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5-03-14 21:54:00作者：
１、农业建设部份
中国的制度腐败已渗透到各个角落方方面面，无医能治无药可救。经济领域中的腐败最为突出，财政状况是这个制度腐败最为惨不忍睹的地方，下面，笔者分三个方面进行剖析，此篇解剖的是农业、水利方面“吃财政”的黑洞。
中国的农业就像是个风蚀残年的老人，弱不禁风，“三农”问题就像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是，这个制度的官员们为了政权的稳定，为了既得利益不受损伤，实施了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补救办法。山林人为地被毁，森林被伐，沙化、盐碱化、石漠化严重，于是出台了一个《退耕还林条例》，在此基础上成立机构和专班，一班人马在上面指手划脚；水土人为的严重流失，土地荒漠化严重，于是，就出台一个《水土保持法》，又成立一个机构和专班；白蚂蚁泛滥，危害建筑物及堤坝，各地就出台了〈白蚁防治管理办法〉出来，再成立一个机构，农业综合开发本来是农民的事，是市场运作的效能，但多事的政府成立了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效益农业管理办公室，硬是牵着农民的鼻子走，强迫农民种这种哪，农民丰收了，就成了这些管理部门的功劳，农民种植亏损了，这些形形色色的办公室屁股一拍不管了。
医治农业病症自然得用钱，钱从哪里出？从财政上出！农业、水利的管理给这个制度下的官员玩耍游戏提供了绝妙的契机，也创造了更有中国特色的新名词：“退耕还林”、“水土保持”、“水库遂修”、“干堤加固”、“白蚁防治”、“小水电改造”、“多种经营事业补助”、“防讯通讯”、“农业综合开发”、“血吸虫防治”等等五花八门，打着为农业、为农村、为农民的千百种幌子吃财政、啃财政这块肥肉。
一级一级的针对农业的组织和机构，是“吃财政”“啃财政”的大硕鼠，从中央到地方，打着为农业、为农民的幌子的衙门层出不穷，其组织之严密，方法之“得当”，步骤之“稳妥”，操作之规范，程序之合法。下级组织最大的工作责任就是为本地一届政府、本地一届当权者向上级组织跑钱跑物跑项目。
首先，县市级基层机构如“水土保持办”、“退耕办”“堤防办”、“农业综合办”、“血防办”、“水利局”、“农业局”、“畜牧特产局”、“林业局”、“多种经营办”等部门有专设的要钱机构，他们和乡镇、水库及农场的基层管理机构“密切配合”，制作出一处处险库、一处处险堤、一处处血吸虫区域、一处处山土流失、一处处土地沙漠化、一处处白蚁灾区、一处处路不通水不通的“老区”（老革命根据地）、“苏区”、“白区”，把农民的困难、农村的落后写成一个一个的报告，御用文人大大地派上用场，写的报告作的总结摧人泪下，感人肺腑，将农业的困境、农民的惨状描绘的惊天地泣鬼神，然后再将要钱的报告经由所长、主任、副局长、局长直至县长签字，盖上一个又一个的大红章。
第二步是开始“跑钱”，这由一批精干得力的队伍组成，跑钱的方法主要分两种，第一种是“用钱跑钱”，就是拿钱出来一级一级、一个关卡一个关卡的贿赂，在跑钱的过程中，逢山开道逢水架桥一往无前，直到将一笔钱跑回来为止，投入的钱财也许是跑回来的钱财的一半或者说一半不到。花上百来万元钱，也许只能跑回来二百万元甚至不到二百万元，但“捡一个总比丢一个好”。第二种是动用“关系户”跑钱，一切与省市及中央握着权柄的上层官员的同学关系、战友关系、师生关系、情人关系、亲戚连亲戚的关系都要大加利用，这样的“人材”都会成为地方政府官员的座上宾，即使是流氓、地痞、无赖、**都会当着无价之宝大加利用和“开发”，只要到地区、到省里、到中央能够跑到钱跑到物跑到项目都会得到“分成”，地方政府都会当神仙般的供养起来，解决商品粮问题、解决工作问题，解决子女就业问题，解决多年没有解决的夫妇分居问题，解决住房问题。
第三步是“花钱”。跑回来的钱自然得花，而且是一级一级地雁过拔毛，到了基层也就所剩无几了。打着“退耕还林”、“水土保持”“水库补漏”、“堤坝加固”跑回来的钱都会按“程序”、按“步骤”用出去，有困难的农村，有险情的水库，有白蚁筑巢的堤坝、有血吸虫的灾民得不到实际下拨款的一个零头。在资金运作过程中，一级一级的官员们花的方法都很巧妙，帐目处理都做的天衣无缝，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也就几个人知道而已。但这中间不乏有少数露了馅儿的倒霉者。
据CCTV焦点访谈报导，1999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划拨给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洪湖分局3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长江界牌河段的除险加固。然而，审计署驻武汉特派员办事处在审计中发现，这项工程被一帮人用了六万六千元就“完成了”。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洪湖分局拿到项目后，长江水利委员会界牌工程代表处主任、长江水利委员会界牌工程干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工程管理局财务科科长、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洪湖分局副局长等人为了将项目资金私分，里应外合，制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五假工程。先是用洪湖市长江河道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与洪湖分局签订了一个虚假的施工合同，将工程揽下来。然后，局长、科长等人以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九岭山采石厂的名义，炮制虚假的石料供货合同。接下来，他们又用两万块钱换来了一份假的监理报告。当验收组验收时，他们又给了每人600元，总共 6600块钱就搞定了验收组的每一位专家、领导。
