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在上海已经可以感到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步伐已进入最后阶段。在上海一带的中国记者中，认为“这次‘围剿’大约花一个月的时间便可收拾干净”的观点占了压倒性多数。
12月7日，同盟分社的电话响了，是乔辅三打来的电话：“松本先生，我们有一段时间没见了吧？方便的话，明天星期二，下午到我家的球场来打网球如何？” 乔君是山西人，不仅是孔祥熙的同乡，而且还是他的心腹和私人秘书。蒋介石经常同张学良一道，在太原以及其他地方同阎锡山见面，一些消息通过阎锡山传到孔祥熙那里，也就等于传到了乔辅三那里，说不定这次拜访，能够打听到一些最近蒋、张关系紧张的消息。
但是跟乔君的见面，并没有获得我期望的效果，于是我在第二天给大公报社挂了一个电话。听说其主笔张季鸾从西安旅行回来了，便想邀他一起吃晚饭。张说：“我刚回来很忙，如果在星期六（12日）则有时间。”“那么我在文路的新月餐厅等你，请您一定要来。”
12月12日6点刚过，我便先一步到了“新月”。不一会儿，张季鸾如约前来，我请他上座，他说了句“那就失敬了”，便大方地坐下，背对着壁龛，隔着一张小桌子与我相视而坐。
鹌鹑锅扑腾腾地冒着热气，张先生没有动筷，而是静静地开始抽烟。我单刀直入：“张先生，我听说蒋介石在10月下旬出发去西北时在南京曾明确宣布，这次一定要在一至三个月的时间内剿讨‘共匪’。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半月了，真能如期完成吗？”我试着把谈话引向焦点。
果然，张先生将香烟搁在烟灰缸上，直视着我道：“是啊，松本先生，蒋介石下了很大的决心，在洛阳、太原、潼关、西安等地飞来飞去，指挥督战。若能照计划的那样倒是好，但结果如何还很难说啊。蒋介石的心腹部队胡宗南的第一师现在是进攻的主力，但又让杂牌军配合作战，整理、改编这些杂牌军也是蒋介石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在原东北军以及其他的杂牌军当中，‘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气氛已越来越浓了啊。”张先生的脸色似乎一下子黯淡了下来。可是他的话已经触及了我的中心问题，“您在西安见过蒋介石了吧？……”正当我追问之际，扇门突然打开，女侍走了进来。我和张先生互视了一眼，立即中止了谈话。
“松本先生，是同盟社南京支局的局长打来的急电。”于是我起身对张先生说了声“失陪一会儿”便下了搂，走到电话处拿起了听筒。“松本君，我是南京的芦田英祥。出了件怪事，从今天下午开始，南京和潼关之间的电话联络中断了，蒋院长眼下应该在西安，可能出了什么事，南京这里弥漫着一股相当混乱的气氛。如果有新的情况，我会电话通知你。”“谢谢你，芦田君。你到驻南京武官雨宫巽那里去看看，最好确认一下。”挂了电话，此时我手表上的指针显示，时间刚过8点。
回到座位上，我把南京支局长芦田的消息告诉了他：“眼下南京政府方面对蒋委员长的动静一无所知，张先生，不会是出了什么变故吧？”“是吗？”张先生的回答很平静，但面色沉重，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好几分钟，我一直盯着他的脸，揣摩着他对这则消息的反应。这时女侍又进来了：“还是同盟支局打来的电话。”我起身匆匆说了句“失陪”，便小跑着奔向电话，芦田君在电话里告知：“我问过武官了，只是听说蒋介石昨晚已从潼关抵达西安，但这一消息尚未得到证实。另外，潼关的临时行营现在跟南京的军政部以及蒋院长秘书室没有任何联系。”
我将这番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张先生。“松本先生，不是我已经知道了什么，也许发生了什么非常重大的事情。假如蒋院长今天到了西安，这之后却与南京没有联系，看来这很奇怪，承蒙您盛情款待，可我也想去了解一些情况，请允许我先告辞。”他似乎忘了要答复我关于跟蒋介石见面的情况，急于离开。看来他也和我一样，想尽快证实这个不同寻常的消息。
回到同盟分社的时候刚过9点，我马上给次长兼发信部长下条雄三家里打了个电话，催他赶快到分社来一趟。
在下条君到来之前，我思考着要证实这个消息背后的异常事态所应当采取的步骤。
我知道蒋方震几天前刚从德国回来，所以我先给蒋家打了个电话。蒋太太听了电话，是流畅的日语：“松本先生，好久不见了。我和我先生几天前刚刚回来，因要向蒋委员长汇报情况，我家先生又到西安去了，昨天或者今天应该到了。有什么重要的消息吗？”“噢，我也不太清楚，从今天下午开始，潼关和南京之间就断了联系，可能是出了什么事情了吧。”“现在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啊，你有什么消息，请给我打电话。”蒋夫人说。
“蒋方震在西安，”我自言自语道。给乔辅三家里打电话，他也不在，没办法，只好让乔夫人接电话。我用英语问：“我有急事要找乔先生，您知道他在哪儿吗？”“我家先生傍晚的时候到孔（祥熙）公馆去了。”
我马上给孔公馆打电话，线路忙。过了10分钟后再打，这次运气好，一打就通了，而且还是乔君本人接的电话。
