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变卦说
从另一方面来论证，还可以使阴谋说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第一，李维汉的“出轨说”与预谋说中的“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互别苗头。他说：
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五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惕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份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份子，是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五月十五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12
这里，一是更充分地暴露了毛的所谓“阳谋”，是极端虚伪的。直至后来，毛还给他私人医生李志绥说：“有人说，你这是搞阴谋，让我们大鸣大放，现在又来整我们。我说，我是搞阳谋，……我们做事都是有言在先，出了安民告示的，你们不听，硬照你们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办，怎么说我搞阴谋。”13还说：“原本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想不到他们这样不可靠，最坏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14如果真如毛所说“有言在先，出了安民告示的。”那为什么作为“阳谋”主要实施人的中央统战部长都不知道会有歼灭出笼的牛鬼蛇神、出土的毒草，即反右派呢？当他觉察出毛的这一招时，赶紧让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黄才没有鸣放下去，免予中毛的招而划为右派。历史证明，他说的“男盗女娼”乃夫子自道也。这是指他政治上的流氓行为；至于他生活上的糜烂，这里暂且存而不论。
二是众多关于反右派的论着，都把李维汉的回忆录作为权威论据，认为是从五月十五日毛才开始变卦的，而变卦的原因乃是出轨论：“放出了一些不好的东西。”更具体说，是罗隆基的鸣放──“马列主义的小知识份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份子，外行领导内行”，才促使毛下定了反右的决心。
这统统是误会了毛泽东。因为，阴谋决不能只靠他自己孤军奋战，而要靠全党、全民去实施。他必须把所怀的鬼胎，有步骤地向人们去泄露天机。所以，五月十五日只是毛捕捉到手的时机之一，是流，不是源。
阴谋与阳谋最外在的表征在于，是偷偷摸摸地干还是正大光明地干。《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个谋划，不仅没有告诉敌人，恐怕连部长先生当时都是被蒙在鼓里。因为毛在清样上批道：“刘、周、朱、陈、彭真阅。如认为可用，请尚昆印若干份，发给中央一级和省、市一级负责同志。退尚昆办。”在他们圈阅后，毛又批：“尚昆同志：此文请即印发中央一级若干同志并印送各省、市委、内蒙党委，新疆、西藏不要发。北京及外地各发多少份为宜，请加酌定。”于六月十二日，毛在印发件上，又一次加上曾写在清样上的八个字：“内部文件，注意保存。”毛还加写了这样一行字：“不登报纸，不让新闻记者知道，不给党内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在半年或一年之后，才考虑在中国报纸上发表。”为什么如此鬼鬼祟祟？你不是说，这是“阳谋”吗？
李维汉论述问题，语言是温和的，没有张牙舞爪的“猖狂进攻”之类。但把反右归罪于知识份子的咎由自取，这种撒谎乃党性本身应有之义，除非你不当党员。
第二，“猖狂进攻说”是毛泽东用来欺骗人民，作为反右派正当性的说词的。所谓“反右派”，就是“反击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
毛泽东写于1957年5月15日作为向中共最高层发出反右信号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其中提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15
由于这个调子是毛泽东定的，所以不仅是甚嚣尘上，简直是一切媒体及所有公开场合的舆论全然一律。同时它又是毛泽东整个反右阴谋中关键性的一举，即为的是“出师有名”。所以对这个问题很有必要从头细说。
能够就近和长期观察毛泽东的李志绥医生说：“八大路线（即坚持集体领导、发展经济、反对个人崇拜、主张实事求是等）从未得到毛的支持。毛往后所有的政治行动－－共产党整风、大跃进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全是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总路线而做的出击。直到1969年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那时刘少奇被开除出党，并已死亡，邓小平被撤职）毛的思想成为全国指导纲领，毛的报复才算落幕。”16
这要从苏共20大说起。在大会即将结束时，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个人迷信及其后果》，谴责“历史上最凶暴残忍的罪犯”──独裁者斯大林。
