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对这次封杀毫不奇怪。但它倒是让我记忆起了昔日和水木的交往以及在清华的八年时光。
我刚入清华的时候，互联网还没有在中国落地。直到我在清华的最后几年，“网络”，“电子邮件”，“BBS”等词才被大学生们耳熟能详。那是我已经是一名研究生了。记得那时留校读研的我们常常和已经出国留学的老同学在水木清华上隔洋聊天，重温旧谊。由于常常是一对多的聊天，开始时总得玩玩“猜猜我是谁”的把戏，着实不亦乐乎。水木上也有很多经典版块，比如“飞越重洋”不光是清华学生，恐怕也是全国“出国一族”的频顾之处。各种技术版块也是清华校内校外的“牲口”们一展身手的所在（在清华，学习或其他方面特厉害的人物常被称为“牲口”）。我出国之前，特意将水木上的许多版块下载并拷贝至光盘上，携在身边远渡重洋。几年来倒没有怎么使用这张光盘，因为如果需要的话，自己还可以万里之外登录水木，虽慢一点也无妨。有时会到自己曾就读系所的版块上溜溜，常看到一些熟悉的名字，新鲜的故事。对于曾在那个校园里生活八年的我，水木上的日子总是快乐的。
现在水木上的内容比起几年前是更丰富了。然而，从此身陷铁幕，照耀不到阳光的水木还能“水清木华”吗？如果其变成了一潭死水，一地枯木（照此下去，一定的），那无疑是清华的大不幸，清华学子的大不幸。但教育部的老爷们和操控他们的黑手们能笑到最后吗？显然不能。殊不知“抽刀断水水更流”。我从照片上看到了清华学子们在“行胜于言”的日晷前为水木献上的鲜花，这就是希望。
我不知道清华的校长们在这次封杀事件中的角色。如果是来自教育部和更高层的命令，清华显然是无法抵挡的。然而，“不能为”，“不敢为”或“不愿为”终归是不同的。以我在清华的经历判断，我不敢想象清华的校长们进行了维护学生权利的抗争，没有“上有所恶，下必甚焉”就很不错了。清华的校长，其首要角色是党的副部级干部，中央信任的党员，然后才是校长。
我记起了在清华参加的研究生学位授予典礼，那是我最后一次坐在高悬“人文日新”牌匾的大礼堂里。那时的心情，高兴、激动、感慨和难过，兼而有之，直到校长开始讲话。
当时的校长是一位核物理专家，既没有不言自威的气质，也不具备亲和力。他的讲话一直很僵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每次大会他开始讲话不久，下面的学生便开始了上百个小会，实在是因为他的讲话太乏善可陈。我不期望他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能象当年的梁启超先生一样给学生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鼓励，只希望不要给我们留下太差的记忆，毕竟这是最后一次。
我的希望还是落空了。校长的讲话依然堆砌了教条式的辞藻。最不能容忍的是，从头到尾，他用了一个接一个的“江泽民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似乎离开了江核心的训词，他已没有更好的话可讲。我真想站起来对他说：“够了，校长。在这个时候，您能不能以一个师长的身份，对您的学生说一点您真实的想法。”然而我不敢。我也理解他不可能像我所期望的那样去讲。因为他的话与其说是讲给我们听的，到不如说是讲给他的同僚和领导听的，他的校长饭碗是核心给的，与学生无关。
清华人至今仍奉半个多世纪前的梅贻琦校长为清华“永远的校长”。他的那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可谓是大学建设的至真之言。梅贻琦从1931年到1948年任清华校长，正是“国民党反动派” 统治中国时期。但也正是清华最为星光灿烂的时期。那时的清华虽然还很年轻，物质条件也不丰厚，但学术水平不输于欧美的名校。梅校长不但为清华请来了诸多大师，如熊庆来、张子高、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吴有训等，也为清华培养了一批大师。如王淦昌、赵九章、王竹溪、钱三强、李政道、杨振宁，陈省身、华罗庚等。