2002年8月，为了应付审计署驻武汉派员办事处的审计，局长、科长等人给湖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4万元，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就为局长、科长等人凭空绘制了虚假的施工图，并将出图日期整整提前了三年多。这样，总共66600块钱就算完成了国家投资300万元的界牌工程。国家用于防洪的专项资金就成了局长、处长、科长等人的囊中之物。
2001年底，黑龙江省桦川县被列为国家级贫困县，并且“申请”到了扶贫开发资金。2003年年初，
768万多元的扶贫款顺利地划拨到了桦川县扶贫办，其中，有450万元要按指标分配到户。为了防止“挪做它用”，桦川县扶贫办决定大搞“生猪生产”，用钱买几头猪分给农民。结果裁留了占半数的资金。
这些问题这些现象已是司空见惯不胜枚举，中国财政就是靠这些官员打着各种幌子采取无空不入的各种手段、各种伎俩骗到手后而中饱私囊了，这些吃“还耕”、吃“水土保持”、吃“水库遂修”、吃“农业综合开发”、吃“白蚁防治”、吃“血防灭螺”、吃“扶贫”的机构及地方政府，已将“社会主义金字塔”啃的只剩下一个空壳了，水土继续的流失，耕地仍然沙漠化、盐碱化、石漠化，险库险堤永远是一个一个的隐患，农村仍然“真穷”，农民仍然“真苦”，农业仍然“真危险”！财政的黑洞里面，永远是各级官员们的逍遥洞、聚宝洞、淫乐洞、发财洞。一级一级的官员在这个没有监督制约的制度里如鱼得水，只要给他一个权力，他们可以厚颜无耻地撒下一个一个的弥天大谎，可以偷天换日地将用于改造大自然、改善民众疾苦的钱财大笔大笔地或用于吃喝玩乐嫖、或装进自己兜儿里，挥霍一空。
2、工商业部份
上篇我写了农业部份。此篇揭开工业部份的黑洞。众所周知，中国的工商业管理是最无章可循的，脆弱的监督制约构成工业经济成长过程中良莠不齐，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
“弹性税收”是黑洞之一
中国的税收政策一直是一个朝令夕改，在所谓的“宏观调空”的晃子下修修补补，税收支配工商业经济的能力没有起到积极的杠杆调控作用，高税率的背后就是层出不穷的偷逃税问题，严格的处罚制度下面就是普遍存在的人情税和“喳口税”。
第一、 税率掩盖下的税负不平衡，是工商业税收流失的主渠道。多年以来，
中国当政者一直试图在提高税率上增加财政收入，规定了主税种的增值税税率为17%，其他地方各税都是按利润、按土地、按资源、按营业收入征收，全部加起来有二十多个税种，如果按这二十多个实际税种征收，工商业大多数将无利可图，生产的利润所得还不够缴税。因此，千方百计的偷逃税就成了普遍现象，存在着大企业大偷、小企业小偷的局面。加之税收工作的不透明，给工商企业偷逃税提供了可乘之机，公开办税一直是句空话。
第二、 地域经济发展速度不平衡，是工商业税收流失的主因，一个不争的事
实是：越穷的地方越收的多，越收越穷；越富的地方越收的少，越少收自然越富了，城市和农村，大城市和小城市，税负不成比例，沿海地带的工厂税负和内地工厂税负有着天壤之别，沿海地带工厂的兴旺，其主要原因就是在上交了少的可怜的税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漏征漏管的企业数不胜数，所以，国内的经济专家们惊呼：“沿海地带经济成长漏洞百出，税收流失是主要原因。”；而内地中小城市及乡镇企业在严格的税负压力下，多数情况下是办一个死一个，多办多死，少办少死。根本不能形成经济活力。
第三、 任务代替政策，是工商业发展不平衡、税收流失的主要动因。框框估
估的分配税收任务，是中国历史传统。每年年初分配的税收计划，就像分馅饼一样一级一级的分下来，最后分摊到纳税人头上，年底税收任务的递增完成，是在年初递增基数的框算计划之列的，下达到工业企业的增收比例，也是在服从税收任务为前提条件的，严格的税收政策，在执行系统只是一堆废纸。政策在前台跳舞，任务在后台操纵。所谓的严格执法，只是一句大话、假话。
虚报冒领的出口退税是黑洞之二
九十年代初，工业企业的出口退税成为一种时尚，从沿海城市到内地城市，从政府官员到在工厂老板，都在暗中进行“出口退税，”出口退税在很多企业到了疯狂的地步，当高层觉悟到这一行为是出口骗税时，才知道是各地政府官员与企业之间在挖“社会主义墙角”，每年国家财政要损失数亿元人民币。
一是在“先征后退”中大做文章，由于制度造成的种种漏洞，诱导一些出口退税的公司企业在出口骗税上铤而走险，在处理厦门远华走私案后，海关总署在2002年又调查处理了一系列的出口骗税案。据有关部门的初步估计，
2002 年由出口骗税案造成的国家税务损失将达三百亿元之巨。2003年减少到二百多亿，据查，出口骗税行为以广东粤东地区的工商业最为严重，并且大多数案例都是地方政府官员与境外公司参与。尽管查处了一起又一起，但是，没有透明的制度，没有自由监督的媒体，使一些不法人员永远有可逞之机。
二是在虚开增值税上花力气，从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通过虚开增值税发票的问题就从没有间断过，利用一纸票据捞取数十万元甚至是数百万元，已成为一些企业和地方官员及境外公司相互勾结的重要手段，轰动一时的“807”出口骗税大案，都是在利用增值税发票作案，2001年，国务院为此专门成立了专案组，
