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
94年我曾在望谟工作，十年后回到那儿作一番了解，农民喂猪几乎都是“煮”的方式，每逢赶集，上百人肩挑或马驮柴火赶两、三个小时到县城来卖，米市、菜市的小贩们仍然在秤头上玩花招……这些应该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记录。感叹啊！
一、工业：望谟糖厂、桑郎糖厂是望谟象征性工业，十年来向财政交了多少税不得而知，听说两个糖厂都不太景气。糖厂的上百名员工却免遭风吹日晒雨淋，每月能按时拿到薪水，可是从紫云、安龙、贞丰、册亨及望谟本地来种甘蔗的蔗农们，脸朝黄土背朝天，日子辛酸得很。曾在民中念高中（与我似曾相识）的某代课教师：“已经两年多了，我的甘蔗钱他们只给了一部分”，“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如果不给，死活都不怕……”仅仅是在众人面前“口出狂言”罢了。尽管明知道不给钱是套在脖子上的紧箍咒，是不拿刀的抢劫，可谁有胆量用“死活”去拼？中国上亿的农民工在没有得到工钱时，不也是如此想、如此说吗？有几个真的提斧头、炸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是自然法则。蔗农没有或被拖欠甘蔗钱与90年代初写给中央政府“农民问题”中所述情形大致相同，只是由于“见多识广”，问题的另一面又突显出来。
蜿蜒曲折的山路开始下坡，映入眼帘的是望谟县城方圆几公里的群山，森林已没有了踪影，往桑郎、蔗乡（广西）方向延伸得更远。为维持机器运转，开荒种甘蔗不得而为之。洪水来临，望谟河、桑郎河就成了黄河，洪水一过，两条河又都变回原来的黑河，十年如一日不停地注入黢黑的“糖水”，乘客都要屏住呼吸，更不用说里面那些已变了种姓的鱼虾。发展是硬道理，让下游的广西、广东去治理好了。
二、农业：进入80年代，邓小平把捆绑在中国农民身上的绳子解开，手、脚都能较自由地伸展。没多久，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80年代末，望谟县城周围－－即望谟河一带发展起来早熟辣椒、茄子、西瓜……造福一方百姓。十多年过去了，其他乡镇并没有被带动起来。政府没有鼓励，也没有帮助，“随他们去！”田地一般只种一季，麦子、油菜少见，两段育秧没听说，田地种植仍是古老的耕作方式。邻县册亨有一些坡改梯、地改田、引水灌溉工程，尽管其中不乏作个样板给上级看捞点政绩，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望谟却难得一见，祖先开有几亩田就种几亩田。每到打田插秧，县城各农金门市的抽水机供不应求。
望谟应该是林业大县，应该是造林大县，不过除了一些自然生长的杂木林外，人工造林远不如册亨。九十年代以后在县城几乎看不到农民卖柴火，望谟独一无二。退耕还林后不准卖柴火、卖木炭，可是把树子砍倒扛回家劈开又炕干，挑（驮）两三个小时到县城才卖10－15（20多）元，即使公务员们不是因为私事而有闲暇逛街，他们也不忍心去没收。每个月能有50－60元的收入，虽然不多，但比卖血的人安全。
三、教育：望谟是全州中学最少的县，县城三所，乡镇九所，还有麻山镇、油迈乡、昂武乡、蔗香乡没有中学，人数最多的乡镇中学是新屯中学，学生数500多。以前望谟的许多官员出自桑郎，桑郎有糖厂，除县城外应该是最大的乡镇，昂武乡原隶属桑郎区，桑郎中学在校学生只有250左右。如果不是因为贫困、如果不是因为教育局分配名额，如果不是因为孩子送到县城可能学坏，乡镇中学更难以办下去。比望谟少10万人口的邻县册亨有二十多所中学，冗度、坡坪学生数上千，丫他、坝赖、秧坝也有六七百。在校高中生人数册亨排在全州倒数，可据教育县长工作报告“2004年望谟在校高中生比册亨少700多人”，大约有500名，也即是600人口中只有一个在校高中生，册亨是170：1。2004以前周边邻县都已把英语作为小学升初中必考科目，望谟各小学几乎都还没有开英语课。99年、2000年安龙师范在册亨、安龙的录取分数线比望谟高一百多分；近几年兴义一中、八中在全州正式录取人数约700名，册亨约40名，达到人均水平，望谟约10名，只相当于人均水平的六分之一。当各类大学生录取人数是全州倒数的册亨已接近100名时，望谟民中的老师们只好比升学率，2003年、2004年毕业的高中生只有一百多一点。与之相比，人口仅多10万的安龙县高中毕业生有上千人。
