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妹将滴虫病传给毛泽东
李志绥的这部回忆录，虽然在国外境外公开发行广为流传，在我国大陆却是“党和国家绝对机密”，严禁任何人泄露更不得传播，但是其中写到三妹的事，却由我那“铁哥们”画家证实了，他说自己在文革中因受迫害，关押揪斗又上过刑，放出来后身体很虚弱，回家后夜里与三妹干那事时，那玩儿怎么也硬不起来，好容易勃起了，却一进去就“疲软”了，使三妹有近水却解不了近渴，气得她骂道，你都不如个七、八十岁老头子！正是此事，埋下了日后他们夫妇分手的“种子”。我得知此事后对我那画家朋友说，你老兄也够“幸福”了，居然与伟大领袖“共饮一江水”，他恼火得把头上的军帽一摔道，我这顶“绿帽子”算是戴定了！
不过这话是在文革结束多年后才说的，当年我还未见上述那部《医生回忆录》，也不知我所熟悉的三妹，已是“圣上宠妃”(严格地说应是之一，因为“宫”中 “宠妃”不止她一个)。所以在文革后期，我为了“躲风”，藉口学习领会毛主席革命路线，去红军长征路线访问写生，正赶上我的“铁哥们”和三妹在闹离婚，因为我与他们二人都有多年友谊，更不知他们要离的主要原因，曾去劝说他们“和为贵”，由于离婚是三妹提出的，我又特地去拜访了她的大姐，让她也帮助劝说三妹。那大姐却小声对我说，你不知道，他 (即我那画家朋友)那东西不行了，我三妹正来劲，他却罢了工，夫妻生活没法过，再加上别的事，他们是非离不可了。我这其实是种病，可以治好的，还打听到一种药，叫“肉从蓉”，专治阳萎，曾托人去买，以为只要治好这病，能够满足三妹所需，他们就可以不离婚了。但是当时三妹他们正剑拔弩张地较着劲，我“铁哥们”的病也不能马上治好，不如暂避锋芒，先退避三舍，让他和我一起到长征路线写生去，他欣然答应马上与我同去“长征”了。我们在贵州和云南等地一下转了三个来月，我因为家里有事，先回了北京，他却又去了西双版纳，住进傣族村寨深入生活。哪知三妹正急着要和他离婚，等他马上回来办手续，可就是怎么也找不到他。三妹着急，她的大姐、二姐也跟着着急，他们知道即将成为前三妹夫的画家，是由我领着“逃跑”出去的，就气不打一处来，对于我这“忘恩负义”之举，非常生气发起火来，这就又引出了一些事情。
关于我的“忘恩负义”:另有一段我与他们姐妹的故事。就在文革中三妹正身居高位神气活现时，我在本单位因得罪了“副统帅”和“江女皇”一伙的人，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并被开除党籍军籍，押回原籍劳动改造。两年后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林彪之流垮了台，当初定案处理我的正是林彪死党黄吴李等，我在劳改中听到此事后，就蠢蠢欲动想回京翻案，但是因为久居乡下，不了解外头情况，就写信给我那“铁哥们”夫妇，请教他们怎么办好，他们很快复信支援我回京参加反对“林陈反党集团”的第十次路线斗争。我还是没有把握，正好我那老军长己调任为江苏省军区政委，他和夫人即二姐都住在镇江，我就从江北乡下偷跑到镇江，找到他们家见到了二姐，老军长没在，说是外出开会了，也许因为我还戴着“帽子”，他为了避嫌故意不见我。二姐听了我的陈述，她说己从三妹夫妇处知道了我的事，给我讲了林彪一伙垮台和文革中的许多事，认为我的问题完全可以平反，根据我的出身历史和一贯表现，不会有什么问题，支援我回京找原单位去，也可以直接找总政甚至军委上告。