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境记事
中国边境行
□本报记者 张立
中国陆地边界长达2万多公里，陆上邻国多达14个。中国与陆上邻国的边界是什么样的状态？漫长的边境生态、中国边民的生活是怎样……带着这些问题，《南方周末》记者走访了中国的边境线。
从本期开始，本报将不定期刊发“中国边境行”的系列报道，以飨读者。也欢迎读者就此系列报道提供线索，或给予建议。
【1】边城
西藏，错那。
错那是一个县名，紧邻中印边境，县城往南十多公里，就是边境线。
进入县城时，路上已设有边防哨卡，不过盘查并不特别严格，我们乘坐的是边防武警吉普车，则照例可以免检。
县城只有一条约10米宽的街道，疏疏落落的住户，房屋以灰黄色为主，很少有三层楼，视线因此极为开阔，站在街道上，展眼就可见到城外宽广翠绿的草原。
这个边境县，在内地或许只是一个乡镇的规模，常务副县长格桑洛旦告诉记者，“全县的面积为10094平方米，总人口1.5万人，而聚居在县城的，约5000人。”
街道上的商铺，一共20多家，其中3家餐馆，1家理发店，1家修车铺，2家小百货店，1家五金建材店，另外的都是蔬菜店，记者沿街数下来，一共13家，这些店大抵没有自己的招牌，一概以“蔬菜店”三字名之。
为什么县城有这么多蔬菜店？老板李茂平告诉记者，这里海拨4380米，而且又是盐碱地，长不了蔬菜，因此贩菜就成了一门主要的生意。
李茂平是河北人，因儿子在此当兵，一个多月前，他来到错那接手了一家店铺，
店铺约15平方米，十多个大筐分别装着土豆、白菜、包菜、胡萝卜等，上面标着价格：包菜1元／斤，黄瓜1.5元／斤，花菜2元／斤。
从价格上看并不算贵，不过如果联系到当地人均年收入1380元，则可以对比出其价格不菲了。
“现在生意不好做。”李茂平很后悔接手这个店铺：他需要从300公里外的山南市进货，白菜的进货价0.7元／斤，卖出则为1元／斤，利润很薄。
经营了一个月，李茂平算了笔账，收入一共2880元，扣除成本2500元，再减去300元房租水电，他的净利润仅为80元。
城里的几家蔬菜店，都打出了转让告示，对于这些店来说，最辉煌的是1999年到2000年，一个店老板告诉记者，那两年县里有3个工程相继开工，都是国家拨款，工程队成了蔬菜店的大主顾，“一年赚三四万元没问题。”
从记者的调查来看，从商的几乎都是外来的汉人，汉人所占比例约为当地人口十分之一，藏民则仍从事千年来的主业－－－放牧。
33岁的普布次仁，有67头牦牛、100头羊，在当地藏民中，算是小康的水准，他的收入来自于出售羊毛和牲畜，羊毛的收购价5元／斤，一年下来，他可以攒15袋羊毛，每袋20斤，共计1500元；牦牛比较昂贵，但饲养期较长，一头成年的公牛可以卖到2000多元，小牛犊则100－300元不等，一头羊则只能卖70元。
普布次仁一年的收入约5000元，尽管定居县城，但他仍然有半年过着游牧生活：因为牦牛怕热，每到夏季他要驱赶着牦牛群到海拔更高的山上放牧，到了冬季，再回到山脚的县城。
对于工业稀少的错那县而言，畜牧业是经济的支持，县委书记饶建军告诉记者，“去年国民生产总值8900多万元，财政收入155万元，其中牧业占的比重40％以上。”
这位39岁的汉族干部，用一系列形容词来定位错那县：“贫困的少数民族边境高寒县。”在山南地区，错那县的人均收入倒数第一，财政收入倒数第二。
饶建军认为，地处有争议的边境地带，影响了错那的发展，“都不愿来投资，边贸也不发达”，错那县一共辖10个乡镇，虽然号称村村通公路，但坎坷难行，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地处高寒地带，这里一年有6－8个月大雪封山，冬季气温低到零下四十摄氏度。
“但边境也有边境的优势。”饶建军认为错那的风光，包括独特的温泉资源，都是经济发展的好项目。他上任后，重点推出了温泉开发、青钢宝石、高原牧场、竹器加工厂等4个招商项目，并拜托记者“多帮着宣传宣传”。