如果看看现今清华的网页上所列出的“清华产”大师名目，你会发现几乎全是“老清华”的。现在的清华大楼林立，然而大师级的人物无处可寻，不用问为什么？只要看看“新清华”时期反对破坏北京古迹的梁思成、反对修建三门峡电站的黄万里等教授的遭遇便可一目了然。我在清华期间，被捧的最高的清华教授是张光斗。可看看他在三门峡和三峡等项目上的表演，便可知此人得蒙恩宠的原因其实是“又红又专”，而红绝对是第一位的。象黄万里那样坚持科学真理（其实也是尊重自然规律）的教授只能在清华园里寂寞至死。我有时读到那些大师们在“老清华”时期的轶闻逸事时会不禁想：幸好他们生对了时代，否则他们不但成不了大师，恐怕还得被当作牛鬼蛇神挨批斗。整天作检讨还来不及，保命都成问题，还谈什么搞学问呢？梅校长幸亏在北京被“解放”前去了台湾，否则其命运决不会好于他的清华同事陈寅恪，冯友兰等人。“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是少不了的。能不能苟活下去都是问题。陈寅恪这位百年难觅的史学大师，“教授中的教授” 最后的日子身卧病榻仍遭批斗，直至惨死；哲学大师冯友兰可以斗胆劝蒋介石实行宪政而蒋"为之动容，为之泪下”，在共产党的“新”中国他却不停地被批斗，最后也只得违心屈膝。相比之下，梅校长能在台湾创立清华研究院（今日台湾清华大学前生），真是一水之隔两重天。
那个时代的清华之所以人才辈出，自由的学术环境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原因。国民党虽然也是一党独大。但对社会，包括大学的控制远不及共产党。其原因应是“非不能为也，乃不愿为也”。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对知识分子，尤其对大学的教授和校长们都保持了相当的尊重。与此相应，那时的国立大学校长都比较早地接受了大学独立的思想，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政府任命的、大学主要经费来源于政府而放弃对这一现代大学理念的接受。１９１９年６月，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发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时曾说：“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后来的北大校长胡适也说过：教育应该独立，其涵义有三：１、现任官吏不得作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２、政治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任聘，皆不得受党的势力的影响。３、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
１９４９年“解放”以前在中国国立大学校长的观念中，公开的政党活动在大学里通常是不被认可的。无论北洋政府时期还是国民政府时期，党派背景并不是国立大学校长来源的必备条件。梅贻琦校长曾在日记中说过“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随蔡孓民先生（即蔡元培）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反之，共产党则在大学设立了从党委到党支部、团支部的一整套严密组织。清华自蒋南翔任校长始又设立了政治辅导员制度。倡导“又红又专”。灌输党理论、党观点、党说辞的政治课程从本科一年级一直开到研究生阶段，“先进班集体”，“甲级团支部”，“优秀党支部”的评比年复一年。可谓“无时不政治”。在学校的网页上可以看到这样的话：“清华大学各级团组织坚持‘党有号召，团有行动’的优良传统……”，“ 清华大学学生会在党的领导和团组织的指导下……”在清华，不是党员和团员的学生寥寥无几。说白了，所有的学生都得响应党的号召，不管它是对是措。在清华，每个班订阅的报刊中至少必须有一份党报，尽管没人愿意看。每个宿舍区都竖立着两三米高的大喇叭。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开始播放中央电台的“报纸与新闻摘要”，尽管当时大多数学生仍在睡梦中，但这种强制洗脑是不带商量的。在清华，调动最多研究生参与的活动竟然是“一二九”革命歌曲合唱比赛。这也就不难解释汇聚了全国精英的清华研究生群体为什么很难搞出与其人数和才智相称的研究成果。不过比起文革时清华的教授被批斗，清华的学生搞武斗，党现在只需要我们从生活、学习和研究中抽出时间来歌唱它，赞颂它，已经是很“与时俱进”了。