李志绥写道：“赫鲁晓夫突来的举动使朱德（中共代表团团长）措手不及。朱德向中央打电报请示时，表示要支持反斯大林。毛十分震怒。毛说：‘朱总司令这个人十分糊涂。可见朱德和赫鲁晓夫都靠不住。’”
毛又说：“你们苏联反斯大林，我们不反，我们不但不反，我们还要拥护。”17
毛用阴谋伎俩来骗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同志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擦亮了我们的眼睛，增强了我们的视力。他终于把事实真相告诉了我们。我们也要进行改革。赫鲁晓夫的反应是，毛说这话是在“烘骗我们”，“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18
李志绥回忆道：“毛在‘八大’中做了开幕讲话。我随同毛出席了开幕和闭幕会议，并在后台听了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我一听到刘、邓两人的报告就知道毛一定会大为震怒。我也非常惊骇。毛的确有理由觉得中央在压制他。刘的政治报告和邓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赞扬集体领导路线，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进一步向党代表保证，中国绝对不会出现个人崇拜。邓修改的新党章中，不但删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这句话，并为毛设立了荣誉主席的职位－－这些都显示毛的党主席职位并非终身职，党领导要他交出权力。
“跟随赫鲁晓夫起舞，颂扬‘集体领导制’的基调，特别令毛不安。如果中国共产党真的实施集体领导制，那表示领导人之间地位平等，所有重大决策将经集体裁决。毛的重要性便会锐减。但毛要做天下第一人，他想搞个人崇拜。”19
为此，毛精神忧郁，形体衰弱，整天躺在床上，除大小便外，不起床，甚至吃饭都在床上。他在处心极虑地酝酿一个巨大的阴谋。
李志绥说：“毛在1957年2月27日发表的一篇演说，便是他策略的一部分。毛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召开了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毛在此会上严厉批评党官僚体系，又提出‘大鸣大放’号召‘民主党派人士’随意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20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中国共产党向来是一个体系严密、力量强大的排他性组织，非共产党人士一向不允许向其建言。敢这样做的人都被打成‘反革命’。”所以，“虽然毛大力号召给党提意见，知识份子仍一再沉默。”于是，毛于1957年3月6－13日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重复了二月讲话的重点，鼓励民主党派人士拿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解除一切思想顾虑。四月底，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三度号召群众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民主党派人士终于展开了热烈的争鸣运动。”21
这个过程是人所周知的，并且后来还更多地获知毛为诱敌深入而布置的陷阱，为钓鱼而准备的饵。不过，李志绥这个时期进修去了。“五月十五日回一组后没几天，毛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信，并在党内高级干部间秘密传阅。整风运动的本质必须立刻改变。毛准备给那些发表猖狂议论的右派份子大大反击。”22
所以他的立论根据，是“林克的看法，毛这次是受到重大打击。他万万没料到批评的箭头会转而指向他本人。例如：‘共产党念的这本经，因为大和尚念，小和尚才会念……等等，形成了一个时期毛所说的‘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局势。”23
但是，他所指的“猖狂议论”，当时并没有发生。右派议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三大理论：储安平批评大和尚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 “平反委员会”以及多次为邓小平指责为“杀气腾腾”的葛佩琦的“杀共产党”等议论，统统都是发生在毛写《事情正在起变化》半月之后。
所以，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决不会袒护右派的）黎澍，遂秉笔直书：“这个讲话（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广泛传达以后，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几个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学工作者中间果然起了鼓舞作用。他们被邀请在一些座谈会上发言。可是，即在这个时候，这种场合，发言者也还是心存顾虑。毛本人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人们‘怕钓鱼’。这篇文章是反击右派进攻的信号。既然直到此时人们还说‘怕钓鱼’，可见直到反右派开始时，也并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猖狂进攻需要‘打退’。”（《未完成的回忆》见《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第171页）这是经过实践验正过的历史结论。
