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这样形容曾经是工程师的胡锦涛：他更愿意通过巩固党内旧有的机制来加强垄断管理，而非通过改革来实现政治统治。华盛顿邮报分析，胡锦涛的态度是很鲜明的，他是个“不妥协者”，特别是在巩固政权这点上，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党外的共识。他控制言论自由的力度比以往不是减弱而是加强了，主要体现在重新定义有关媒体控制条例的方面。
他最近竟然说，古巴和北朝鲜的经济政策有瑕疵，但是政治政策正确。这个意见经香港媒体报道，使很多党内人士大惊失色，因为这两个国家被认为是残民以逞、孤立于世界之外。
当然还有近日水木清华等著名高校BBS被关闭的事件，他在舆论垄断上比前任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走得更远。胡锦涛采取新的措施将那些非政府组织与活动紧紧“握在掌心里”。华盛顿邮报引用中国共产党党内某些官员的话说，胡锦涛领导着中国宣传部门、教育部门、文化部门和安全部门的官员对“批评政府”和其它敏感话题进行打击。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仍然是胡锦涛统治下的言论禁区。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中国有许多异见作家被捕，包括了湖南省的师涛（Shi Tao）、辽宁的郑贻春（Zheng Yichun）、安徽的张林（Zhang Lin）以及浙江的画家严正学（Yan Zhengxue）。一位纽约时报的研究员赵岩在胡锦涛对中央委员会讲话之前被捕了，另外一位著名的散文家黄金秋（Huang Jinqiu）被宣判入狱12年。
中国政府还解除了郭国汀（Guo Guoting）的律师职务，背后的理由是他企图代表许多异见作家说话。而另一起引起国际关注的事件是北京大学开除了焦国彪教授，因为他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一篇严厉抨击中宣部的文章。这是近年来少有的开除事件，正值胡锦涛高喊在高校内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时期。与此同时，大学开始呼吁学生多选修政治思想课。
近来，许多以私营企业的名义在某些有同情心的共产党官员的帮助下建立的非政府组织开始感受到了无形的压力。曾经出版了一本中共禁书并经营着一家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茅于轼说，“回想起江泽民的政策，还不算太坏。我们在江泽民的时代存活了10年，但是现在胡锦涛的政策却让我们几乎面临关门的命运。”
异见作家刘晓波和其他两位作家曾在2004年12月突然被捕，刘晓波称胡锦涛在打击对立“稚嫩”反对派的时候毫不留情，而且这些打击从9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了。刘晓波说，“他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现在非常清晰了，他相信政治改革将使一党制被摇撼，因此他在处理公众对党不满的问题上找到了另外一条出路。他现在向极左迈进，限制言论并压制知识分子。”
在2003年，中国媒体“毫无禁忌”的报导了SARS在中国的疫情，使得人们对刚刚掌权的胡锦涛和温家宝充满了希望，思想着也许他们二人将会在中国推动政治改革，比如提高政府的透明度等等。但是人们的希望很快就被一连串的事实所打击而破灭了，许多人开始指责胡锦涛根本没有给予媒体自由，也没能在选举党内官员的制度上有所改革。
华盛顿邮报引用不具姓名党内官员提供的资料称，胡锦涛在SARS期间曾经发表内部讲话，警告党内官员要堤防“敌人”利用这场瘟疫来提升西方的媒体自由或者宪法改革。从那以后，胡锦涛开始集中精力在“加强党的统治能力”上，他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但并非给予法院监管的权利，而是采取了更为传统的方式。
胡锦涛依靠加强党内管理制度和颁布新条例等方式来试图规范党员的行为，他的一系列做法甚至拖慢了经济改革的步伐。在银行系统改革或者股票市场改革上，胡锦涛都没有突破性的作为，在过去的几年，据经济学家和党内的研究员称，在企业私有化的进程中，改革的脚步也明显放慢了。作为替代，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有人评价说这一提法是为了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以及农民工人福利和收入差距等问题之间寻找平衡。中国官方媒体开始为这一思想歌功颂德，评价胡锦涛的政策是为那些被经济改革所“遗忘在后面”的人们着想。但是这一思想在许多渴望获得商业利益的人们中引起了不少怨言，同时也引起了希望加快经济改革步伐官员们的不满。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共官员对华盛顿邮报表示，在过去的一年中，各地对地方官员不满而来到中央上访的人数增加了翻了一倍。另外一位中共官员说，“胡锦涛在上台以前用了许多年等待和思考将做些什么，但是现在他开始倒退。”为了解决地方怨言胡锦涛颁布了新的应付上访的条例，而学者认为这些新法只是更利于地方官员对投诉者进行打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