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变化则发生在国内经济政策上，布什提出两项新政，一是改革养老金制度；二是大幅减税。被称为“社会安全基金”的美国老人退休金，其实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职工薪水被政府扣留一定比例，退休后再作为福利金逐月退给本人。由于退休者寿命延长（美国平均寿命已达77岁）等因素，老人领取的退休金额超过原来的预交数，因而导致退休者实际上也在“领取”正工作者预交的退休金，即年轻人养老人。三十年代该制度刚建时，40人养一个退休者，五十年代降到 8.6人养一人，现在则只有3.3养一个了。按这个速度，三年后两人养一人，再有20年，养老金入不敷出，该制度将破产。
三十年代罗斯福总统所以制定这样的政策，和他的大政府左派理念有直接关系，因为这样可以增加政府控制个人财产与福利的功能。罗斯福当时的所谓“新政”，主要是扩大政府权力，限制市场和个人财产。罗斯福曾尝试像共产国家那样把钢铁厂等收归国有，由于最高法院裁决“违宪”才没实现。另一个原因是，三十年代热衷均贫富的共产党在苏联得势，强调社会主义的希特勒在德国崛起，罗斯福担心贫富差别扩大可能导致共产势力在美国兴起，因此用退休金制度来保证老人生活，降低共产宣传的作用。
布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把养老金的一部份提前还给个人，但不是给个人随便花费，而是让个人把它投资股市，以钱滚钱。有人提出，为何不由政府来统一投资？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布什的经济理念不是大政府，而是个人权利，要把美国建成一个“个人所有权的社会”（Ownership Society），使个人对自己的生活承担责任，而不是依赖政府和他人。它的实质是对三十年代罗斯福左翼政策的一个矫正，从国家权力，转向个人权利，从强调政府功能，转向重视社会。
布什提出的大幅减税政策，更是如此。美国的税收制度相当繁琐，按不同收入而设有五个等级的税率，最高个人税率是36.9％，即富人要把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缴税，政府把这种强制收缴的税，再分配给穷人作为福利以及政府开销。布什准备简化税率并大幅减税，实质是要把人民的钱还给人民，使个人对自己的收入有更大的拥有权和支配权，而不是由政府高税收后对社会财富进行二次分配。
高税收、高福利，和大幅减税，控制福利，是西方左右派的主要经济理念分歧。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比较可明显看出，美国实行大幅减税、充分市场竞争的政策，是其经济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而西欧主要国家（除英国外）普遍实行高税收、高福利政策，结果经济普遍滞缓。美国的失业率现在是5.2％，而法国是 9.7％，德国是9.9％，欧盟25国平均失业率是8.9％。美国去年经济增长3.5％，而法德两国都不到2％。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当今世界致力减税和单一税率（flat tax）的，反而是那些结束了共产专制的东欧国家。据《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芬德（John Fund）最近文章中的数据，1994年，立陶宛三小国中的爱沙尼亚首先从香港的单一税率获得灵感，废除了该国过去45年一直使用的多级税率，随后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两国跟进，结果立陶宛三国的经济都呈强劲增长趋势。
立陶宛三国的单一税率引起俄国总统的经济顾问伊拉林诺夫的注意，在他建议下，普京总统决定俄国实行13％的单一税率，结果俄国的税收迄今增加了 150％，去年经济增长率达7.3％。伦敦“亚当史密研究所”（ASI）的报告说，“俄国的经济增长和单一低税率有直接关系，因为税率那么低，人们就不那么逃税，而倾向增加投资、工作和储蓄。”
在立陶宛和俄国之后，塞尔维亚也实行了14％的单一税率，随后乌克兰跟进，像俄国那样实行13％的单一税率，然后邻国乔治亚也跟进效仿。锐意改革的罗马尼亚新总理去年底上任后两周，就决定从今年元旦始，该国实行16％的单一税率。
去年初，斯洛伐克也废除了过去多达一百多种打税类的等级税率，而采取17％的单一税率，结果该国失业率下降，去年经济增长率达4.9％，“世界银行”把斯洛伐克评为去年世界经济改革榜之首。这股“单一税率”之风也吹到中国，西方名著《单一税率》（The Flat Tax）最近在中国也有了译本，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写了译序。