二姐说我可以马上走，由她向我提供路费，我说还不行，这次我是从生产队偷跑出来的，我得很快回去，家中还有个老母亲，也得安顿一下才能走，又说路费可以自己筹，回乡时曾给我几百元安家费，借给生产队买牛了，现在能够还我一些，正好用它当路费，至时我将从乡下直接回北京。二姐说这样也好，就拿出一批关于文革和林彪问题的文件材料，让我了解外头形势和上头精神。当天晚了，我不敢到外头住旅馆，因为没有任何证件，万一被红卫兵查出我是潜逃入城的“反革命”，不打死也得脱层皮。二姐毅然决定“窝藏”我这“反革命”，让我住在她家，这里是省军区政委家，谁也不能随便进来，躲在这里最保险，就便我在她家睡了文革以来最安稳和舒适的一觉，从白天到夜里，我又看了一批文件材料，心里也更有底了。第二天我就告别二姐回到乡下，临走前她嘱我到京后就去找三妹夫妇，让他们把北京的斗争情况告诉我，还要我有什么事就随时与她联系，最后又说:一听说你也当了反革命，我从来就不相信，我们看着你和三妹一样，在革命队伍中长大，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怎么可能是反革命，所以我们都支援你平反，你放心去北京吧，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我回到北京以后，马上去找我那“铁哥们”家，他们当时还住在“中办”为三妹安排的住处，即后来的贵宾楼原址。我去时忘了城市人的作息规律，仍按乡下习惯早上六、七点就敲开他们的门，他们夫妇睡意朦胧地起床接待了我。通过谈话我了解了当时北京和各地的情况，听了他们对形势的分析估计，和对我怎样进行斗争的建议，这使我与他们夫妇之间，除了原有的个人友谊，又增加了一层革命和战斗以及路线斗争的非常友谊。由于我己被开除党籍，这时正是没有政治生命之人，在经过曲折斗争之后，终于恢复了政治生命，而这正是在二姐、三妹及其一家的支援帮助下实现的，因此二姐、三妹和我那“铁哥们”，就是我政治上的“救命恩人”。可是后来我竟背着二姐、三妹，和我那“铁哥们”相约结伴“逃跑”出去，使三妹要离婚离不了。当时我不知道，三妹所以急于离婚，是想再嫁一个大宫。原来有位年纪不老的政治局委员，刚刚死了妻子，正在虚席以待，三妹就想乘虚而入，改嫁给那位政治局委员，以使夫妇二人都可在政治舞台上徜徉，不似这个画家老公，只配在家里为她及其贵宾端茶倒水。可是这个画家却被我带走并且抓不回来，这使二姐、三妹对我都很恼火。
在此期间我原来所在文工团的老团长，去看望老军长和二姐夫妇，二姐一见老团长，竟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道，你们团的那个XX很不像话，我和三妹当年那么关心支援他，帮他从林彪迫害下解放出来，但是他忘恩负义，与他的“铁哥们”，合伙欺侮我们三妹，使我们找也找不到他。这事与我们老团长完全无关，他被说得莫明其妙，只得说他与我多年不联系，我干过什么他一点也不知道。二姐仍气呼呼的要他负责向我转达她对我的强烈不满。
也在这时，我的妻子在出国援外时不幸牺牲了，三妹出于我们多年友谊也来慰问我，对我表示了一通关切之情，哪期在离开我时竟说，我想想还是要骂你，你把你那“铁哥们”藏到哪里去了，你得马上把人还给我!我诉苦道，他年龄比我大，资格比我老，级别和名声也比我高，他的行动是他自己做主，我怎么能背着你们带他走又藏起来呢?其实我那画家朋友，知道三妹正急于与他离婚，就故意呆在边疆地区，拖了着不回来“干耗”着她，而我实际上是支援他这么干的。
三妹与北京卫戍区司令也有染