一个著名的右派，他写的文章《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效应，曾被说成“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信号弹”。他就是费孝通，改正错划后当上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记得大约是1997年，他在中央电视台明确否认“进攻”。他说他就不知道什么叫“进攻”。这该算作是右派向毛泽东的“反攻倒算”或“秋后算帐”吧！
毛泽东总爱把“说话”骂成是“放屁”，好像是嗜痂有癖。这回他说“猖狂进攻”；事实证明，他这回不是放屁，而是没屁吹风。
第三，“整党内敌手说”。这是李志绥听了毛关于“阳谋”云云之后，“我终于了解毛是心口不一。原先毛想利用知识份子将他的党内敌手整一整的策略适得其反。”24“毛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25
他以为毛的阴谋是借刀杀人，利用知识份子整党内敌手；反右并非预谋。所以他才有：“今日我的后见之明是，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未涉及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十年，在1957年，而不是1966年发生。我们今天只记得反右派运动时对右派人士的恐怖行径。其实毛开始是想藉用民主党派人士来替共产党整风，目标是‘反冒进’的那些领导。毛未料到民主党派人士竟群起质疑‘社会主义路线’和‘共产政权’的合法性。毛万万没有想到，民主人士提的意见越来越尖锐，攻击的矛头逐渐指向毛本人的统治。毛不禁暂时回头和党内反对他的同志联合起来。党内领导人人自危，大家一致枪口对外，出现了大团结的局面。”
由于某种原因，他特殊的御医身分，使他能见到、听到人之所未能者。故能得出此一独到之见。并且，从毛此后的一切政治行动都是为了推翻“八大”路线，这一命题出发，这个论断在逻辑上也是顺理成章的。
然而，问题出在事态的发展并不是一条线似地发展下去，而往往是节外生枝、千丝万缕乱如麻的。即，不是一因一果，简单明了；而是多因一果，一因多果，互为因果。例如，苏共20大在中国的反应就不同于在苏联本国的反应，也不同于在南斯拉夫的反应；在南斯拉夫的反应不同于在东欧其他国家如波兰、匈牙利的反应；在国际共运内部，在执政党的反应也不同于在野党的反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反应更不同于在资本主义阵营的反应；而且，还存在着连锁反应。而作为综合的反应，则是敲起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丧钟。这便是波匈事件的爆发及其影响。
毛泽东说，1956年是“多事之秋”。他作出两项决断。一项就是防止党内出赫鲁晓夫，把赫鲁晓夫批倒批臭。在当时中国，妇孺皆知，赫鲁晓夫是大坏蛋。李志绥的后知之明就是说的这一项。最后以揪出并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司令部而告终。
另一项是防止中国出匈牙利事件。毛把此件当成当务之急。波匈事件对中国影响之巨、之深，非现在中国人（外国人更别说了）可以想像的。我划右派后，在农场劳动教养。有一个报社来的青年人，22岁，比我小两岁。他告诉我，他正在谈恋爱，跟恋人说，中国如果发生匈牙利事件，他和别的青年人都表示要参加。结果，恋人在反右运动中进行了揭发，于是，几个年轻人全都打成了右派。
现在我们来看看毛当时的心态，以及他是如何磨刀霍霍、咬牙切齿地在背后向他的党羽暗传杀机的，而在当面－－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在天安门城楼上，却给他的敌人以朋友似的笑脸相迎，使他的敌人误以为“氓之，抱布贸丝”，而觉察不出“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兹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录下几段，也好拿来示众：
“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烧起来好，还是不烧起来好！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第318 页）毛不说是由于某种共产党极权统治，伤天害理，倒行逆施，激起了天怒人怨，而胡说是“那么多反革命”；由此可以想像他下一步要作什么文章。”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物论和唯心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第323页）
“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石家庄一个学校，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份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照他们讲来，共产党是法西斯，我们这些人都要打倒。……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万人就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这一‘家’也出来了。（第332－333页）