827户是根本没有甚么正常业务的虚假公司，他们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骗税。而在被调查的所有企业当中，存在虚开发票和偷骗税问题的高达
98.33%。虚开增值税金额323亿元，骗税总额高达42亿元，骗税行为日益猖獗，当地企业的信用已经丧失殆尽。
财务上做假帐是黑洞之三
2002年，假帐丑闻“多米诺”惊扰华尔街，美国著名的长途电话公司──世界电信公司的财务假帐丑闻被公之于众，从安然到世通、从施乐到默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时间，世界舆论大哗，然而，在中国的企业管理中，做假帐已是家长便饭，司空见惯。
2003年，国家审计署对1290家大型非上市国有企业进行的调查中显示，32％的财务报表不实，涉及各类违规金额高达1000多亿元，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不得不承认，中国的财务信息失真和会计造假的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毒瘤。”
中国的工商企业通过偷逃税收、出口骗税等手段造成的国家财政的黑洞有多大？没有任何人能够统计出来，也没有能力统计出来，只要这个制度一天存在，这些问题就永远得不到根除。
３、人头经费知多少
中国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世，这已是个公开的秘密。笔者最近在内地一个百万人口的县级市统计部门调查得知，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级市，吃财政饭的公务员竟达15617人，分布如下：
1、市委机关共201人：1个书记5个副书记；市委共有四科一室，共有53人；市委组织部22人；市纪委28人；市委宣传部15人；市委老干部局全系统51人；市政法委8人；市机关工作委员会23人；市委机要局9人；市党史办公室7人；市委党校29人；
2、市政府机关共577人：1个市长9个副市长；政府七科四室63人；市信访办7人；市扶贫办9人；市房改办37人；市效益农业办公室5人；市多办7人；市统战部16人；市地方病防治办29人；工业普查办6人；公费医疗办11人；小康办8人；职改办7人；侨务办4人；移民局13人；企业改革办公室18人；就业管理局38人；人事局41人；劳动局29人；民政局系统（包括福利院管理人员）119人；招商局6人；民族宗教局17人；档案局13人；残疾人委员14
人；
3、市人大系统49人。
4、市政协34人。
5、经贸委战线2319人：经贸局系统72人；交通局所属系统（包括公路段、路卡收费站等）1120人；机电工业局18人；建筑工程管理局（包括质检站、设计院）57人；化工局28人；技术监督局52人；纺织工业局24人；国土资源局系统890人；物价局47人；统计局21人；环保局123人；城建局系统 293人；经管局131人；房产管理局79人；邮政局69
人。
6、财贸战线（只包括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3580人：财办17人；人民银行68人；财政局系统（包括预算外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国债办）1108人；国家税务局系统532人；地方税务局系统512人；工商局系统421人；外贸局38人；粮食局系统234人；烟草专卖局124人；商业局
152人；盐业局42人；供销社169人；石油公司59人。棉花公司172人。
7、农委战线（只包括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594人：农村工作局21人；畜牧特产局13人；农业局49人；多种经营办13人；林业局（包括路卡）137人；水利局系统289人；水产局72人。
8、文教卫系统（只包括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4755人：广播电视局系统42人；文化局系统33人；计划生育系统62人；卫生局系统83人；体育委员长15人；教委系统（包括教师3007人）4520人。
9、检法司系统1426人：公安局系统820人；法院系统172人；检察院系统194人；司法局（不包括律师）系统58人，人武部系统182人。
11、工青妇系统共计79人：总工会32人；团委29人；市妇联18人。
12、全市共21个乡镇、场，行政管理人员及官员1938人（包括21个书记104个副书记，21个乡镇长、177个副乡镇长）。
这15617
个吃财政饭的人中，还不包括429个村级组织的2170个村级干部，也不包括吃政策饭的电力、电信、四大家银行、人保、财保等部门和机构，市财政只认这一万五千多人的人头经费，全市每月人头经费（工资）是九百七十万元，一年接近一点二个亿，人平年人头经费（工资）约八千元元，而这个县级市的一年财政收入（国税、地税、财政征收的农业各税及财政罚款收入）共是二点三个亿，上交中央及省、地区级收入七千万元，这个市的财政收入只有一点六个亿，这一点六个亿中，仅用于人头经费的就是一点二个亿，还有四千万元的余额，这四千万元的余额，书记、市长们还要“小用”一些：还要吃喝接待、行车、手机话费、住高级宾馆、洗桑拿、泡妞等等。能够实际用于发展生产、用于教育、用于文化事业、用于公共福利事业的还有多少就可想而知了。不堪重负的财政收入仅人头经费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全市人口110万，吃财政饭的人是15600人，吃财政饭的人占全市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四九，也就是说，一百个工人、农民养活一点四九个国家公职人员，这在中国几千年朝代中都是罕见的。一个县级市是这样，全国也就是如此了。
