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1我虽不以此为然,但把反右当作中共掌权后历史发展的一块“记黑石”,还是有道理的。邓毕竟是共产党人,在他说的千言万语中,最虚伪的一句话叫做“实事求是”。这是他们对谎言的总包装。在共产党人中,如果谁敢对毛泽东的一生作出“祸国殃民”四个字的评价,那么,历史将宣布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显然,邓小平不是。
毛泽东手执反右派的钢刀,直刺知识份子的胸膛。这只是他杀害、迫害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民(包括中共党员)之千古民族大悲剧中的一幕。
反右派斗争,眼看就要过去半个世纪了。人们对“六四”、文革都有些淡忘了;对反右运动的淡忘,倘加上一个“更”字,虽然是可悲的,但却是不足为奇的。更由于中共一向是瞒、骗、压,致使人们,包括专家在内,对这个运动,连作为“NO﹒1”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斗争的起因是什么?都被蒙在鼓里。如此,不弄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和历史人物的嘴脸,也就谈不上“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
(一) 探源篇
通过对“归因”如麻的梳理,我把它们归纳为两大类。一曰:预谋说;一曰:变卦说。但在每一大类中的各种说法,不仅有相异之处,而且有绝然相反之处。
一、预谋说
在预谋说中,阴谋说与阳谋说针锋相对。
毛泽东说:“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2
看来,判定是阴谋还是阳谋,关键在于“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究竟是真还是假。
第一,他当时并不是把告诉的对象心口如一地说成是“敌人”,就像他在背后说的,是乌龟王八、是鲨鱼、是代表反动阶级,而是伪装慈祥地、挥洒自如地、嬉皮笑脸地称他们为“党外朋友”、“有志于改革的志士仁人”,给这些人散布幻想,让他们自我感觉得还是“蛮可爱”的。
第二,当他当众而不是在背后讲到“毒草”的时候,不但不是预警,明说让它出土是为了“便于”锄掉,而是刻意掩盖这一图谋,解除人们这方面的顾虑。凡是听过他讲话和录音的,都可以从语义到语感上觉出,他所说“毒草”这东西往往是尚未被公认的新生事物。如马克思、孙中山、哥白尼、路德等,这些革命家、科学家、宗教革新者;特别是他强调指出,“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3返回“草”的本意,他举出营养丰富的西红柿一开始也是被当作毒草的。他为了证明这次不是撒谎,还搬出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为证:“是布尔加宁告诉我的。”为了鼓励大家鸣放,不要怕打成毒草,他怂恿说:“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另一方面,他又向大家保证“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作者创造有利的条件,要同他们建立同志式的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要团结他们一起奋斗。”4
这简直像是党内右派在煽动党外右派,要以“舍得一身剐”的精神向党猖狂进攻、闹事。……在后来的反右派斗争中,是绝对地这样认识问题的。
你别看他谈笑风生、心平气和的样子,其实他早已暗藏杀机。一个多月前,他已给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作了交代:“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枝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继而又说:“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5他后来号召大鸣大放,其实就是引发乌龟王八都“吭声”。
他已做好了“要准备出大事”;甚至“再到延安去”这样“呜呼哀哉”的结局都假设了。再往前推,在上一年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就说:“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前后两个“舍得一身剐”,其精神是相反相成的。他是先下定“舍得一身剐”的决心来镇压文化人”的“复辟”、 “闹事”,架起了机关枪;然后才骗诱你要“舍得一身剐”,敢于鸣放,投入‘帮助党整风’这个陷阱,这个火力网。然而,你却自多情,受宠若惊,庆幸逢上“当今”这个知识份子的“知心”人。于是百鸟就都扯起嗓子“鸣春”了。
第三,我提供两组相映成趣的镜头,以资人们理解,“阳谋”到底是一种什么玩意儿?