让人惊讶的是，一年财政收入155万元的错那县，一年的财政支出却达到9000多万元，超过了当地的国民生产总值，饶建军告诉记者，“主要来自于中央财政的支持。”
这些庞大的支出，主要是帮助当地修建道路工程等，记者在错那采访时，适逢县中学竣工，两幢漂亮的校舍，耗资近1000万元，全部来自于上级拨款。县中学为此组织了盛大的庆祝仪式，在空地上搭起舞台，学生们上台表演傩戏，县里的名流，城里的居民，纷纷赶来看戏，而在戏台旁则支起了3口大锅，杀了5头羊，肉香四溢，让人垂涎欲滴。
【2】战士
何刘军(化名)是云南人，入伍10年，在西藏已经3年，他是一位副连职军官，曾在边防线附近的哨所驻防。
一个执勤点大约五六人，他们每天巡逻的范围是半个山头，山对面就是印度军人的哨所，“他们的军人年龄都比我们大，全是十多年的志愿兵。”
驻防的艰苦外人难以想象，生活条件差倒在其次，让何刘军最难忍受的是寂寞，他告诉记者，“那时候我不要求见到一个陌生人，只要求能见到一块陌生的石头。”
在他的巡逻范围，他白天黑夜都可以闭上眼走路，这一草一木一石都太熟悉。
让何刘军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上级通知某文工团将来慰问演出，这可是多少年难得一遇的喜事。大家首先想到，连队没女厕所，怎么办？连长一声令下，战士们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半天功夫就搭好了一个临时厕所，
厕所搭好了，怎样做个标志呢？连长急得四处找颜料，这时一个战士见状，找来自己没用过的白毛巾，咬破手指头，端端正正地写上了一个“女”字。
这一幕让何刘军至今感慨，而让他们遗憾的是，这次慰问后来因故取消。
在边境执勤时，与印度士兵换酒喝，也是战士们津津乐道之事，何刘军告诉记者，中印双方的部队虽说都保持高度警惕，但彼此间相处十分友善，由于语言不通，双方往往先高举酒瓶示意，然后用塑料袋装好扔过去。
在这种交换中，双方都极守信誉，从没发生过“赖账”之事。
除了正规的边防军外，武警边防部队也担负着重要的功能。武警错那边防大队驻扎在城郊，他们实行与边防军类似的训练。
入伍两年的朱清告诉记者，在高原上进行军事训练，首先是缺氧，海拔4000多米，平时走路都只能慢悠悠，而他们入伍后，都需进行高强度的体力训练，例如背着近百斤重的汽车轮胎爬山，不少战士最初无法适应，因缺氧而昏倒。
当地的严寒天气，也让新兵们无法适应，这里冬季动辄零下四十度，滴水成冰，朱清告诉记者，他的手脚，在第一年都被冻坏，至今留有后遗症。
让战士们最牵挂的还有婚姻问题，边防大队已经结婚的只有队长和指导员，战士们则要到年满25岁，晋升二级士官后，才能得到批准结婚，而事实上，地处边防的武警战士们，有女朋友的寥寥无几，卫生员吴佩伟曾经就是被战士们羡慕的一个。
22岁的吴佩伟来自贵州山区，是队里的多面手：会演奏芦笙笛子等乐器，写得一手好书法，英俊而未脱稚气。
吴佩伟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女友，从小一起长大，上初中时，女孩的父亲因车祸去世，丧失经济来源，吴家承担起了她的学费，一直到其考取大学。吴佩伟现在回想起来，每个月背着两个人的100多斤口粮，一路蹦蹦跳跳到学校，已经是最幸福的场景。
从小喜欢音乐的吴佩伟，后来没能考取贵州民院音乐系，转而从警入藏，女友宋某则考取了北京科技大学，从此两人天各一方。
最初时，两人一个星期要写三封信，渐渐的信越来越少，第二年改为只通电话，而到今年，两人已有半年没有联系。
在入伍后想家的时候，吴佩伟学会了抽烟，女友对他日渐冷淡后，他学会了喝酒。记者前去采访时，正逢他情绪低落，他的好朋友告诉记者，“他连续几天晚上11点多打电话到女友宿舍，却找不到人。”
吴佩伟一直想问她“是不是找了新的男朋友”，却又一直没敢开口，总想留点希望，尽管种种迹象都表明女友变心了，他却想不通，为什么那么深厚的感情，却经不起考验？他于是在矛盾的心情中折磨自己，一会儿想，“人往高走，她应该找个比我好的。”一会又柔肠百转，黯然神伤。