盘江八县中望谟是最能严格贯彻中央政府“为中小学生减负”之精神，也只有望谟全县12所中学晚上不上自习或上课，偶尔有个别老师给少数住校生作辅导。二中是全县最好的初中，1700多学生只有不到300人住校，乡镇来的学生大多都租民房，即使有抽烟、喝酒、赌博、恋爱……学校想管也管不了。打易中学是全县最好的乡镇中学，“中午，街上的台球桌旁挤满学生”，“有些学生一个星期要吃二十多斤米，家里没钱就只有拿米来赌”，“星期五下午或星期六早上，老师们不是进城就是搓麻将，星期一上课还迷迷糊糊” ……公交车终点岜赖小学，“老师上课时，我们的那些同学有的抽烟、有的打牌、有的赌钱”，“四年级的一个学生当着同学的面叫老师去买火柴来给他们抽烟，老师没零钱他就丢一毛钱给老师”。在这所学校，校长都不敢惹这些学生，更不用说刚从师范毕业的小伙子。这样的风气不是一年两年就能改变的。
四、打工：望谟曾有一所办了一个学期的私立中学，教育局以“离城太远，仪器设备不够完善……”下文取缔，全县十二所中学都是公办，都由教育局统一分配名额、统一分配招生片区。计划经济使校长不必为生源操心，老师不必为成绩忧虑。乡镇集市上没有招生广告，只有从广东、福建等地回乡的工友们所贴的招工广告。“考取学校又不分配，读大学一是没钱送，二是不可能考取，混一个初中毕业证好去打工”，乡镇有许多孩子初中没念完甚至没进过初中校门。册亨开往广西百色的中巴常到江边就返回，望谟却有开往昆明、南宁、东莞的大巴。离城不远的岜赖村在春节刚过没几天就有两部大车到村里接人，几乎都是打工妹。小县城车站人满为患，候车室里寸步难行，庞大的打工队伍中有许多未成年人。这些年来，农民工为城市、为沿海省份创造巨大的财富，让交通
经营者们赚了不少钱，他们呢？瓦房没变成平房，土墙没有变成砖墙。打工仔、打工妹也有成为大老板，那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你看，XX村XX人？不是找了钱回来吗？
”这千分之一就是榜样，就是偶像，就是人生奋斗目标。
望谟在校的中学生人数在全州最少，但望谟乾坤武校（已搬迁）办得最红火。弃文从武、弃学从工是时尚、是理想。农民子弟去打工，城里的青少年（有些还在学校念书）迷失了方向，没有了追求，就染上了毒瘾。2000年前后，曾从外地调许多警员明察暗访，严厉打击，终于使望谟青少年吸毒想象有所收敛。
五、卖血：“不是出门当小姐就是留在家里卖血”，某乡干部的这番言语显然是过激之词，颇值得人们深思。某日，十多个20－50岁的农民（有年轻姑娘、妇女、男人）背或挎简单的行囊正在赶路，司机问：“四块钱一个，坐不坐？”“你们都上来，只收三块钱一个” ……“我们没钱坐，走路算了”。原以为是去哪地方找活干没路费回家，“他们是新寨那边，走路至少要4个小时”，“他们舍不得花钱住旅店（每人每晚只要
一元），从家里拿毡子之类，晚上几个人挤在某个角落过夜”，“饭也是从家里带来……”在望谟县城，许多人宁愿少走一里路要花三块钱打的，在农村，这几位农民为了节约3元钱而不得不多走30多里路。他们不是来赶集，是来卖血后返回家。二十一世纪内陆省份贵州省，这样的情景应该不多见吧。
从新车站沿环城路到王母桥，是望谟的富人区。路两旁有上百幢装饰豪华的楼房，其中一处是“望谟中心血站”。“卖血也要找关系、托熟人，否则要等两三天”。因为卖血的人太多，从血站窗口一直排到公路然后转成90度分两边沿公路延伸。到下午六点钟，余下的人就席地而坐熬十多个小时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有些人早有准备，自己从家里带来简单的行李。倘若在城里有某位亲戚打电话或亲自带去找血站的人，就可以不遵守那些常人的规则，不过要鼓足勇气，出来卖血还好意思找亲戚？2004年情形有些改观，大家都选在本地赶集日来卖血，相互错开，不过农忙季节一过，血站门前还是一样拥挤。
“上面（指专区或省）喜欢要望谟血站的血，因为他们的血很纯”。纯－－也就是纯天然的，很少含脂肪，没有胆固醇，是原始的血，正因为如此，它的价格也是原始的。记得还在学校念书时与同学们去献血，200ml得了40元，学校还发了近十元的牛奶、白糖等补品。近20年过去，到了二十一世纪，物价已上涨了好几倍，这些农民天然纯净的血