一组镜头是,1957年3月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作报告曰:
第七点:“放”还是“收”?这是个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同志们在讨论中间是不赞成收的,我看这个意见很对。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讲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居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发展文化的方针。6
请看毛泽东在此提供的这幅民主、自由的“远景”是多么诱人啊!其实,他讲话的原稿比这个修改稿更诱人,更亲切,更可爱!比如他说,胡风的文章还是可以写的;住班房是因为他搞反革命秘密团体。修改稿上就删去了。这么美好的方针政策,用“放”一言以蔽之。不过,毛泽东说出口的、欺骗世人的“放”,你道它实际上是个什么东西?说出来会大煞风景的;原来他装在肚子里或只说给高干而要暗中保密的“放”,竟是“放屁”的意思。谓予不信,请看第二组镜头。时间则在前一个半月。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对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讲话:
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得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7
1957年6月10日,他又在《中央关于反击右派份子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中说:“他们的臭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通过以上这些不同时间和空间的镜头,我们看到了毛阴一套、阳一套,左边是人,右边是鬼。
第四,我们再来看一组同一时空、同一场景的镜头。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副古代讽刺漫画《阴阳脸》,或如川剧中于瞬息之间的“变脸”。
毛泽东看过冒广生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后,派车接他到中南海。
“老先生讲得好啊!”毛显得神采奕奕,“你讲,如果说共产党没得偏差,那就何必整风?批评是帮助党员纠正错误。我们这次整风,正如你所说的,是‘爱人以德,相见以诚’。”
冒广生自称行年八十又五,经历几个朝代,从未见过今天的政治清明。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共产党员也不会承认自己是圣人吧?
毛不住颔首倾听。
冒称对主席的“双百”方针,起初怀疑会不会把思想搞乱。后来一想,各人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自不能强人以苟同。国家无道,则庶人不议。人民敢说话是好事,不因其语近偏激而以为忤。只要以国家为前提,而不是以个人为目的,那就叫“争鸣”也可,叫“和鸣”也可。
毛以坚定的的语气郑重宣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个方针一定不变。”
当毛泽东信誓旦旦表态的时候,冒先生那个陪他前来的儿子舒湮,却无意中望见邻座同志正在手握一束文稿,纸上有着毛批改的的密密麻麻的墨迹,但见露出的标题竟然是:《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你看玄乎不玄乎?
告别时,毛握着冒先生的手说:“我过几天要到外地去。希望你老明年再来北京。”又问:“老先生有何临别赠言?”
老先生推心置腹,以诚相告……。
“讲得好呀!”毛赶上一步,用严肃的表情,右手搭着胸口说:“我一定牢记在心上。”8
要知后事如何,现在已是事后,故早已水落石出:老先生被划为“向党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份子”。
毛的所作所为,本属最准确定义下的“阴谋”,他却胡搅蛮缠,却说是“阳谋”。无怪乎作家丛维熙放语问苍天“什么叫‘阳谋’?‘阳谋’和‘阴谋’有什么区别?“张沪(他那自杀未遂的妻子)和许许多多知识份子命运的悲剧,正深藏在你那嘴边慈爱的笑纹之中呢!”9
第五,如果说冒先生曾担心“双百”方针政策会不会把思想搞乱,是出于对党的自作多情的话,那么,陈其通等四人联名在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却反映出党内大部分人忧国忧党的心态。毛泽东一面称赞四人是“忠心耿耿”,为党为民,却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批评了《人民日报》刊载这篇文章,并且明确表态:“我是不同意他们的意见的。”他后来批评邓拓:“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直到今天,才有一篇社论,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一个态。”
这篇社论说:“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党的任务是要继续放手,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有些人对于党的方针抱着不同的想法。照他们看来,这样下去,思想将会一团混乱,文化科学发展的方向将要模糊,资产阶级思想将要泛滥,马克思主义理论将要动摇--总而言之,前途简直是不堪设想。