为什么这些实行单一税率的都是前共产国家？因为经过均贫富的社会主义灾难之后，这些国家更懂得和珍惜自由的价值，更清楚由政府包揽的政策带来多大的灾难。《华尔街日报》曾就斯洛伐克实行单一税率发表社论感慨说，最好“把我们美国国会和斯洛伐克的换一下”；因为在西方国家，主张平等和均贫富的左派，绝对反对单一税率。在美国，别说左派民主党，即使右翼共和党，内部也意见不一。1996年《富比士》杂志总裁富比士（Steve Forbes）出马竞选总统，在共和党内竞争提名就败北，因为他主张美国应实行17％的单一税率。
左派所以反对单一税率，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实行这种政策，富人和中产阶级就会少缴税，就没有那么多税款来养活大政府，来给穷人发福利，就没法实现均贫富的乌托邦理想。而右派则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认为强行用国家政策均贫富，不仅不合理，尤其不道德，不仅对富人不道德，更剥夺穷人的尊严，等于鼓励他们一直处于靠别人施舍状态。而且以国家力量强行操作均贫富，结果不仅丧失自由，也不会有真正的平等，共产国家计划经济导致的灾难，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近年美国内部对此的争论，主要体现为哈佛大学两位教授的对立上。一位是《正义论》作者罗尔斯（John Rawls），他是强调平等和均贫富的左派理论家，主张一个社会可以用“善”的名义剥夺中产阶级和富人的财产，再分配给穷人和弱者。这种理论为高税收、高福利、大政府奠定了哲学基础。他的同事、哈佛哲学教授诺齐克（Robert Nozick）则以《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反驳罗尔斯，强调人的“权利大于善”，反对国家和社会用“好心”，即“善”的名义剥夺别人的财产和自由，坚持人的自由和权利高于“善心”。这就好像捐款，一个人是不是捐，这种决定权大于必须捐的“道德要求”。他自己自由做决定的权利，比那个强行要求的“善” 更重要。而在共产国家，向来都是国家以“善”的名义，以什么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等理由，抢劫人民财产，剥夺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
罗尔斯继承的是马克思、凯恩斯，这“三斯”憧憬的仍是那种均贫富的乌托邦；而诺齐克则继承了哈耶克，这“二克”重视的是个人自由和选择权利。罗尔斯为了强调平等和均贫富，甚至把人的天赋都视为公共财富，不属个人所有，也要“均”。诺齐克对此诘问说，如果一个人碰巧幸运地拥有两只明亮的眼睛，是否应捐出一只给盲人才是公平？按照罗尔斯的理论，像二米高的中国篮球明星姚明的腿就应该锯去一段，移植到矮子的脚上。
诺齐克看重市场经济，强调人们在这种制度下的自由交换权利，除非产权获得和交换使他人状况恶化。对此诺齐克举例说，如某人独占了沙漠中唯一的自然水源，然后以任意高价售水，才算造成人状况恶化；但如果某人发明了治疗致命疾病的药方，为此任意开价，则应被允许，因别人只是无法获得他的发明，不是他造成别人状况恶化。诺齐克的这种定义主要是最大限度地保证个人权利和自由，由此形成真正的市场经济，在充分实现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的情况下，社会富有和相对平等。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强调，“对经济的管制”必然造成“对自由的压抑”，它是左派知识份子的“致命的自负”。正是这种“致命的自负”，导致二十世纪整个世界向左转，都要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由国家来管的“父权式政府”。在1914年之前，全球的国营成份只占10％，但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仅在西方民主国家，就上升到占45％，而在共产国家，则高达百分之百。仅在美国，就有罗斯福的“新政”，约翰逊的“大社会”等意在扩大政府权力、通过政治来改变人的乌托邦尝试。
这次布什要改革养老金制度和大幅减税、简化税率，不应该被认为只是一个关系到美国国内的经济政策，事实上，布什这种要纠正罗斯福以来的扩大政府权限的做法，是在重新回到实践亚当．史密、哈耶克、诺齐克的自由优先理论。以美国主导的这场21世纪初的经济革命如果成功，不仅将奠定美国未来经济繁荣的底座，而且将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一个样板，促使世界更走向自由，而不是朝向福利社会主义乌托邦。（caochangqing.com）
（载《开放》2005年4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