调查得知，这庞大的公务员队伍，主要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招兵买马”“壮大”的：或招进来、或调进来、或是大学分配进来。大多数都是市委市政府、科局长、乡镇长领导干部的亲戚朋友、七姑八姨、干哥干妹等等，现在从上到下都在喊着裁剪冗员的呼声，但每个单位的领导敢得罪哪个人呢？敢叫哪个“下课”哪个留职呢？无奈之下，有部单位就出台了另一条“妙策”：按年龄下“坎”。男五十周岁、女四十五周岁就可以提前办理退休手续。一时间，全市就有近二千人的公务员被年龄界线“坎”“下课”了──提前退休。有关部门还出台了一些更新的优惠政策，只要想提前退休都可以办理手续。在这个市的国税局，就有72个年仅二十七至三十六岁的青年人都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按时照常拿国家发给的工资。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僧多粥少”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实，一个庞大的党委机关、政府机关，就是一个庞大的硕鼠集团，这个“社会主义”大厦下的财富，早就啃光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大厦，只是一个空壳而已。
４、公车消费知多少
如鱼得水的中国官员们除了吃喝玩乐等消费外，“玩车”是最大的嗜好，北京的官员都不必说，省一级官员中，处级以上都有专车，有多少厅长、多少处长就要养多少车，在县一级，科局长以上的正职官员全有专车，副科级的官员虽然没有专车，但有“公用车”，也就是说，七八个副局长，轮流坐五六辆“公用车。”还有基层都有公车，而这些公车都是所长、股长、主任等等在中国官僚体制中没有品级的官员们的专车。
笔者在写探索财政黑洞之三──人头经费知多少一文的过程中，在调查内地一个平原县辖市人头经费的同时，也调查了这个县级市的公车分布情况。调查得知，这个百万人口的县辖市就有15000
多个吃财政饭的人，公车数量也是多的惊人，市委“四大家”（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直属的分支机构共二十多个，就有近六十台公车，还有近七十个科局级单位及下属机构，有二十三个乡镇及下属机构，共有近四百辆公车，每辆车每年司机工资、福利、油耗、修理、保险、养路、洞桥费以4万元计算，几项合计就是1840万元。公车开支1840万元。相当于全市财政收入的22%
“轮子上的腐败”是这个制度腐败的重要组成部份
据报载，中国现有公车已超370万辆，公车消费属高额销费，买车养车都要花大钱，一般情况下，行政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每年增加40万辆小轿车，其中
95% 是公车。一年的买车养车费用不少于2500亿元，这还是保守的数字，实际情况比这些数字严重的多。在全国第十届政协会议上，政协委员对公车已成财政黑洞颇有微词。浙江省政协委员陈肇基在此间的政协会议上痛陈：公车已成“财政黑洞”，公务用车改革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这位政协委员算了一笔帐：浙江省现有公车不少于10万辆，按最低标准估算，十年一更新，每辆车更新费用2万元，每年更新费用便达20亿元。此外，每年新增一万辆车又是20亿元。每辆
车每年司机工资、福利、油耗、修理、保险、养路、洞桥费以4.5万元计，又是45亿元。这三项合计85亿元，相当于全省年财政支出的25%。
车子费用是巧取豪夺的结果
大多数单位的小车费用财政上是不认帐的，即使认帐的财政拨款也很有限，但为甚么车子仍然还如此之多？并且继续猛增？主要是这个制度给了官员们很多的“措施”和灵活多变的政策，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执法部门可以收取“管理费”、“罚款”；其它的职能管理部门可以收取诸如“服务费”、“信息谘询费”、“资料费”、“管理费”等等五花八门的费用，名目繁多的费用都是打着各种冠冕堂皇的旗号从下级部门或是老百姓身上强制收取。
公车都在忙甚么？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公车公用、私用、司机用各占三分之一。只要能用得上公车的地方就动用公车。稍好一点的小学门口，放学都见公车接送孩子。每年8月底9 月初大学生入学时，大学门前车水马龙，绝大多数是公车。有的不远万里动用公车接送子女上学。结婚用公车虽是明令禁止的，但结婚的盛典上到处都能看到披红挂绿的公车，并且，花样百出地将牌照上用“百年好合”四个大字取代了车牌号。领导走亲访友、钓鱼、旅游、扫墓动用公车已习以为常。购车不招标吃回扣，修理保养汽车名堂又多。据查个人私车桑塔纳10万公里之内平均年修理费3500元，而同样是公车就要用2万多元，后者是前者的6倍。司机少加油、多开票，修理费弄虚作假、虚报冒领也屡见不鲜。
公车切断了官员与民众的联系
由于官员们出门都坐在车里，民众的疾苦、工人现状、农民的现状就成了另一个世界的了，公车的普及，使大多数官员下基层“晴蜓点水”，“坐车观花”，没小车更是不出门。正像有些官员们自己说的一样：“公车不仅使财政负担日趋沉重、编制队伍愈来愈庞大，还成了滋生腐败最严重的温床。”
