠夺性开采、忽视安全生产等问题。
夏冰还认为，煤炭行业是个投资高、回收期长、资金密集型行业。另外，山西煤炭要想从回采率低、污染大、技术落后走向现代化、新型工业化，需要大量资金。
因此，大量温州资金涌入山西煤炭行业没有什么不好。关键是当地政府要充分履行新型政府的职能，破除地方主义，引导资金流向各煤矿，使它们走向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如果引进资金后仍然重复污染和浪费，这是管理上的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