再看看校长与学生的关系。1949年前中国有过好几次大的学生运动，或称学潮吧。学潮中学生不可避免地与政府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当时的大学校长们都有一种保护学生免受伤害的自觉，哪怕他们并不赞同学生的所为。比如有一次国民党特务要来清华逮捕学生，事先送来了一个名单，大概有几十个人。这个名单本来可以不给清华，因为负责人是清华毕业生，对梅贻琦校长相当尊重，所以事先秘密地通知了一下。学校为此开了校务会，梅贻琦极力主张通知黑名单上的学生马上离开学校，使这些学生免遭逮捕。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北京大学是主力。当天游行的学生火烧赵家楼，打了章宗祥，结果有几十名学生被捕，包括二十名北大学生。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原先并不赞成学生上街，但是一听到学生被捕，立刻挺身而出，积极营救。而且他也没有等待被捕学生家属前来求助，而是在五月六日亲自去北平警察厅，以自己身家作保，要求政府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当然，北洋政府对蔡元培先生是很尊重的。被捕学生当下被全部释放。
反观今日中国大学之校长。本身必须是共产党员。党给了你校长的饭碗，但也随时可以砸你的饭碗，甚至让你自身难保。在这种恐惧下，指望他们能够完全保护学生只能是一种空想。但他们并不是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也没有理由可以推却保护学生的道义责任。1999年江泽民开始镇压法轮功后，清华校方明知修炼法轮功的师生都没有错，也是很优秀的，比如，本科毕业班中的法轮功学员获得免试直读硕博的比例大大高于全校平均水平。但他们不但没有尽力保护，反而成立了以一位张姓副书记为首的机构专司迫害清华的法轮功学员。我在清华时曾听过张副书记的讲话，没别的印象，只觉其“一党棍尔”。由他领头抓法轮功，上头显然没走眼。在揭批法轮功的会议上，这位副书记声称：“要在我校形成一种氛围，使‘法轮功’组织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事实上，清华对于自己的那些信仰法轮功的师生也是这么做的：他们搞起了“学生反X教协会”；发动近万名学生举行“清华园拒绝X教”签名活动，并把签名条幅送到联合国人权大会；他们利用课堂、座谈会、校园网、闭路电视和图片展大力“揭批”法轮功；他们把一名修炼法轮功的博士生作为典型关到远郊进行车轮战式的洗脑直至这名学生违心的屈服，然后他们将这名学生所写的思想认识大加篡改为“一个博士生与法轮功的决裂”拿到人民日报上去炫耀其成果及蒙蔽百姓。
现今我能查到名字的清华师生中被判刑的（刑期最高的是12年），被劳教的，被开除的，被监管的，不下40人。其中也有我的朋友。我的那位朋友曾身患重病，遍寻中西医无法治愈，学习受到极大影响，是修炼法轮功使她重获健康。我还记得当年在学校有时会在宿舍楼的楼梯上遇到拿着坐垫去顶层活动室练功的法轮功学员，大家总是相视一笑，友好地打着招呼。那时对于他们来说生活肯定是很美好平静的。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镇压彻底摧毁了他们的生活。作为普通的教师学生，他们显然是无法和这场空前规模的镇压相抗衡的。作为校方，虽然无法制止这场镇压延伸至学校，但完全可以出于道义是非感，对学生的责任感，尽其所能地帮助修炼法轮功的师生少受伤害。他们至少可以对上级的命令消极应付而不必大张旗鼓地卖力配合；他们完全可以毫不困难地将本校修炼法轮功师生的实际情况透露给全校师生。实际上，如果清华的两万名师生能通过校友的亲身经历认识到这场镇压的欺骗性，他们自己就会起来抵制；他们至少应该将那些学生以各种理由留在学校，让他们能够完成自己的学业，而不应该将这些无助的学生推出校门，只为使自己的仕途免受影响。
