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父亲的历史和家庭出身问题，运动一来便首当其冲。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父亲无一次幸免。在共产党的统治下，生不如死的苦难经历使他悔青了肠子。在漫漫的黑夜里，常见父亲向长天哀叹。如果父亲当年要去了台湾就好了，就不会让共产党害的这样惨。
我的老家在山东省阳谷县。祖上几辈经商，家境殷实。父亲生于1927年，是个独生子。16岁那一年，父亲考上了济南师范学校。父亲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写的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绘画功底极深，又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在学校里是个学生干部，毕业后在济南政府里任职。
共产党上台以后，父亲又去太原财经学校上学，立志献身祖国的经济建设。毕业后分配到当时的平原省工作。1955年调到天津，在解放桥贸易货栈工作。
1956年的反右运动中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被揪出来，下放到离天津不远的大毕庄农村实行劳动改造。因为是属于坏份子的一类，即使善良的农民也是躲的远远的，怕被牵连。干的都是又脏又重的活儿，起大早便去扫大街。农民苦，父亲比农民更苦。过的是低农民一等的生活。
因为农村的条件极差，尤其在1960年前后大饥荒的时候，长期只有少的可怜的甘薯充饥。人饿得不行，不管什么东西胡乱往肚里塞。结果父亲落下了严重的胃病。
1961 年底父亲回原单位上班，接下来是64年的四清运动，又成了挨整的对象。还没有等缓过劲来，66年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墙上到处是揭批父亲历史问题的大字报。当时我家住在第一工人文化宫附近。祖上的家产早就被充了公，家里已是一贫如洗。即使是这样，仍然还是被红卫兵抄家，抢走了母亲仅存的首饰。父亲又被赶到北郊区的一个煤场劳动改造。明令不许回家，被限制人身自由。
以父亲一个富家子弟，一个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何曾受过这般奴役，这等非人的折磨。纵有满腹的经纶，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却一无所用。更在暗无天日的牛马不如的生活中度日如年。
那一年过年的时候，妈妈去看他，给父亲带去了一些过年的食物。母亲看到又黑又瘦的父亲，目光呆滞，一无以前积极自信的神采，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煤黑子。父亲的内心世界里在承受着怎样残酷的煎熬啊。父亲住的也是破破烂烂的，父亲不太会料理生活，身边又没有人照顾。而父亲却还在安慰着母亲，临别时父亲的一句保重让母亲眼泪不停的流下来。
因为父亲属于劳动改造，也没有工资收入，在家里只靠母亲微薄的收入省吃俭用，母亲拉扯我们姐妹三人艰难的度日。
直到1971年，上级给父亲平了反。父亲回到了市里，给安排到百货商店当售货员。
多年的政治运动，三番五次的挨整，父亲的精神很压抑，变得少言寡语，一天到晚总是闷闷不乐。经过先后两次十多年的劳动改造，父亲的精神极度消沉，原来乐观自信的性格此时再也找不到踪影，和同事少有交往，成为一个不合群的异类。单位里几次长工资都没有父亲的份儿。在抑郁的生活中，后来父亲患了脑血栓，落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父亲的精神彻底垮了下来。
想父亲当年由一个积极向上的青年，共产党上台以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使父亲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当年的意气风发和为国效力的志向都在地狱般的蹂躏下化为乌有，渊博的学识变得一文不值。父亲在共产党铁蹄下悲惨的一生见证了共产党是多么的邪恶。
一个学有所成的青年，在政府中谋个职位为国家效力，加入了当时的正当社会组织，这是一个老百姓不能再普通的社会存在。父亲有错吗？没有！然而在共产党的眼里便成了弥天大罪。共产党的逻辑是多么的荒唐！多么的没有人性！
1977年，当年去了台湾的父亲的那个张姓同班同学回到老家来投资办厂。那时候刚刚实行开放政策，他就回来了。张伯便专程来到天津看望父亲，他的这位老同学。
同学相见，自有一番感慨。张伯在台湾已经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富人。这次回乡办厂县里的领导都是远接近迎的。尤其是张伯带来了发展经济所急需的资金。此时的共产党想抓经济了，又搞起了统战，所以对有钱的台湾人很是高看一眼。
再看父亲，贫困交加，心力憔悴，加上晚年患病，已经不成了人样，住的依然是又破又旧的房子。张伯看到老同学的处境是如此的悲惨，就主动提出要给父亲买所像样的房子，又要送给父亲一笔钱，以做补贴生活之用。
对比之下，当年的同学如今风光体面，功成名就，而父亲则是这样的穷困破落。一样的同学，因为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他们的境遇竟是天壤之别。父亲的心情是复杂的，一个劲儿的长吁短叹，当着张伯的面留下了眼泪。那一定是后悔的泪水吧。
后来父亲对我说：“当初走错了一步，如果也去台湾就好了，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后悔也晚了，我这辈子都是毁在了共产党的手里。”
父亲的一生是不幸的。而不幸的根源就是共产党荒唐的统治，是共产党把父亲由人变成了鬼。如果时光会倒流，父亲一定会选择光明，远远的离开邪恶的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