中国的制度腐败已渗透到各个角落方方面面，无医能治无药可救。经济领域中的腐败最为突出，财政状况是这个制度腐败最为惨不忍睹的地方，下面，笔者分三个方面进行剖析，此篇解剖的是农业、水利方面“吃财政”的黑洞。
中国的农业就像是个风蚀残年的老人，弱不禁风，“三农”问题就像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是，这个制度的官员们为了政权的稳定，为了既得利益不受损伤，实施了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补救办法。山林人为地被毁，森林被伐，沙化、盐碱化、石漠化严重，于是出台了一个《退耕还林条例》，在此基础上成立机构和专班，一班人马在上面指手划脚；水土人为的严重流失，土地荒漠化严重，于是，就出台一个《水土保持法》，又成立一个机构和专班；白蚂蚁泛滥，危害建筑物及堤坝，各地就出台了〈白蚁防治管理办法〉出来，再成立一个机构，农业综合开发本来是农民的事，是市场运作的效能，但多事的政府成立了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效益农业管理办公室，硬是牵着农民的鼻子走，强迫农民种这种哪，农民丰收了，就成了这些管理部门的功劳，农民种植亏损了，这些形形色色的办公室屁股一拍不管了。
医治农业病症自然得用钱，钱从哪里出？从财政上出！农业、水利的管理给这个制度下的官员玩耍游戏提供了绝妙的契机，也创造了更有中国特色的新名词：“退耕还林”、“水土保持”、“水库遂修”、“干堤加固”、“白蚁防治”、“小水电改造”、“多种经营事业补助”、“防讯通讯”、“农业综合开发”、“血吸虫防治”等等五花八门，打着为农业、为农村、为农民的千百种幌子吃财政、啃财政这块肥肉。
一级一级的针对农业的组织和机构，是“吃财政”“啃财政”的大硕鼠，从中央到地方，打着为农业、为农民的幌子的衙门层出不穷，其组织之严密，方法之“得当”，步骤之“稳妥”，操作之规范，程序之合法。下级组织最大的工作责任就是为本地一届政府、本地一届当权者向上级组织跑钱跑物跑项目。
首先，县市级基层机构如“水土保持办”、“退耕办”“堤防办”、“农业综合办”、“血防办”、“水利局”、“农业局”、“畜牧特产局”、“林业局”、“多种经营办”等部门有专设的要钱机构，他们和乡镇、水库及农场的基层管理机构“密切配合”，制作出一处处险库、一处处险堤、一处处血吸虫区域、一处处山土流失、一处处土地沙漠化、一处处白蚁灾区、一处处路不通水不通的“老区”（老革命根据地）、“苏区”、“白区”，把农民的困难、农村的落后写成一个一个的报告，御用文人大大地派上用场，写的报告作的总结摧人泪下，感人肺腑，将农业的困境、农民的惨状描绘的惊天地泣鬼神，然后再将要钱的报告经由所长、主任、副局长、局长直至县长签字，盖上一个又一个的大红章。
第二步是开始“跑钱”，这由一批精干得力的队伍组成，跑钱的方法主要分两种，第一种是“用钱跑钱”，就是拿钱出来一级一级、一个关卡一个关卡的贿赂，在跑钱的过程中，逢山开道逢水架桥一往无前，直到将一笔钱跑回来为止，投入的钱财也许是跑回来的钱财的一半或者说一半不到。花上百来万元钱，也许只能跑回来二百万元甚至不到二百万元，但“捡一个总比丢一个好”。第二种是动用“关系户”跑钱，一切与省市及中央握着权柄的上层官员的同学关系、战友关系、师生关系、情人关系、亲戚连亲戚的关系都要大加利用，这样的“人材”都会成为地方政府官员的座上宾，即使是流氓、地痞、无赖、**都会当着无价之宝大加利用和“开发”，只要到地区、到省里、到中央能够跑到钱跑到物跑到项目都会得到“分成”，地方政府都会当神仙般的供养起来，解决商品粮问题、解决工作问题，解决子女就业问题，解决多年没有解决的夫妇分居问题，解决住房问题。
第三步是“花钱”。跑回来的钱自然得花，而且是一级一级地雁过拔毛，到了基层也就所剩无几了。打着“退耕还林”、“水土保持”“水库补漏”、“堤坝加固”跑回来的钱都会按“程序”、按“步骤”用出去，有困难的农村，有险情的水库，有白蚁筑巢的堤坝、有血吸虫的灾民得不到实际下拨款的一个零头。在资金运作过程中，一级一级的官员们花的方法都很巧妙，帐目处理都做的天衣无缝，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也就几个人知道而已。但这中间不乏有少数露了馅儿的倒霉者。
据CCTV焦点访谈报导，1999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划拨给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洪湖分局3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长江界牌河段的除险加固。然而，审计署驻武汉特派员办事处在审计中发现，这项工程被一帮人用了六万六千元就“完成了”。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洪湖分局拿到项目后，长江水利委员会界牌工程代表处主任、长江水利委员会界牌工程干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工程管理局财务科科长、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洪湖分局副局长等人为了将项目资金私分，里应外合，制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五假工程。先是用洪湖市长江河道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与洪湖分局签订了一个虚假的施工合同，将工程揽下来。然后，局长、科长等人以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九岭山采石厂的名义，炮制虚假的石料供货合同。接下来，他们又用两万块钱换来了一份假的监理报告。当验收组验收时，他们又给了每人600元，总共 6600块钱就搞定了验收组的每一位专家、领导。
