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以来中共在其情报系统编织的谎言是“我们不同于帝修反，从来不采用色情手段，也不采用暗杀手段。”对于思想简单，怀有一心报效国家理念的海内外青年颇有欺骗效果，以为中共情报机构如此洁净，完全利用理念和志向感化人心，赢得人心。记者有幸接触了一位前中共特工和一位前中共情报线民，他们从各自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中共情报系统欺诈、污秽及为维护共产邪灵无所不用其极的的真实一面。下面是记者最近分别采访他们的笔录。
丁柯先生1982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随即加入中共中央调查部(1983年改称国家安全部)。
“当罗青常(原调查部部长)、周绍曾和陈忠经(原调查部副部长)等人反覆向我们这100名77级毕业生强调中共情报机构既不利用色情也不利用匕首，绝不同于帝修反的情报机构时，我真的相信了。认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自然而然不会与这类龌龊伎俩为伍。我暗自庆幸，为自己选择中共的情报工作做为事业的起点而感到自豪。出国工作之前，接触的都是中共的新闻报道和中共出版或删改过的书籍，根本无法了解中共情报系统的真相。再加上内部同事“不该说的不说”，避免背黑锅，我脑子里都是中共编织的假象。”
丁柯接着说：“真正开始了解中共情报系统的内幕是在国外工作期间。1985年金无怠间谍案在美国破获后，法国反间谍机关也破获一起重大中共间谍案，由于此案离奇荒唐，且绝对淫秽，中共安全部迫于无奈，暂停在法国的所有间谍活动。几年后重新恢复时，不得不经中共中央高层批准，临时聘请中共社科院副院长、基督教三自教会副主席、中共派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团长赵复三负责主持在巴黎的情报工作，内定为安全部副部长。期望以全新的人马和显赫的学者身份掩盖形像。谁知到了89-64，赵先生毅然叛逃，与中共决裂，这是后话。”
案情是这样的，1964年，法国外交部向驻华使馆派去一位崇仰中华文化的年轻外交官，伯纳德-博斯考特(Bernard Boursicot)。此人在使馆举办的酒会期间看上了一位男扮女装的花旦演员时佩孚，屡屡提出约会，此事在当时非同小可，急煞了剧团领导，只好层层上报。中共情报部门此时再也顾不得什么不搞色情美人计之类的谎言，决定假戏真唱，弄假成真。就这样，26岁的时佩孚在组织的安排下以舞台上女子的身段和嗓腔与20岁的伯纳德周旋起来，开始了一段荒唐奇特的交往。这对“情人”独步于中共情报机构精心设计的“世外桃园”之中，为了牢牢套住这个洋人，一年之后，时佩孚“小姐”悄悄告诉情人已怀上身孕。中法的“爱情结晶”居然是从新疆抱来的一个蓝眼睛混血儿。这位洋兄如痴如狂，完全陶醉在奇想之中。法国政府的种种绝密文件就这样源源不断地经“女友”流入中共手中。不久之后，这位洋兄离任回国，念念不忘他的“情人和爱子”。文革期间，时佩孚“小姐”要求伯纳德提供更多绝密文件以保证“她”和幼子的安全。1982年伯纳德终于把时佩孚以妇人身份带出中国大陆，前往巴黎定居。不幸的是，这对象征中法“友谊”的情侣很快被捕。当法庭向伯纳德宣布时佩孚是男人时，他拒绝相信。最后法国警方把他们关在一间囚室，使他终于发现真相。绝望之余，伯纳德割喉自尽，虽被抢救过来，却终生沦为中共的牺牲品。(请看相关文章：http://www.voy.com/149334/3/3873.html;http: //www.christianreder.net/archiv/p_86_6_30_ny.html)
记者向上个月曾经采访过的前中共情报线民方逸青女士谈起中共特工利用色情拖人下水的案例时，她一点也不感到吃惊，随即谈起了她本人的亲身经历。
“我因为看到中国大陆开放，很想回去为大陆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做一些贡献。由于我家世显赫且与台湾国民党上层有许多关系，就成了中共安全部的注意目标。许多年前他们绞尽脑汁，企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千方百计地想要控制我。由于三民主义在我头脑中先入为主，中共的“道理”我听不明白，最后他们为了控制我竟采用了一些十分费解的方式。比如，我在北京饭店常驻期间，他们派来美男子来照顾我的起居，甚至还要给我洗内衣，被我赶了出去。后来我在广东时，当地安全部门的一个中级官员向我大献殷勤，还向我求婚。结果他在安全部门工作的太太找到我哭闹，搞得我十分为难，只好说不是我要找你先生的。后来这件事吹了。她先生一肚子委屈，无可奈何地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她这个党员居然不能以党的利益为重？”现在全明白了，中共情报机构为了维持中共利益，无所不用其极，什么下流的手段都干得出来。”
她接着说：“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的陈文英一案就被众多西方媒体怀疑为中共色情间谍案的实例。从媒体挖掘出的大量内容来看，中共当局利用色情搜集情报，为其苟延残喘已到了赤膊上阵，把起码的礼仪廉耻统统抛到一边。现在每天有几万人退党，人数已达80万。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中共的邪恶和丑恶。”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