吴佩伟决定今年要了结此事，“如果她出于欠我家的恩情而不忍提出，我会主动分手的。”他花300多元买了一套特种部队女兵服，准备作为送给女友的最后礼物，他说自己想通了，“不是人的错，不是爱的错，是人对爱的理解的错。”
记者临走那晚，夜凉如水，山高月小，熄灯前营房里飘来他吹奏的哀怨笛声。
【3】边寨
从错那县城往南十多公里就是边境，在得到有关方面的允许后，我们乘坐一辆军用吉普车，前往边境线上的村寨－－－贡日乡。
贡日乡是门巴族的聚居地，据错那县常务副县长格桑洛旦介绍，门巴族分布在玛麻、基巴、贡日、勒4个乡，总人口仅637人，他们会说门巴族语和藏语，但没有文字，其民族服装也与众不同，男的戴尖帽，女的穿红衣，系白腰带。
吉普车吃力地爬上一座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这座山叫博拉山，尽管是夏季，山顶四周却全是冰霜，云遮雾绕，然后蜿蜒盘山而下，气温才逐渐回升。
从半山往下望，村寨就在山谷里，再往下走，开始闻到花香，空气也湿润起来，同行的武警部队宣传员告诉记者，“这几个村寨地处几座大山的山谷，海拔比较低，冷空气难以侵入，因而有小江南之称。”
在高原地带，由于海拔的原因，只见青草，花和树木均难以生长，而这里却四周青山耸立，山坡上绿草如茵，村寨里杂花间树，成群的黑色耗牛和白色绵羊，点缀在草甸上，尤其是一道瀑布顺山而下，飞珠溅玉，真让人感觉好像到了世外桃源。
48岁的次仁达吉，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行，他是贡日乡乡长，也是乡里能说点汉语的少数几人之一。
他告诉本报记者，“全乡一共175人，人均年收入1860元，土地155亩，种植的作物是青稞、小麦、荞麦等，村民们以放牧为主，一般都养牦牛和马，绵羊不多。”
贡日乡驻有边防部队，营房是两座铁皮屋顶的平房，我们被告诫不得进入，也不得拍照，但士兵们对我们的来访十分兴奋，总是借故和我们寒暄。
小村寨里已经有几年没来过陌生人，也很少人出去，次仁达吉扳着指头算了算，“门巴族一共有3人出门做生意，出去当干部的6人，官职最大的是自治区民族委员会副主任。”
贡日乡已可遥望中印边境线，次仁达吉就出生于贡日乡旁边的勒乡，他家就在边境线旁。他告诉本报记者，“只隔了条小河，卷个裤腿就可以过去，没什么害怕的。”
在次仁达吉的印象中，双方从没有剑拔弩张的对峙，村里的生活也没有因此受到影响，“枪声？”他回答本报记者，“我十多年都没听过枪声了。”
在贡日乡的村寨里，记者走访了几户人家，这里以糌粑、酥油茶为主要食物，特色食物则包括摊在薄石块上烙的荞麦饼子，还有玉米和鸡爪谷混合煮的粥。
让记者感到新奇的是，当地还保留有生殖崇拜的古风，在木楼门楣上方屋檐下，往往悬挂着大而醒目的木雕男性生殖器，根据当地民俗，这代表天神旺秋钦布的儿子，他只有生殖器，没有身形，遵从父命来守护人间的房屋，得他的庇护，则猪肥牛壮、五谷丰登。
门巴族人一直奉行的是一妻多夫的婚姻制度，直到“文革”前，这一习俗才逐步废止。当地的妇女，对外来客人表现得极为率真。
门巴族人以善于制作竹木器具而闻名，最著名的是当地生产的木碗，因花纹精美而极具工艺价值，四十多岁的朱吉，就是门巴族最出名的木匠师，他制作一个木碗，最贵收取加工费100元，最便宜5元。朱吉告诉记者，木碗一般选用桦木、成巴树、杂树，制作时要经过风干、制坯、细磨、上色等几套工序。
门巴族的村民们，不需向国家交纳任何税费，义务教育也在这里落到了实处：村里的小学免费供读，不过每年只有四五个学生，他们学习汉藏两种语言，小学毕业后到县城就读就得交学费了，一般来说，农牧民子弟学费75元／年、职工子弟则250元／年。
8岁的卓玛曲珍刚上小学一年级，还从没有出过村寨，没有进过城，她一直缠着记者问，“叔叔，你告诉我，外面好玩吗？外面好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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