“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倒是乡下地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比较守规矩，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没有跳出来说要杀几千万人。对于他们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他们的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是不是想复辟？”(第333页)
“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第334页）
“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第338页）
“现在（1957年1月18日）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第339页）
“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他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他们说，共产党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坏得很；我们说，共产党能够管科学，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这样的人北京大学有，石家庄有，其他地方也有。”（第351页）到这里，哪些人是右派？什么话、什么事是右派言行？已勾划出一个轮廓。）
“我看要准备出大事。……
“在国际，无非是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我们已经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请我们回延安怎么办？（第352页）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实际是声讨），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第355页）这里就把反右的策略底定了。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鱼要不上勾，蛇要不出洞，敌人要不‘先发’，该怎么办？
正好在一个月之后，2月27日，毛粉墨登场，在最高国务会上，随后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天安门城楼上，以及在各种场合上，把“口蜜腹剑”表演得淋漓尽致，出神入化。以致使中国的优秀知识份子们，如著名文学家傅雷对他的谈笑风生、笑容可掬、花言巧语、甜言蜜语感到如醉如狂，给儿子写信说：“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真是艺术高手。”26再往下的信，就是“真兴奋。……踊跃争鸣，……都纷纷写文章响应，在座谈会上大胆谈矛盾谈缺点，大多数都是从热爱党的观点出发，希望大力改进改善。尤其是以前被整的，更是扬眉吐气，精神百倍。”27
再往下的信，就是妻子写的了：“作协批判爸爸的会，一共开了十次。前后作了三次检讨，最后一次说是进步了，是否算结束，还不知道。爸爸经过这次考验……活到五十岁了，才知道看人不是那么简单，老朋友为了自己的利害关系，会出卖朋友，提意见可以乱提，甚至造谣，还要反咬一口，……：28他当上了资产阶级右派份子。
然后的信……直到没有了，“然后”－－夫妻自杀，同归于尽。被说成是花岗岩脑袋，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
这便是毛编、导、演的《阴谋》全剧。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五个字：“匈牙利事件”。他在1957年6月8日这个血腥的日子里，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中写道：
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 “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份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29
可见，毛泽东“主动的整风”不是目的，而是“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这说明他是王八吃称砣－－铁了心要反右的，要搞掉社会上的“反动派即右派”。
从发生匈牙利事件，到反右以后，毛泽东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现在，人话、鬼话被放在了光天化日之下，反映出反右来龙去脉、血迹斑斑的轨迹，突现出血淋淋的反右阴谋的红线。让阳谋说、变卦说都来个原形毕露。
显然，用“整党内敌手说”来说明反右的起因是太不得要领了，不是不对而是不全。所谓“不是不对”，是因为它有事实根据；所谓“不全”，是因为不是只此而已；所谓“太不得要领”，是因为它远非起主导作用的因素。
很可能是发生在反右之后，于1958年3月－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在整风中，要将林克定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后来这便发展为‘黑旗事件 ’，是我在中南海所见，最为残酷的政治斗争。有人家破人亡，有人撤职处分。这个教训使我没齿难忘。”，这促使李医生将他的“整党内敌手说”变成了他几十年后的“后见之明”。