2002年8月，为了应付审计署驻武汉派员办事处的审计，局长、科长等人给湖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4万元，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就为局长、科长等人凭空绘制了虚假的施工图，并将出图日期整整提前了三年多。这样，总共66600块钱就算完成了国家投资300万元的界牌工程。国家用于防洪的专项资金就成了局长、处长、科长等人的囊中之物。
2001年底，黑龙江省桦川县被列为国家级贫困县，并且“申请”到了扶贫开发资金。2003年年初，
768万多元的扶贫款顺利地划拨到了桦川县扶贫办，其中，有450万元要按指标分配到户。为了防止“挪做它用”，桦川县扶贫办决定大搞“生猪生产”，用钱买几头猪分给农民。结果裁留了占半数的资金。
这些问题这些现象已是司空见惯不胜枚举，中国财政就是靠这些官员打着各种幌子采取无空不入的各种手段、各种伎俩骗到手后而中饱私囊了，这些吃“还耕”、吃“水土保持”、吃“水库遂修”、吃“农业综合开发”、吃“白蚁防治”、吃“血防灭螺”、吃“扶贫”的机构及地方政府，已将“社会主义金字塔”啃的只剩下一个空壳了，水土继续的流失，耕地仍然沙漠化、盐碱化、石漠化，险库险堤永远是一个一个的隐患，农村仍然“真穷”，农民仍然“真苦”，农业仍然“真危险”！财政的黑洞里面，永远是各级官员们的逍遥洞、聚宝洞、淫乐洞、发财洞。一级一级的官员在这个没有监督制约的制度里如鱼得水，只要给他一个权力，他们可以厚颜无耻地撒下一个一个的弥天大谎，可以偷天换日地将用于改造大自然、改善民众疾苦的钱财大笔大笔地或用于吃喝玩乐嫖、或装进自己兜儿里，挥霍一空。
2、工商业部份
上篇我写了农业部份。此篇揭开工业部份的黑洞。众所周知，中国的工商业管理是最无章可循的，脆弱的监督制约构成工业经济成长过程中良莠不齐，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
“弹性税收”是黑洞之一
中国的税收政策一直是一个朝令夕改，在所谓的“宏观调空”的晃子下修修补补，税收支配工商业经济的能力没有起到积极的杠杆调控作用，高税率的背后就是层出不穷的偷逃税问题，严格的处罚制度下面就是普遍存在的人情税和“喳口税”。
第一、 税率掩盖下的税负不平衡，是工商业税收流失的主渠道。多年以来，
中国当政者一直试图在提高税率上增加财政收入，规定了主税种的增值税税率为17%，其他地方各税都是按利润、按土地、按资源、按营业收入征收，全部加起来有二十多个税种，如果按这二十多个实际税种征收，工商业大多数将无利可图，生产的利润所得还不够缴税。因此，千方百计的偷逃税就成了普遍现象，存在着大企业大偷、小企业小偷的局面。加之税收工作的不透明，给工商企业偷逃税提供了可乘之机，公开办税一直是句空话。
第二、 地域经济发展速度不平衡，是工商业税收流失的主因，一个不争的事
实是：越穷的地方越收的多，越收越穷；越富的地方越收的少，越少收自然越富了，城市和农村，大城市和小城市，税负不成比例，沿海地带的工厂税负和内地工厂税负有着天壤之别，沿海地带工厂的兴旺，其主要原因就是在上交了少的可怜的税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漏征漏管的企业数不胜数，所以，国内的经济专家们惊呼：“沿海地带经济成长漏洞百出，税收流失是主要原因。”；而内地中小城市及乡镇企业在严格的税负压力下，多数情况下是办一个死一个，多办多死，少办少死。根本不能形成经济活力。
第三、 任务代替政策，是工商业发展不平衡、税收流失的主要动因。框框估
估的分配税收任务，是中国历史传统。每年年初分配的税收计划，就像分馅饼一样一级一级的分下来，最后分摊到纳税人头上，年底税收任务的递增完成，是在年初递增基数的框算计划之列的，下达到工业企业的增收比例，也是在服从税收任务为前提条件的，严格的税收政策，在执行系统只是一堆废纸。政策在前台跳舞，任务在后台操纵。所谓的严格执法，只是一句大话、假话。
虚报冒领的出口退税是黑洞之二
九十年代初，工业企业的出口退税成为一种时尚，从沿海城市到内地城市，从政府官员到在工厂老板，都在暗中进行“出口退税，”出口退税在很多企业到了疯狂的地步，当高层觉悟到这一行为是出口骗税时，才知道是各地政府官员与企业之间在挖“社会主义墙角”，每年国家财政要损失数亿元人民币。
一是在“先征后退”中大做文章，由于制度造成的种种漏洞，诱导一些出口退税的公司企业在出口骗税上铤而走险，在处理厦门远华走私案后，海关总署在2002年又调查处理了一系列的出口骗税案。据有关部门的初步估计，
2002 年由出口骗税案造成的国家税务损失将达三百亿元之巨。2003年减少到二百多亿，据查，出口骗税行为以广东粤东地区的工商业最为严重，并且大多数案例都是地方政府官员与境外公司参与。尽管查处了一起又一起，但是，没有透明的制度，没有自由监督的媒体，使一些不法人员永远有可逞之机。
二是在虚开增值税上花力气，从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通过虚开增值税发票的问题就从没有间断过，利用一纸票据捞取数十万元甚至是数百万元，已成为一些企业和地方官员及境外公司相互勾结的重要手段，轰动一时的“807”出口骗税大案，都是在利用增值税发票作案，2001年，国务院为此专门成立了专案组，