“卖一次100ml得75块钱，如果把来回路费、旅店费、吃的……除外，也不剩几个钱”。他们一次采100ml，一个月可以采2次，要是某个人一年采24次，2400ml，能得1800元/年，只相当于望谟县城普通公务员一个多月的工资。这1800元把每次各种用费扣除，揣回到家里已剩不了多少，并且他们不是卖菜，而是卖血，他们不是卖血，顶多是献血，但既不得利更不得名。造血机得一千八，售血机得到的不止一万八。廉价公民即使卖血卖骨髓也只相当于卖菜买米。
几年前“州长到打尖时看到那些妇女手臂到处是针眼，动了恻隐之心，拨了很多钱”。只是这些钱流到县城就再也没有流下去，山依旧，水依旧，人依旧，血价也依旧。2004年6月，望谟把乐元镇和石屯镇各划出一部分新成立打尖乡（卖血较为集中的地方），以后除了增加一套乡镇机构外，农民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对县府相关部门，有了历史上的麻山，再有二十一世纪的打尖，向省、州要扶贫款、财政补助、捐款……就容易得多。听人说坎边有一人，打尖有两人因卖血后回家死亡，除此之外还没听因卖血而受感染。河南上蔡县有爱滋病村、爱滋病乡，前车之鉴，不得不防啊！血站前拥挤的人群，摇摇晃晃、脸色苍白、无精打采沿公路前行的男男女女，以及坐在公交车上萎靡不振的“乘客” ……时常在脑海里游荡。
六、城乡差距：只到过望谟县城的人们会因“望谟是贫困县”感到迷惑。无论是往贵阳、广西、还是兴义、贞丰方向，县城周围方圆几公里颇象都市的郊区农村，楼房不多，不过几乎都是砖房、平房。县城有5路公交车，还有几十辆的士，及数百辆大、小三轮车，新、老车站客流量至少是册亨的三倍。
望谟与周边邻县不同，他们不喜欢集资建房，而是买地皮修楼房。县城新修那条阳光大道－－环城路，一幢幢楼房就是望谟的形象。皮鞋漏水只有扔到垃圾堆，不过擦皮鞋在电信局门口不下十个；电信局交费处一年四季忙碌不停；宾馆、饭店生意红火……望谟县城的消费水平不亚于兴仁、安龙，比册亨、晴隆、普安、贞丰要高一个档次。可其它13个乡镇是另外一番天地。打易镇、油迈乡（平卜）有柏油路，桑郎镇、纳夜镇、麻山镇、石屯镇、新屯镇（没有集市）、乐元镇、坎边乡、蔗香乡、郊纳乡、昂武乡共十个乡镇，每到赶集日下雨，“街上犹如寨子里的牛路”，脚无立锥之地。全县只有乐旺镇有了自己的水泥街。而邻县册亨只有富翁最多的秧坝镇街上未铺水泥（威旁是石板街，百口无集市又属于淹没区）。
国家财政补贴使公务员的工资有保障，并逐年增加，一年又发十三个月。有工资担保、抵押，一旦有扶贫款，就可以贷款从事第二职业，跑运输、开旅店饭馆、经营杂货铺……只要是能赚到钱的行当。如果某位先生只专注于公共事业或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不是智商有问题就是已误入歧途。在那口浑水里，何必洁身自好呢？至于公家的事，多做不会多得，少做也不会损失。客车站门前右边大道，每日每夜都有好几辆货车停在哪儿；碰上官司，公检法的办事效率使受害者哭笑不得；下了课，许多老师比学生还走得快；小街小巷的垃圾与那些楼房极不般配；望谟比册亨多十万人口，财政收入几乎相等，少收八面玲珑，多收四面楚歌；倘若我们的统计数据在未来的某一天不含水分，望谟人口增长率在贵州省一定数一数二……此地是一个较为自由的、无序的世界。“能”者多劳，劳者多得，用不了十年，不偷不抢不贪污，十多万的楼房算是平民，二十万以上才算中产阶级。只靠那不算菲薄的薪水，只有窝窝囊囊地过一辈子。农民没有抵押，很难贷款，没有投资，哪来收益？乡镇没有发展，谁愿意在那儿投资？门前是一条泥巴路，花十万块钱修一幢楼值得吗？从农村赚来的钱或领到的薪水大多拿到县城去消费，买地皮、买房子、送孩子进城念书……钱都在县城里流通，农民又不会自己造钱。改革二十多年，这些地方的农民还只是温饱。
有一群人只要奋斗十年，就能在环城路或县城的某个地方占有一席之地。而相隔十多二十公里外的另一群人即使是卖血，每次100毫升，每月两次，年复一年，想拥有血站旁的任何一幢楼，不吃不喝，也要一百年。这样的差别，即使是大诗人杜甫，也会哑口失声。贫富悬殊，哪儿都存在，只是贵州省望谟县实在太显眼。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政府也在努力反贪官，然而对于庸官、昏官、闲官，仍无有效办法。短时间内不知不觉，十年就见成效。那时庸官、昏官、闲官早已连升几级，何以如此？
此致
贵州省省委
贵州省人民政府
贵州省人大常委
（国务院、黔西南州委、黔西南人民政府、黔西南人大常委会）
韦登忠
2005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