林克等八人向政治秘书室副主任何载提意见，说他邀功诿过，对上拍马屁，对下专横压制。何向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杨尚昆报告，说他们有向党进攻的议论。到三月，把他们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集团。
毛对李医生说：“我找田家英谈过了。情况嘛，大体上是清楚了。这八个人就是不满意政秘室领导人的右倾。中央办公厅和中直党委，官官相护，反而打击他们。……这八个人在去年反右的时候，是积极份子。现在反过来，说八个人是反党份子。我说，说这样话的人，本身就是站在右派立场，为右派说话。……”
过了五一，毛躺在床上，召集田家英、林克、何载和中直党委的刘华峰、李东野、萧兰谈话。指出，政秘室的运动进展得不正常。在反右运动中的左派，不可能在整风运动中成了反党份子。
萧兰发言，说：“这八个人的议论，矛头指向了中央办公厅，指向了中央办公厅的领导人。何况中直党委已经作出决定，指出这八个人进行反党活动，决定他们停职反省。”发言的语气既激烈，而态度又昂扬。她捋了虎须，事情就闹大了。
会议开了一个月，萧仍大力批判林克等八人。她在一次发言中，称他们八人打的不是红旗，是黑旗。这便是中央办公厅的“黑旗事件”名称由来。
李医生说：“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才恍悟毛在这次黑旗事件所使用的策略。毛的目标不但有杨尚昆，还有杨尚昆的领导邓小平。”这次事件的结果，杨丢了中直党委书记。中直党委副书记李东野、刘华峰二人被下放。中直党委办公室主任萧兰被开除党籍，后死于劳改。
黑旗事件对于说明“整党内的敌手说”，是一个有力的例证；但对于诠释反右的根由，却是无力的，甚至是不伦不类的。第一是时间背景迥异。这时已结束反右，五十多万人受到严惩，另有几十万人是内控。第二是爆发匈牙利事件的隐患已被“搞掉”。即，政治形势改观。第三是人物的政治属性有别。林克等八人已被右派的鲜血染红了头顶。毛封他们是“去年反右的积极份子”，“左派”。何载对林克和后来文革初期刘少奇对蒯大富，都是沿用了反右的思维模式并都得到了毛泽东给予 “打击左派”的罪名，而遭到毁灭性打击的。
毛泽东利用整风，不仅是“引蛇出洞”，而且是要知识份子激怒党员、干部。当时的事实正是这样。知识份子响应毛的号召，对那些不堪忍受的政治弊端进行了批评。被批评的党员、干部，诚惶诚恐，敢怒不敢言。一待毛发出反右的号令，他们便怀着百倍的仇恨杀将过来。现在毛故伎重演，让刘少奇等“党内敌手”激怒革命小将，他把“我的一张大字报”一贴，全国便风起云涌，高喊“砸烂刘少奇的狗头”。只有经过激怒，才能做到借刀杀人。
我也来个后见之明。1989年邓小平镇压“八九民运”，就是活学活用了毛的这一阴谋。现在来请齐奥塞斯库作为参照物。奥氏调令军队去镇压群众，军队却调转枪口将他打倒。不是抽象地打倒，而是具体地枪毙。
邓小平呢，他将军队调进北京，进行思想欺骗（中共的术语是“思想教育”），然后驻足待命，与学生和群众对垒、僵持。一则绝对无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辨论、口角，甚至过头的言语、行动；二则他们会误导学生去做些激进的、冒险的蠢事，使矛盾激化；三则事实证明，他们会唆使坏人混进群众队伍中胡作非为，甚至杀人放火；四则军队中也会出些极端份子做出惹起众恶的事情；最后，最无耻的一招是他们制造一些“共和国卫士”，算在群众帐上。他们却心怀叵测，装作正人君子的样子来宣告：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人民军队爱人民，一定要作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当军队被激怒到忍无可忍时，不惜以任何手段进军天安门的命令一下，履带和机关枪便会按捺不住胸膛的怒火，也不管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只管血洗天安门！
邓小平笑齐奥塞斯库妄长了一个高大的身躯，齐奥塞斯库噬脐莫及，悔愧生前未能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第四，还有一些说法，如错估说，上当说，等等。
有人揭发章伯钧，说他说毛“没有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闵刚侯：《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人民日报》（1957年7月4日）
所谓“紧急会议”即有名的六月六日六教授会议。这里章伯钧的估计犯了双重的错误。一是毛早已估计到最坏的结果；二是毛至少在三星期前已采取了断然措施，根本不存在“进退失措”。
但，这种错估的说法至今不绝。连某位政论家都持此说。他说：“经过了上述恩威并施以后，毛泽东以为可以控制中国的知识份子，成为会说话的党的高级工具了。因此在1956年出现了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及其后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毛泽东自以为中国的知识份子绝不会“乱说乱动”，所以以退为进，在1957年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大鸣大放，以缓和及改善党和知识份子的关系。岂料却引来一大堆批评意见，包括一些相当尖锐的意见。毛泽东大吃一惊，一怒之下发动了反右派斗争，加强对知识份子的镇压。而为了不失他的‘英明’形象，便诡称大鸣大放是他的‘阳谋’。”
他又不接触毛泽东，怎能知道“毛泽东大吃一惊”和“一怒之下”呢？所以我猜想，他是受了待在毛身旁的李医生的影响。