就在我与“铁哥们”并肩转战于长征路线时，他向我渐渐透露了三妹已是“皇上宠妃”的事，1965年三妹所以急如失火地与他结婚，也是由于“最高指示”，似乎是她和伟大领袖都以为她己怀上了“龙种”，但她却是个未婚“处女”，如不结婚就会露“馅”，三妹失节事小，领袖形象事大，所以让三妹赶紧嫁人，以使其腹中“龙种”有人认领，好代伟大领袖当个“替罪羊”，这才有了“十二道金牌”将我那画家朋友从西藏紧急召回，不由分说先与三妹入洞房，当了个又惊又喜更懵懵懂懂的糊涂新郎。也是在这期间，他向我透露了三妹有滴虫病和骂他“都不如个七、八十岁老头子”等等床上秘闻。又悄悄向我透露了他家别的丑闻，如三妹不只同“圣上”有染，还与卫戍司令也有一腿，那位司令常常只带一个司机来与三妹幽会，有回带三妹和她老公一起乘车去什么地方，让当老公的坐在前排司机边上，司令和三妹一起在后座上，那老公从车前后视镜中看到，自己的老婆正被那司令又搂又摸又亲着，看得他火冒三丈却又不能发作。那司令又常半公开地去找一个中年寡妇，并声称自己这是“助人为乐”，又说他自己的老婆在家闲着，谁想去去就是了，只要她乐意，他却不在乎，互不干涉就行。我一得知这些情况后，马上意识到自己劝他们别离婚是根本错了，当即表示，他应立即离婚，并且与三妹离得越远越好。常言道“伴君如伴虎”，你在三妹身边也太危险了，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人找个藉口搞掉了，不论是“圣上”还是“司令”，会像捏死一只蚂蚁似的灭掉你，死了也不知是咋死的，更是不明不白地白白死掉。我那“铁哥们”后来果然回来，•迅速与三妹办了离婚。只是己经耽误了三妹的好事，那个丧妻的政治局委员，己经另有新欢，等三妹办妥离婚，黄瓜菜都凉了，己高攀不成了!
他们离婚以前，我“铁哥们”有次苦恼地对我说，他们家竟曾同时摆下三个“战场”，他妻子即三妹同卫戍司令干，三妹一个来帮她带孩子的异母小妹，同卫戍司令的司机干，正好三妹那当舞剧编导的哥哥来，又在他们家同一个首长千金干，这第三对的“战场”就在画家的画室里，画家回家来时，见每个床上都被裘狼藉，床单褥垫上还留下了幅幅“地图”，他只得忍气吞声地自己收拾换洗一番。二姐到北京来，知道此事后骂道，这南河沿一二四号，简直成了个大妓院了!好在这时伟大领袖己经病入膏盲，不需三妹常常进“宫”，而且老人家身边己经另有“宠妃”:三妹已生过一子一女，不必再为领袖服务，就在这时卫戍司令才插进一腿补了此空。这些秘闻丑事不仅事关三妹名节，涉及我朋友的隐私，更会影响到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应属党和国家的“绝对机密”，所以我和我那“铁哥们”，一直以来都将此事严格保密。直到他们离婚以后，我终于逐渐知道了他们家，主要是三妹的这些事。说起来这当然是些丑事，可是三妹不仅不以为耻，反而有意无意地故意透露一点两点甚至几点，并且不无得意之色。这也难怪，中华八亿同胞(当时人口统计数位)，女性打个对折有四亿，成熟女性再打个对折算是二亿，全国二亿正当年的女同胞，有几人有此“幸福”，亲身享受、也给“圣上”享受到两性之间零距离的“亲密接触”，这等“皇恩浩荡”的超级“荣誉”，当今世上几人能享?所以三妹不能不以此为荣，以致主动泄露了党和国家的“绝对机密”。