乔君道：“出事了！重大事件啊！南京给孔部长打来的电话说，今天拂晓，在张学良的指挥下，张学良的部队和杨虎城的部队发动兵变，在西安郊外的华清池温泉监禁了蒋院长。张学良发给孔先生的通电刚刚收到，现在正在看这份通电。”“叛乱的目的、性质是什么样的？”“知道了电报的内容，就可以知道了，过30分钟你再打电话来吧。”说着便挂了电话。
这时候，下条君赶到了报社，离10点还差几分钟。“下条君，大致的情况是，张学良的部队发动了叛乱，蒋介石被软禁在华清池温泉。据说张学良还发来了一封通电。下条君，我们姑且先发回第一道消息。详情以后再发，先简单地通报一下。”“明白”。下条君很快起草出了首条消息，我拿来一看，“据中国方面的消息，蒋介石11日去西安郊外的温泉后便音讯不明，南京正牵挂着蒋氏的安危。”
“很好，下条君。如果突然间让总社的东亚部吓一跳，他们反而会不相信，还是这样慢慢来比较好，反正我们这里的消息多的是。第二条报道就说张学良兵变和蒋介石被监禁，第三条报道就是逮捕监禁的时间和地点了。”因为要发消息，下条君给无线室打了个电话，“让我先跟二瓶邦雄君说”，说着我便接过了听筒。因为时间已晚，我想有必要特别拜托二瓶室长对无线室进行总动员，二瓶君知道情况后回答：“松本君，我明白了。我和这里的所有人都会努力干的，请你放心。你就不断地用电话传消息来吧。我这里哪怕熬夜也干。”我想跟东京的无线电联络就没有问题了。
焦急地等待了30分钟。我再度给孔公馆打电话，乔君似乎正在等我去电联系。“乔君，刚才多谢你了。通电已经看完了吧？”“刚刚结束，”乔君说，“大致的内容有如下几点，停止内战，改组南京政府，让各党各派都能够参加。释放七君子和其他政治犯、保证言论自由，还有其他一些，共八项要求，由此大致可以判断这次叛乱的目的和性质了吧。”我紧握话筒，深怕听漏了一个字。乔君非常兴奋，有的地方还听不清他用英语讲了什么。但是多问会显得失礼，于是最后我确认道： “也就是说，张学良通电的内容是停止‘剿匪’，建立全民一致抗日的政治体制，是吗？”“对，通电的内容就是刚才说的那样。”“百忙之中，真的是太谢谢你了！”咔嚓一声放下电话，我就对下条君说：“大致弄清楚了，全部是可靠消息。我们两个人分工干吧。”拿起铅笔，我也开始撰写发给东京的电报。
时钟显示已经过了11点半。写了几封电报，用电话告诉无线室。每写完一封，就用电话通知他们，忙得不亦乐乎。我拨通了大公报社，简要地告知了张季鸾这则消息，他说：“跟我这里获得的消息基本一致，这是把蒋介石的身家性命和停止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摆放在了天平的两端了啊，事态非常严重。这几天将决定国家未来的命运。”被他这么一说，我越发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同时也认为这需要花几天时间来交涉。
一旦意识到发生了重大事件，当记者的职业特性就会马上冒出来：“下条君，这对同盟社上海分社来说，也是一大独家新闻啊。”“那当然，今天晚上朝日支局的那些人都跑到‘蓝鸟’跳舞去了。”话还没说完，下条君就一溜烟跑出了房间，大约10分钟后他跑回来说：“刚才我到一楼去了。听说今天晚上9点钟左右，南京政府给大北电信公司以及其他外国海底电缆公司的电报收发室下了一道重要的命令，禁止向海外发报。这样一来，哪怕是外国特派员知道了这个消息，也没法发出电报了。”“照这么说，看来我们这就是世界性的独家新闻了。”两人不禁笑了起来。
大约1点30分，芦田君又来电话，说13日凌晨1时，外交部发表公告，称西安发生事变，蒋院长在陕西为张学良叛乱部队所拘禁。我把这个消息向东京发报，然后向无线电室的二瓶君致谢，2点左右离开支社回家。
13日，像往常一样9点去报社。记者们都在争相传阅昨夜电报的拷贝。到了下午，常务理事兼编辑局长上田硕又发来了电报：“你们的电报刊载在所有的报纸上，陆海军的公务电报都是抄你们的稿子，感谢你们的努力。上田。”
这时，《纽约时报》的特派员哈雷特·阿班忽然来了，说：“松本，祝贺你。有点事想拜托你。”“谢谢。有什么事？”“自昨晚以来，大北电信的国外电报收发被禁止了。我带来两三行英文电稿，‘昨天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监禁’，能不能请你们发往东京（同盟总社），再从东京发往纽约，请帮个忙。”“这事简单。我答应你。我负责把你的电报准确地翻译成日语，然后从上海发往东京，我再请同盟总社外信部把它翻译成英语，作为你的电报交给《纽约时报》东京特派员修·拜伊斯。”“这样行，只要能把事实告诉纽约总部就可以了。”哈雷特连声道谢，高兴地回去了。
然而，发报室的二瓶君却表示拒绝：“我不能发其他报社的电报。”于是我直接打电话给二瓶君：“这些年来总社的岩永、吉野和《纽约时报》的东京特派员关系很好，从日美关系来看，我觉得给阿班提供方便是应该的，岩永、吉野肯定也会高兴的。拜托了。”“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也可以，我帮这个忙。”
《纽约时报》表面上很客气，但内心里总有点看不起同盟。他们知道同盟私下和无线联络，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低声下气地来求同盟支社。既然求上门来，不计恩怨，慷慨助人，这种感觉是美好的。
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