李医生说：“毛这步棋估计错了。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毛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30
李是持“整党内敌手说”的，认为整民主人士不是毛的本意。其实，整两者都是他的本意。前者是避免中国出赫鲁晓夫；即反修。后者是避免中国出哥穆尔卡、纳吉或说避免出波匈事件；即反右。其社会的、历史的根源是苏共20大及中共八大及其反个人崇拜路线；其认识根源，脱胎于列宁关于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扫除两堆垃圾的论述和他自己在《矛盾论》中所说，不能掌握矛盾发展的阶段性，认识和处理问题便会如坠烟海。所以，先反右，扫除一堆儿“垃圾”；然后，用反右中的积极份子整党内敌手，黑旗事件，前已阐明，而作为扫除另一堆儿“垃圾”的大动作的文章，所依靠的是比林克等八人还要积极的反右极先锋张春桥、姚文元、关锋、王力、戚本禹辈。
所以，事实上不是毛，而是“右派”错估了，上当了。李医生在书的上一页说“毛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下一页又说：“知识份子这下觉得上了毛泽东的‘当’。”到底谁上了谁的“当”呢？
作为例证，龙云直到5月22日，大家已嗅出毛要收网的气息，他还对毛表示了信赖，认为“收”是不可能的，说：“共产党是执政党，怎会出尔反尔，开这样大的玩笑，让大家把思想暴露出来，然后再整。”（见《人民日报》5月24日）好像这是不可思议的。
无独有偶。1957年6月8日，毛泽东捕捉到骂国务院秘书助理卢郁文“为虎作伥，无耻之尤”的匿名信事件这一战机，在《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地位，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向全国公布了要开展一场反击右派的轰轰烈烈大运动。工商界这天开了最后一次座谈会。座谈会结束后，章乃器提交一篇书面发言，反批评吴大琨、孙晓村：“这不是睁眼睛撒谎，便是健忘。这样的辨认作风正派不正派，是值得考虑的。”特别耐人寻味的是，面对中共发出反右派的歇斯底里号召，他于结尾处写道：
“我告诉工商界：整风运动是不定期经进行到底的；共产党绝不会做半途而废的事情。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我们要完全相信党的方针、政策，用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揭发矛盾，帮助党做好整风工作。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整风运动从某一些角落来看，肯定会有曲折，肯定的会有过‘左’、过‘右’的偏向，但党是会明是非的，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6月10日《人民日报》）
他们两位都是政治老手，竟然会上当受骗而至执迷不悟！有人评论他俩说这话，可以理解为他们对党信赖；也可以理解为他们预感到收的可能，故意说破，希望避免这种前景。我们说，无论对他们的话作何理解，都说明他们对毛的无耻、无赖的程度作了错误的估计，以致见了棺材还不落泪。
张戎作为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的女儿，根据自己的所经、所见、所闻，写了纪实文学《鸿》。关于反右的缘起。她写道：“1956年秋匈牙利发生推翻共产党政权的暴动事件 －－不久被镇压住了－－也使毛大受刺激。他知道中国有一批受过教育的人都希望开放、自由。他想要防止中国发生类似的匈牙利事件，后来他曾对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表示，鼓励人批评等于是个陷阱。……毛泽东不担心工人或农民。他坚信这些人会感激共产党让他们填饱了肚子使他们过安稳的生活，他不相信这些人会起来造反。毛泽东从来不信任知识份子，他们比别的阶层更喜欢独立思考。匈牙利事件就是知识份子扮演了重要角色。”
不仅右派上了毛的当，掉进他设置的陷阱，即便左派如陈其通等四人也掉进去了；可怜的马寒冰竟轻于鸿毛了。位至中央部长的李维汉，虽不能说“上当”，但是他也没有估计到“引蛇出洞”。当然，下面的党员就更估计不到了。张戎说她母亲－－“1957年春，共产党邀请知识份子批评各级领导。我母亲听了毛泽东的一个一级级向下传达的讲话后，非常激动，整夜没有睡意。她觉得中国共产党真的越变越民主了，她为自己是个共产党员而自豪。”31到反右时，“她打从心底觉得此事不公道：先是宣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现在却把提了意见的人打成右派。”32
毛泽东真的“开这样大的玩笑”，让左派、右派上当了！让党员、国人上当了！甚至开到国际上，让苏联、美国上当了！
毛泽东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讲中苏关系指出，我们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我们讲，他们不讲，还说我们是搞自由主义……。这个报告公布后，《纽约时报》全文登载，并发表了文章说是“中国自由化。”……当时苏联看不清，给我们一个照会，怕我们向右转。反右派一起，当然“自由化”没有了。
无怪乎江青说：“主席这个人，在政治斗争上，谁也搞不过他。（33可见，如果真像他说的－－是“阳谋”，能让这么多人上当吗？能把国人、洋人玩得如此眼花缭乱吗？当然，出河才见两腿泥。
赫鲁晓夫和许多中国人一样，终于看出来了：“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被他认为是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34