遗憾的是1976年9月9日“吾皇驾崩”，停灵于人民大会堂，接受人们瞻仰遗容和沈痛悼念。这时三妹赶去，扑在老人家的水晶棺上，放声痛哭道:你不能走啊，主席，你不在了，叫我怎么活啊!据说“第一夫人”江青闻讯大发雷霆道，这个李XX，胆大包天，居然大闹人大会堂，看我怎么收拾她!可喜的是当年10月6六日，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江青首当其冲成为阶下囚，再也发不了雌威整不了人，这才使三妹逃过了一劫，不然落到那“红色女皇”手里，很可能同汉高祖的吕后一样，把先皇刘邦的一个宠妃，不只打入死牢，还砍去骼膊和双腿，更“去眼，烽耳，饮瘩药，便居厕中，命日‘人彘’”(见《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三妹幸免也当“人彘”之难，所以她和我们一样，都欢庆“四人帮”的垮台，为我们都获得又一次解放而由衷兴奋。
三妹拥有毛泽东大量墨宝为证
前己说过，三妹总是憋不住地向人透露她和伟大领袖的特殊关系。还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中央决定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并在全国征集关于毛主席的文物，凡收藏有毛主席的文稿、诗词、书信等等手迹，都必须上交中央入档，不得流散在民间和个人手中。见此中央通令后，三妹来找我去，让我看了她藏着的一批领袖文物，此前我己在她那儿见过几件，这次让我全部一一过目了，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她手头竟拥有大批价值连城的特级文物似的国家珍宝!这些宝贝平时锁在一个小皮箱中，那里面全是伟大领袖的亲笔墨宝，其中不少是老人家特地题赠给她的，例如有一幅老词《蝶恋花•答李淑一》，现在国内发展并流传的同一诗词，并不是老人家专门题写的，其实是从他给李淑一的信中摘出的，不仅没有前言小引之类，词中也有笔误和修改处。但三妹的这一帧，却是老人家在大幅宣纸上精心题写的，前有关于此词的“小引”，后有特意御笔亲书的“跋”和“题赠李霞同志”一行大字，前文己写到，“李霞”是伟大领袖为三妹起的“御名”，将怀念 “霞姑”(即杨开慧)的词，书赠给“李霞”，其意义自然深远，词后老人家那龙飞风舞的狂草署名，更是令人惊叹。整幅诗词的笔下功天，不只是老人家在书法艺术上的巅峰之作，在当今“书坛”上可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件无价珍宝。我欣赏后对三妹说，仅这一幅字，你下半辈子就是什么也不干，也吃喝不愁了，因为你己拥有如此巨大的“财富”。她得意地说，你再看，我这还有呢。接着又展示了一批不同的诗词手迹手稿，有的是老人家自作自书的，有的是古诗或名词的重新题写，还有一些题字题词，有几件是“向雷锋学习”和“向雷锋同志学习”等不同题字(关于雷锋的题字，后来引发了另一个故事，此处暂略，下面专写)。最使我感动的是老人家给三妹的一批亲笔私人信件，有的是在八开白纸上用铅笔写的(这是中央领导人起草和批示文件时专用的)，有一信竟长达五、六页，其中对“李霞”充满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与谆谆教诲，如嘱她好好学习，戒骄戒躁等等，有几处对她的批评，也切中了三妹的要害，看来伟大领袖对她似已动了真情，并且是用了真心的。我一面欣赏这批文物，一面止不住为三妹惊叹，为她骄傲更为她担心，她个人私藏着这批特级文物，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变成一颗颗“定时炸弹”，它太珍贵也太危险了，她不能就这么留在身边!