可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一些校系领导把镇压法轮功当成了向上级表忠心和立功的机会。他们不但没有成为学生的靠山，反而成了将学生推进虎口的黑手。清华之所以成为全国高校中受迫害法轮功学员最多的学校，与校方的缄默甚至助纣为虐显然是分不开的。我也注意到这几年来，在清华抛头露面指挥镇压法轮功的一直是那位张姓副书记，而其他校长、书记则似乎避免卷入。也许他们知道这场镇压是完全错误的。可是靠这种沉默能逃避自己的责任吗？将来法轮功沉冤昭雪的那天，他们如何去面对重回清华的那些历经苦难的师生。在历史记下这段无法抹去的岁月时，他们会得到什么样的评价？
我在清华的时候，一个被很多清华的领导、老师和学生津津乐道的话题是清华出了多少多少高级干部。那时候已有“满清王朝”和“大清帝国”的说法，意即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大员皆为清华出身。我的一位老师曾面带得色地提起他和某位中央高层领导的同学之谊，似乎他的身价也跟着有了飞涨。清华的校长们也格外在意学校的地位。记得开大会时，校长们常或明或暗地将清华和北大摆在一起比较，结论当然会是清华压过北大。有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是“我们学校去年获得的科研经费是4亿，和我们齐名的一所学校只有2亿.。”（数目可能有误）这话让我非但没有自豪感，反而觉得很无趣。那时的清华已经提出了到2011年，也就是建校一百周年时，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我和我周围的大多数同学都对此提法的现实性感到怀疑。随着在清华时日的增长，我的怀疑越发的顽固，到最后干脆认为这只是一句笑话了。一个“以吏为荣”，而不是“以师为荣”的大学怎么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很显然，清华出了那么多高层官员反而证明了清华教育的失败。一个拿着中国最多研究经费的大学，一个汇集着中国最优秀学生的大学（我入学那一年，清华招了27个省的理科状元），一个曾经诞生了一大批世界级学术大师的大学，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竟没有再产生一位世界级的大师，反而产生了一大批所作所为和昔日专业风马牛不相及的政府和党务官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颇具讽刺性的奇迹。这奇迹还说明了中国政治体制的不正常。我本人是理工科出身，也并不认为理工科出身的人不能担任政府官员甚至国家领袖，但象中国这样的“满清王朝”现象，正说明了只有听话的人才可能在中国的官场中有一席之地。那些法律、新闻、经济和政治专业出身的人其实更适合做为国家的管理者，只不过他们和理工科出身的人相比较，尤其是和出身于清华，一个政治思想工作管得一向很紧的学校的学生相比较，恐怕显得思想太活跃，不太听话，让党不放心吧?！在我看来，那些清华出身的高官中，不乏无能和贪渎之辈。如黄菊、李嘉庭等。其实他们如果踏踏实实搞学问，或许还能和他们的同学一样给国家做点实实在在的贡献。
现今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吴邦国当年都是清华的学生，也做过清华的政治辅导员。虽然他们都在共产党的官场中浸渍已久，但我仍希望他们能记得清华“厚德载物”的校训。也希望他们能知道当年陈寅恪先生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果你们真的爱你们的母校，那就请你们解除囚禁水木清华的枷锁。请你们返还清华半个世纪前他所拥有的自由。没有自由的空气，清华将永远无法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你们应该知道，你们可以封堵网络字节的流动，但你们封不住思想的传播。渴望自由和真相的心终将推倒网络的“柏林墙”，那力量将会是摧枯拉朽式的。希望你们不要做这样的无用功了。你们对人民施加的压力越大，你们承受的反作用力也就越大。你们也许暂时还能苦苦支撑，但当自由的洪峰到来之时，你们那千疮百孔的大坝还能挡得住吗？
不知水利专业出身的胡锦涛校友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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