“在本报一月七日所发表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等四同志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他们的在文章中对目前文艺界状况画了一副吓人的暗淡的图画:‘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因此,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沈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
“很明显,这种估计是对于事实的一种极端歪曲。……问题是何以会有这种极端歪曲的估计呢?这是由于,到现在为止,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
毛泽东肯定了那篇社论,并向社论作者王若水说:“我要请你吃饭。”
人们不禁会问:毛泽东为什么要对这篇后来证明是十足的“香花”的文章,以及后来被封为大左派的陈其通等作者大张挞伐,而对于《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又大动肝火呢?为什么你正起劲鼓励鸣放的时候,偏偏要打击左派的的鸣放呢?何况你还承认人家是“忠心耿耿,为国为民”呢?可怜的作者之一,马寒冰为捍卫毛泽东文艺路线,却被毛泽东给逼得“自杀”了。这该叫做什么名堂?曰:“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韩信所以将樊脍撤职,是后者干扰、破坏了前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谋略。
如果事实要像毛泽东说的是“阳谋”的话,他们四人还会“杞人忧天”吗?可惜他“阴谋”耍得过深,不仅蒙骗了“敌人”,而且连自己人也坑蒙拐骗了。天下有先见之明者,唯邓拓,他看透了毛泽东这个人,看穿了他耍的阴谋诡计。这使毛泽东起了曹操要杀杨修之心。
第六,“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
为了表示对第一手资料的珍惜和尊重,我将当事人邓拓的副手胡绩伟先生的《自述》,照抄几节如下:
毛主席说: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指《光明日报》和《文汇报》)拿去我们的旗帜整我们。你们不是党报,是派报。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
邓拓赶快检讨。但他的话多次被毛主席的措词尖锐而严厉的批评所打断。邓拓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
毛主席说: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工作会议不发消息是错误的。这次会议是党内外人士参加的,不只是党的会议,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随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的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10
以上摘自《毛泽东怒批我们四小时》,以下摘自《伴君如伴虎》:
毛泽东“引蛇出洞”的政策,在中央最高领导集团中,了解毛泽东真实意图的人并不多。难怪毛说:“当时百分之九十五的老干部都不理解。”那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也被毛认为是保守的。毛批评对他的两次讲话在“党报上没有声音”,“而让非党报纸抓住了这面旗帜。”他表扬了《光明日报》,《文汇报》“鸣放”得好。记得邓拓曾经对我说过:“主席说百家者两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讲的双百方针是假的,《人民日报》不能学《光明日报》、《文汇报》那样鸣放,学了要出乱子。”邓拓说:“《人民日报》如果也像那样的鸣放,也被打成右派报纸,党中央也会陷于被动,人民日报社内部又不知要增加多少右派份子。”以后事实证明,《光明日报》、《文汇报》都被打成“右派”报纸,两家报社的总编辑都成了大右派。因“鸣放”得好而受到毛泽东赞扬的《中国青年报》,四个正副总编辑,三个当了右派,一个被撤职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中青报的领导班子几乎全军覆没了。可见,毛主席批评说:“人民日报按兵不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这里面有鬼,鬼在什么地方?”看起来邓拓就看出有一个“引蛇出洞”的“鬼”,有个能把“阴谋”说成“阳谋”的鬼,这个鬼就在毛泽东的心里。11
以上说法,正合我意。区别仅在于,邓拓有了不起的一点,先知先觉是也。“先”的时间跨度应在说“我就更相信他讲的双百方针是假的”之先。说这话表明,他过去就相信毛讲的双百方针是假的;于今尤甚而已。
阳谋乎?阴谋乎?现已剥茧见蛹。毛泽东成竹在胸,是反右派斗争的始作“蛹”者。但是,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为官、为民的,在过去和现在,认为毛泽东原先并没有打算要反右派的却大有人在,为他涂脂抹粉的摘帽右派也大有人在。这是由于人们给阴谋弄花了眼睛。最迷惑人的说法,竟然说“毛是被右派逼上梁山” 的。
(待续)
原载《黄花岗》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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