是的，一点不错，正是志在“搞掉”。“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
“搞掉”是目的，“阴谋”是手段；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有一本研究反右派斗争的专着，书名起得很醒目《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其中对赫鲁晓夫上述言论抨击道：“这当然只是一种怀着敌意的情绪化的评论，把本来很复杂的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他抹煞了毛确实有消除弊端的愿望。
“国内一些研究者持有类似的说法。他们的理由是：……”笔者删去的那些“理由”，大致上是本文前面的论述。为了避免重重复复，故而删去。作者的说法是：“但是这些都仅仅说明他的思想中有发动一场反右派斗争的因素，却不能说这时他已经在计划开展这场斗争了。”35
好一个“这些都仅仅说明他的思想中有发动一场反右派斗争的因素”！好一个“因素”！
要是当真地来追查“因素”，早在中共建国前夜，毛在评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中就曾说道：“他们的头脑中还残存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间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36
“艾奇逊说，还是要捣乱的，并且确定地要捣乱。效果呢？据说是会有的。依靠一批什么人物呢？就是‘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37
“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份子，亦即归民主主义份子，亦即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瞩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38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39
“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又不但因为艾奇逊公开地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份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人注意，大家相约不要上美国人的当，到处警戒帝国主义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活动。还因为……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正是中国知识份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驳斥了艾奇逊，……对于那些抱着和艾奇逊相同或有某些相同观点的人们，则可能是更加有益。”40
上述这些话，跟毛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话，“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相对应，就可以判断，在毛紧绷的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上，早把民主个人主义的知识份子定为了敌人，当作帝国主义的第五纵队，而当年称作“人民中间的中间派或右派”，只是策略上的考虑。作为“因素”，为反右派打下伏笔，是其远因。
事实上，自解放以来，对知识份子的所有思想改造运动，都具有反右派斗争的因素；而反右派运动，究其本质，仍是属于反“民主个人主义”的范畴。简直可以把上节引用毛的那句话，改述如下：“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有那么多民主个人主义者没有搞掉。”
“毛确实有消除弊端的愿望。”该书作者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向党表明，自己虽被错划为右派，受了很大苦难，但绝对没有“怀着敌对的情绪”，甚至忏悔当年包括自己在内的右派份子向党猖狂进攻，致使“弊端”没能“消除”成，辜负了伟大领袖“确实有”的“愿望”？其实大可不必。邵燕祥在该书“序”中说： “有人说反右派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我以为不如说是序幕。”
一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九年后发生了，一革革了整十年，付出了党组织瘫痪、国民经济几乎崩溃、上亿人受害的代价，总算彻底实现了“毛确实有消除弊端的愿望”。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他让世人看到了他“消除”的是什么“弊端”！
我不能不惊叹、感佩邓拓的先知先觉。他在中国没有付出文革的代价前，甚至没有反右前就说出了这样的话：“主席说百家者两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讲的双百方针政策是假的。”假的就是假的。时至今日，我们应该在邓拓“更相信”的基础上再加一个“更”字。孰料，以“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作为著书立说之“眼”的作者，竟然指责别人“抹煞了毛确实有消除弊端的愿望”。夫“确实有”者，盖非“假的”也。“假作真时真也假”，这该叫读者说什么好呢？