曾找总政秘书长华楠帮忙
三妹说找我来并让我看这批文物，就是为了商讨一个怎么处理的办法。这时她已与画家离婚，身边暂无别的亲人，所以临时召唤我来商量如此大事，我一面为她对我的信任而感动，一面为见到这批文物而高兴，就说按照中央规定，这些文物应当上交，但是这是毛主席写信你个人的，上交后自己就没有了，这很可借，她说自已正是这么想的，但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想了想道，最好能复制一套下来，上交一份，自己保存一份。她说到哪儿复制呢?最好能“拷贝”下来一点不走样。我为她动开了脑筋，想到我的老上级华楠，这时正任总政秘书长，手下肯定有新型的文件复制设备(那时还不知道那叫影印机)，我说可以去找他商量，请他帮助复制一套下来。三妹说也好，你替我去找找他看。我受命去见了华秘书长，他思考后说，这批需要复制的东西，应该先全部拿给他看看，然后决定是否复制和怎样复制。我回去告诉了三妹，她皱起眉头道，都让他看了，不就又扩散了吗?加上复制的人，还保得了密吗?她踌躇一阵后说，不行不行，不能让更多人看了，还是等等再说吧。于是这批关于伟大领袖的国家特级文物，一直还在三妹手中。到她去世以后，又作为遗产传给了她女儿。她女儿的老爸即我那“铁哥们”，也曾同我商量，那批文物确实等于一颗“定时炸弹”，放在谁身边也将是个“祸害”，应该劝其女儿寄存到银行保险柜中。但是他早已与三妹离婚，女儿也不太听他的，他只有建议权，却无决定权，不知他们女儿照他说的办了没有。这使三妹虽已去世，却留下了一个“国宝悬案”。
三妹与我那“铁哥们”离婚后，就搬出了中办分给她的住处，搬迸了北京市革委会拨的一套住房，她就是在那儿向我展示这批文物的。由于当时我正中年丧妻，她又己离了婚，两人都是单身，并且她的二姐夫妇早有撮合我们之意，加之我们多年的交往，如今又对我很信任，有好事者就鼓动我再与她好。我却毫不犹豫地表示不予考虑，心想就算她没有后来那些事，与伟大领袖和卫戍司令等等都没有关系，这个“小姑奶奶”我还是不敢惹，并且她头上没有“帽沿”，一直都在朝上看着，当初我那“铁哥们”，不听我的警告，与她结了婚都有了儿女，却落得了鸡飞蛋打离婚散伙的严重后果，这都是不听“老人”言的结果。我便对怂恿者说，她哪能瞧得上我，我还是找个能安生过日子的人吧。不过虽然如此，我和三妹还是友谊长存并交往不断，又了解到，她和在她家同她哥干那事的那位首长千金，一起商讨如何重新安排她们的终身大事，就都把各自原来的老公给休了，相约各找一个能“屁股冒烟”的，即有专用小车的大干部，好补过一把当首长夫人的瘾。可惜三妹原来瞄准的那位政治局委员，己经“名花有主”，她因离婚耽误坐失了良机，只得另选目标了。
就在这时，有位超龄“白马王子” 闯上门来，不过此公当时，“屁股”并不“冒烟”，但是这位自荐“毛遂”的“屁股”，不仅曾经而且仍将“冒烟”，有着相当的保险系数和发展前途。据三妹后来说，这位是拼命追求她来的，此人本来是位高干，我也早就认识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是总政宣传部长，是全军最年轻的一位将军，只是后来随谭政主任一起下了台，到文革中又错投到林彪麾下，一度成为“副统帅”的智囊和笔杆子之一，哪知林彪又倒了台，被审查了一阵后，认为陷得不算太探，解放出来正靠边站着，等待重新分配工作。此前他已丧妻，听说三妹正找物件，忙来报名应征。这时三妹也正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已届中年却身边无夫，当这位前任部长将军对她猛攻穷追时，只得盘算衡量予以考虑了，又与大姐、二姐再三商讨斟酌后，认为此公虽然暂时落魄，但是从当年到将来，仍然大有可为，其资历和原级别都明摆着，必可东山再起，并且他虽比三妹年长二十多岁，却比伟大领袖和卫戍司令等年轻多了，也就没有拒绝。这位前将军部长为了追她，不借放下架子和斯文，不断到三妹家来，为她烧菜做饭忙家务，殷勤伺候，在他软磨硬泡之后，果然称其心愿，成了三妹的虽不完全满意，却也门当户对的又一“郎君”。后来我才知道，他之所以猛追三妹，其中有个重要缘由，原来他发现三妹“朝中有人”，与中央及军委若干领导人，都较熟悉大有关系，与她婚后将取得一条直通上层的捷径，保证将来能重任高官。三妹确也不负所望，为其新夫施展了自己的全部努力与魅力，保举这位郎君终于又升了上去，重新成为军中一位高级干部，并且享有了中将军衔。由于我和三妹的友谊，这位前部长大人，竟也成了我的朋友，日后我们曾多次交往，而且演绎过一段故事，这也是后话，待下面再说。