827户是根本没有甚么正常业务的虚假公司，他们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骗税。而在被调查的所有企业当中，存在虚开发票和偷骗税问题的高达
98.33%。虚开增值税金额323亿元，骗税总额高达42亿元，骗税行为日益猖獗，当地企业的信用已经丧失殆尽。
财务上做假帐是黑洞之三
2002年，假帐丑闻“多米诺”惊扰华尔街，美国著名的长途电话公司──世界电信公司的财务假帐丑闻被公之于众，从安然到世通、从施乐到默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时间，世界舆论大哗，然而，在中国的企业管理中，做假帐已是家长便饭，司空见惯。
2003年，国家审计署对1290家大型非上市国有企业进行的调查中显示，32％的财务报表不实，涉及各类违规金额高达1000多亿元，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不得不承认，中国的财务信息失真和会计造假的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毒瘤。”
中国的工商企业通过偷逃税收、出口骗税等手段造成的国家财政的黑洞有多大？没有任何人能够统计出来，也没有能力统计出来，只要这个制度一天存在，这些问题就永远得不到根除。
３、人头经费知多少
中国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世，这已是个公开的秘密。笔者最近在内地一个百万人口的县级市统计部门调查得知，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级市，吃财政饭的公务员竟达15617人，分布如下：
1、市委机关共201人：1个书记5个副书记；市委共有四科一室，共有53人；市委组织部22人；市纪委28人；市委宣传部15人；市委老干部局全系统51人；市政法委8人；市机关工作委员会23人；市委机要局9人；市党史办公室7人；市委党校29人；
2、市政府机关共577人：1个市长9个副市长；政府七科四室63人；市信访办7人；市扶贫办9人；市房改办37人；市效益农业办公室5人；市多办7人；市统战部16人；市地方病防治办29人；工业普查办6人；公费医疗办11人；小康办8人；职改办7人；侨务办4人；移民局13人；企业改革办公室18人；就业管理局38人；人事局41人；劳动局29人；民政局系统（包括福利院管理人员）119人；招商局6人；民族宗教局17人；档案局13人；残疾人委员14
人；
3、市人大系统49人。
4、市政协34人。
5、经贸委战线2319人：经贸局系统72人；交通局所属系统（包括公路段、路卡收费站等）1120人；机电工业局18人；建筑工程管理局（包括质检站、设计院）57人；化工局28人；技术监督局52人；纺织工业局24人；国土资源局系统890人；物价局47人；统计局21人；环保局123人；城建局系统 293人；经管局131人；房产管理局79人；邮政局69
人。
6、财贸战线（只包括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3580人：财办17人；人民银行68人；财政局系统（包括预算外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国债办）1108人；国家税务局系统532人；地方税务局系统512人；工商局系统421人；外贸局38人；粮食局系统234人；烟草专卖局124人；商业局
152人；盐业局42人；供销社169人；石油公司59人。棉花公司172人。
7、农委战线（只包括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594人：农村工作局21人；畜牧特产局13人；农业局49人；多种经营办13人；林业局（包括路卡）137人；水利局系统289人；水产局72人。
8、文教卫系统（只包括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4755人：广播电视局系统42人；文化局系统33人；计划生育系统62人；卫生局系统83人；体育委员长15人；教委系统（包括教师3007人）4520人。
9、检法司系统1426人：公安局系统820人；法院系统172人；检察院系统194人；司法局（不包括律师）系统58人，人武部系统182人。
11、工青妇系统共计79人：总工会32人；团委29人；市妇联18人。
12、全市共21个乡镇、场，行政管理人员及官员1938人（包括21个书记104个副书记，21个乡镇长、177个副乡镇长）。
这15617
个吃财政饭的人中，还不包括429个村级组织的2170个村级干部，也不包括吃政策饭的电力、电信、四大家银行、人保、财保等部门和机构，市财政只认这一万五千多人的人头经费，全市每月人头经费（工资）是九百七十万元，一年接近一点二个亿，人平年人头经费（工资）约八千元元，而这个县级市的一年财政收入（国税、地税、财政征收的农业各税及财政罚款收入）共是二点三个亿，上交中央及省、地区级收入七千万元，这个市的财政收入只有一点六个亿，这一点六个亿中，仅用于人头经费的就是一点二个亿，还有四千万元的余额，这四千万元的余额，书记、市长们还要“小用”一些：还要吃喝接待、行车、手机话费、住高级宾馆、洗桑拿、泡妞等等。能够实际用于发展生产、用于教育、用于文化事业、用于公共福利事业的还有多少就可想而知了。不堪重负的财政收入仅人头经费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全市人口110万，吃财政饭的人是15600人，吃财政饭的人占全市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四九，也就是说，一百个工人、农民养活一点四九个国家公职人员，这在中国几千年朝代中都是罕见的。一个县级市是这样，全国也就是如此了。