第五、知识份子是用他的知识、智力，秉持良心作出科学的判断，以显示其力量，创造社会文明，推动社会前进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艺术家都是如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越来越被承认其价值。毛泽东对马寅初的打压批斗，说明他不仅是个暴君，而且是个昏君，弄得民不聊生，还坚持“宁要原子，不要裤子”。如果听了马寅初的话，今天的孩子就不会有那么多被排斥在幼、小、中、大各级学校的门外了；今天也不用宁舍孩子，也要神州五号升天了。
我深深感到，一个正确的论点，你就想像不到它的社会作用是多么大！反之，一个错误的论点被强行贯彻，它的负作用也是难以估量的。还原反右，可知对它的起因做出正确的论断是何等必要！到底是知识份子借党整风向党－－如毛所说“向党猖狂进攻”呢，还是如邓拓一眼看穿的，毛心里有一个“引蛇出洞”的鬼呢？先知先觉者所见略同。让我举出吴宓教授和张紫葛教授在反右前后的言谈遭遇来说明之。吴宓谈到这次大鸣大放，问张：“其旨意你有省悟否？”
张说：“看不出什么言外之意。”
“伤哉！”吴叹息，“你简直利禄在心而思虑俱蔽。这也看不到？古人说过又说过：言甘而币厚，其必叵测。今要开门整风，下一纸文，表一下态就够了，何用如此盛词大噪，千呼万唤，言之恳恳，促之谆谆。而其鼓动对象，厥为民主党派与知识份子。……。毛公将有事于天下书生矣！”
张惶恐问计，吴沈吟久之，说：“惟有三缄其口。”迟疑一会儿又说：“当然，不发言也不是万全之策。被秦始皇坑掉的数百儒生，谁出过一言半语呢？”
张以为，拒绝发言，只怕办不到。
吴说：“正是，有这么一个逻辑，不发言，不表态，就是抵触，就是对党离心离德。那么，反正你牢记，万一要发言，只能歌功颂德。”又说：“歌功颂德也不一定免祸。君不见，颂明太祖‘光天化日’、‘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者，竟被论为讥讽朱元璋做和尚，刺光头，乃是‘为世作贼’！”
张大为烦恼，说：“你向来运筹进退，步伐周扎，果断肯定。怎么今天这么上下两可之词？“
吴两掌拍膝：“情势使然也！我再高明，也只是塘中之鱼，但能察知在投饵张罟，却无法料定网究竟有多大。网小，但网趋饵之鱼；网大，则不趋食香饵者亦将难免。设或竟是拦河网，则全塘水族将无遗类。所以，问题要看网有多大，设或你刚刚处于网缘，还可望三缄其口或歌功颂德而幸存。设或你处于网内，那就在劫难逃了。”
1957年5月初，院长胡光和党委书记刘佑东一再到张紫葛办公室和宿舍拜访他，动员他在鸣放会上发言。“你是有影响的教授，务请和我们合作，带头把鸣放搞起来！”
他仍未发言。刘佑东邀他到他家吃茶、密谈。“你太不够朋友，鸣放会上一言不发。”
张说：“我确实对你们非常满意，没有任何意见，总不能地无病呻吟嘛！”
刘痛心疾首：“什么时候话！毛主席说过，只有两种人没有缺点，没错误，一个是没出生的人，一个是死人。你咒我们是死人？！你要知道，如果鸣放搞不起来，我这党委书记就得垮台。你哪怕胡乱捏造，指着我们鼻子臭骂一顿，也是帮我的大忙，我也会无限感激你的。”
张无奈，在当晚的座谈会上说了十来分钟，全是歌功颂德。而第二天出版的院刊《鸣放每日刊》上所载他的发言记录却颠而倒之。他的原话是：“我认为党群之间没有鸿沟”，记录改为“大有鸿沟”。原话：“我认为院党委办大学很在行”颠倒为“很不在行”等等。通篇无一句不如此。张气得不行，去找刘书记。谁知他倒打一耙：“是我叫改的。像你那样说。我能下台吗？叫我动员鸣放，是提批评意见，没叫我动员表扬我们！”
1957年6月28日，西南政治学院贴出了第一批反右大字报：
“张紫葛是个口蜜腹剑的大右派！”“揪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张紫葛！”
他去问刘佑东：“凭什么把我定成右派份子？”
刘答：“我有什么办法？我是党的驯服工具。那会儿叫我动员鸣放，我就动员你鸣放，这会儿叫我划右派，我就划右派。你不当右派我当？我给你交底吧，这右派是有指标的！在市委分配指标时，各校党委书记争得面红耳赤，都诉说：我那里政治条件好，划不到这么多右派！市委书记恼了，叫：放下指标，先反掉你们的右倾思想再说！我差一点儿回不来！……总而言之，你这右派当定了，除非你是毛主席的好朋友，毛主席出来保你。”
刚开始划了右派，尚未限制人身自由。张又来到吴宓家，吴说：“估计当如此。”转而安慰道：“勿怪勿恼，在劫难逃也。这回是拉开脸了。……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既甘且美，翻手为云倡鸣放，恳请大鸣大放，帮我整风。不过两月，把脸一拉，嘿！尔等乘我整风，猖狂进攻！发表关于内部矛盾之光辉著作，……面目全非，语言迥异，还创造了铲除毒草之六条标准云云。于是覆手为雨，掀起反右之恶浪。……尤有进者，以神州普天下之主，亲自援桴急鼓，进攻一小小之《文汇报》，且对准其中之一女兵－－女记者浦熙修，声嘶力竭，冲锋陷阵。……我举此数端，意在提醒你：在劫难逃者多矣。汝罹此难，万非汝之德行有亏，举措失当。既无愧于心，就不用戚戚于怀。天降奇祸，复何言哉！且而，我已再四演算，汝虽有不测之祸，却是绝无性命之忧！”
说罢，叫他“赶快离去，善自保重。”握手时又叮嘱说：“处今之时，惟有达人知命，听之任之。养浩然之气，存万全之躯。切切不可忧伤愤激，自暴自弃。否则，古有贾谊，今有李源澄！老李气愤填膺，已经疯了！”（李是历史学教授，已划右派）（52）
我等后知有觉，当时只是毛说的“有人说这是阴谋”中的“有人”之一，身经了反右的整个过程，今昔对比又看到如许“出土文物”，方始对其阴谋的认识由直感到达论证。吴、张的见证，既对阳谋说予以揭穿；又对变卦说予以指迷；甚至用“该缩头时便缩头”的乌龟法也不能自保了！
（待续）
原载《黄花岗》第十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