三妹曾想透露与毛关系不一般
三妹手上那批未出手的“特级文物”，常常“烧”得她不大安生，有次她又把我找去，看了一份她的毛主席谈话笔记。这是老人家几次关于文艺的谈话，她听后回来马上追记下来的，其中特别是关于京剧的一部份，不仅都是闻所未闻的，并且看出老人家对此确是情有独钟，对其唱腔和表演十分熟悉，堪称内行，对京剧的改革发展，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我看后对她说，这些谈话如果整理公开发表，必将引起各方注意，甚至可能引起轰动。她说自己也这么看，所以找我商量怎么拿出来。我考虑后说，整理发表当然很好，不过据我所知，凡是毛主席未发表的讲话或文章，个人都无权随便拿出来，也没有哪家敢擅自发表，都应交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或 “毛选”编委会统一处埋，到了他们那里，怎么发，何时发和发不发，就由不得自己了，反正不会允许个人发表这类文章，说不定还会引起别的什么问题，看来这事比较复杂甚至麻烦。原来三妹所以想发表这些谈话，只是企图藉此宣扬和突出自己，显示自己与伟大领袖的特殊关系，表明她如何领会并掌握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已经深得其“精髓”，好增加她取得更高地位和更大权势的筹码，那不仅仅大出一番风头，成为世所瞩目的人物，但是看来难以如愿，闹不好会事与愿违出别的事。她皱着眉头想了又想后，才泄气地说，那就算了吧。我也遗憾地说，以后看情况再说。此事就此搁下，那批领袖谈话笔记，至今还在她那儿保着密，可惜又都成了遗物，谈话者和纪录者都己辞世。不过当年三妹欲借伟大领袖标榜显示自己之心一直未死，不久她又找我商谈了一事。
每到逢三的年头，都要纪念毛为雷锋题字的几十周年，掀起又一次学习雷锋的高潮。记得是在1983年，三妹又悄悄让我看了她珍藏的毛主席手迹墨宝，那是关于学习雷锋的不同题词。她说1963年《中国青年》杂志请伟大领袖为雷锋题词，她就在主席身边，那天老人家兴致很好，一边应约题词，一边对她说了不少对学习雷锋运动的看法，特别是他对雷锋本人，以及关于如何宣传雷锋等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我听了感到十分新鲜和重要，认为应该整理出来发表。她说我找你来就是这个意思，你帮我整理吧。她又拿出几件不同的领袖题字，说配合文章同时发表。原来那天老人家题写时，一口气连写了好几幅，只选出一张给了《中国青年》，其余的都存留在三妹手上，这些题字别说都拿出来，就是只发其中一件，也会引起轰动的。但我深知这位“小姑奶奶”的用心及其目的，不想被她拖进这类事中，就对她说，发表这类文章特别是主席题字，不能是个人行为，最好有个宣传单位出面，由组织和领导来处理此事，例如让报刊记者来访问你，你向他们介绍主席的谈话，再出示不同题字，这就名正言顺并不由个人负责了。她说这样也好，又说你是《解放军报》的人，就由军报来访问我吧，我说回去找报社同志说说，一位军报名记者得知此事，大喜地说就由他去采访三妹，她也很高兴。其实我是将此事推了出去，无意为她去张扬招摇和招惹是非，不料后来还是牵扯到我。我为三妹办了此事后，正好去南京出差，老军长和二姐家就在南京，我就去拜望他们，哪知我刚进他们家，突然有我的电话，竟是三妹的新任丈夫，从北京给我打来的。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