调查得知，这庞大的公务员队伍，主要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招兵买马”“壮大”的：或招进来、或调进来、或是大学分配进来。大多数都是市委市政府、科局长、乡镇长领导干部的亲戚朋友、七姑八姨、干哥干妹等等，现在从上到下都在喊着裁剪冗员的呼声，但每个单位的领导敢得罪哪个人呢？敢叫哪个“下课”哪个留职呢？无奈之下，有部单位就出台了另一条“妙策”：按年龄下“坎”。男五十周岁、女四十五周岁就可以提前办理退休手续。一时间，全市就有近二千人的公务员被年龄界线“坎”“下课”了──提前退休。有关部门还出台了一些更新的优惠政策，只要想提前退休都可以办理手续。在这个市的国税局，就有72个年仅二十七至三十六岁的青年人都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按时照常拿国家发给的工资。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僧多粥少”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实，一个庞大的党委机关、政府机关，就是一个庞大的硕鼠集团，这个“社会主义”大厦下的财富，早就啃光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大厦，只是一个空壳而已。
４、公车消费知多少
如鱼得水的中国官员们除了吃喝玩乐等消费外，“玩车”是最大的嗜好，北京的官员都不必说，省一级官员中，处级以上都有专车，有多少厅长、多少处长就要养多少车，在县一级，科局长以上的正职官员全有专车，副科级的官员虽然没有专车，但有“公用车”，也就是说，七八个副局长，轮流坐五六辆“公用车。”还有基层都有公车，而这些公车都是所长、股长、主任等等在中国官僚体制中没有品级的官员们的专车。
笔者在写探索财政黑洞之三──人头经费知多少一文的过程中，在调查内地一个平原县辖市人头经费的同时，也调查了这个县级市的公车分布情况。调查得知，这个百万人口的县辖市就有15000
多个吃财政饭的人，公车数量也是多的惊人，市委“四大家”（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直属的分支机构共二十多个，就有近六十台公车，还有近七十个科局级单位及下属机构，有二十三个乡镇及下属机构，共有近四百辆公车，每辆车每年司机工资、福利、油耗、修理、保险、养路、洞桥费以4万元计算，几项合计就是1840万元。公车开支1840万元。相当于全市财政收入的22%
“轮子上的腐败”是这个制度腐败的重要组成部份
据报载，中国现有公车已超370万辆，公车消费属高额销费，买车养车都要花大钱，一般情况下，行政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每年增加40万辆小轿车，其中
95% 是公车。一年的买车养车费用不少于2500亿元，这还是保守的数字，实际情况比这些数字严重的多。在全国第十届政协会议上，政协委员对公车已成财政黑洞颇有微词。浙江省政协委员陈肇基在此间的政协会议上痛陈：公车已成“财政黑洞”，公务用车改革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这位政协委员算了一笔帐：浙江省现有公车不少于10万辆，按最低标准估算，十年一更新，每辆车更新费用2万元，每年更新费用便达20亿元。此外，每年新增一万辆车又是20亿元。每辆
车每年司机工资、福利、油耗、修理、保险、养路、洞桥费以4.5万元计，又是45亿元。这三项合计85亿元，相当于全省年财政支出的25%。
车子费用是巧取豪夺的结果
大多数单位的小车费用财政上是不认帐的，即使认帐的财政拨款也很有限，但为甚么车子仍然还如此之多？并且继续猛增？主要是这个制度给了官员们很多的“措施”和灵活多变的政策，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执法部门可以收取“管理费”、“罚款”；其它的职能管理部门可以收取诸如“服务费”、“信息谘询费”、“资料费”、“管理费”等等五花八门的费用，名目繁多的费用都是打着各种冠冕堂皇的旗号从下级部门或是老百姓身上强制收取。
公车都在忙甚么？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公车公用、私用、司机用各占三分之一。只要能用得上公车的地方就动用公车。稍好一点的小学门口，放学都见公车接送孩子。每年8月底9 月初大学生入学时，大学门前车水马龙，绝大多数是公车。有的不远万里动用公车接送子女上学。结婚用公车虽是明令禁止的，但结婚的盛典上到处都能看到披红挂绿的公车，并且，花样百出地将牌照上用“百年好合”四个大字取代了车牌号。领导走亲访友、钓鱼、旅游、扫墓动用公车已习以为常。购车不招标吃回扣，修理保养汽车名堂又多。据查个人私车桑塔纳10万公里之内平均年修理费3500元，而同样是公车就要用2万多元，后者是前者的6倍。司机少加油、多开票，修理费弄虚作假、虚报冒领也屡见不鲜。
公车切断了官员与民众的联系
由于官员们出门都坐在车里，民众的疾苦、工人现状、农民的现状就成了另一个世界的了，公车的普及，使大多数官员下基层“晴蜓点水”，“坐车观花”，没小车更是不出门。正像有些官员们自己说的一样：“公车不仅使财政负担日趋沉重、编制队伍愈来愈庞大，还成了滋生腐败最严重的温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