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厚道、与政治标准
对这次赵紫阳去世的处理，从政府的态度和处理上讲，至少有两个可以评判的角度。一是政治的，二是人道的。从政治的角度看，如果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不能造成动乱的后果，不能在六四评价上开再评价的口子，不能失去对整个事件的控制和主导，而且要把事件的影响限制到最小的程度，那最后的处理方式包括低调和严格限制的追悼仪式，超乎寻常的警力布置，严厉的媒体禁口，精心起草但其实是自说自话的官方评价，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应该说是帮助政府达到了其政治目的，虽然也付出了相当的社会代价，比如对胡温“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新执政理念的负面冲击。但是要是从人道的角度讲，主要是从基本的人道观念上看、政府这样对待赵紫阳这样一个对中共和中国政府来说都曾经至关重要而且在改革开放阶段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前领导人物的态度上看，至少是太不厚到了。换句话说，如果从政府的角度看其处理在政治上也许可以理解，但从常人百姓的人道角度看政府的做法则大大不及格。连封建皇帝都知道要“善待子民”，中共难道不该在最后的时刻善待自己曾经是第一把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同志”吗？动用便衣军警等代表强制暴力手段的方式来限制一个对逝世领导人的悼念活动，无论如何都是太过分了。就是在中共党史上这样的行为也可以说是屈指可数，结果如何，以历史为鉴，答案还不明显？
就中国的社会传统说，人们都知道“人死为大”的说法，就连什么江湖上的恩怨情仇，人一死都应了断。而政治上的争议与孰是孰非原本就是个难事，在死人的葬礼上搞政治名堂根本无必要。还不如就好好给故人送上最后一程，给亲属友人一些可能的安慰。再说就中共过去十五年来实际上违反党纪国法软禁赵紫阳的事实来看，这样一位“犯过错误”的前最高领导人就这样在“圈禁”中无声无息的死去，他付的代价还不够大吗？可政府抱定了不能再出现“用死人压活人”的情况，于是一切都以政治要求出发，人情可以不通，但政治行为的正确性不能受到损害。从政府的处理上看，不但不承认赵紫阳过去的政治地位和贡献，在最后发的新华社通稿上根本不提赵紫阳曾经所任职务，真是一种自己骗自己的虚无主义态度。这还不算，还要在最后的官方评价上加上一句“犯过严重错误”的铢心之论，也许是为了重申六四镇压的正确吧，但对中共现领导来说这样的宣示就真这么重要，如果不是心虚，为什么非要在悼词里写上？于己于人，都让人感到一种寒心的悲哀。相形之下，现领导人似乎连毛泽东圈掉陈毅悼词上“有功有过”的那点也许是一种虚伪的雅量都没有。这一切也不得不让人感叹中国政治头面人物在胸襟气度和政治智慧上在过去二十几年中的进步真是乏善足陈，也许“特殊材料”做成的政治领导人政治上党性仍然很强，但在常人的人性道德上好像没多少长进，继续那种经常出现的生硬的扭曲表现。
●如何面对执政党内部的不同声音和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其实这次的事件处理还反映了更深一层的问题：中共应该如何面对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和执政党内部的不同声音。中国社会现在各阶层、各种社会集团的利益分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多元化的意见也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必须要正确面对这一事实。其实中共早已经从一个自称代表工农利益的革命政党演变成为一个主要代表精英利益的管理性质的政党，面对社会现实，经常的自我调整是非常必要的。自我调整中重要的一项就是面对无论党内还是中国社会上多元化的声音是必须要待以平常心。
其实就中共的传统而言，民主集中制包括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但也包括少数人保存自己观点的条款。赵紫阳不同意对学生运动使用镇压的暴力手段，但他为保持自己的观点而辞职了，其行为并没有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后来深入的党内调查也没有发现赵有任何所谓的“分裂”党的行为，之后对赵十几年的软禁实际上不但是不人道的而且无论于党纪还是国法都说不过去。继续这种行为显然对于胡温所强调的“依法治国”多有矛盾。同时，现在党内派别和不同意见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从赵紫阳丧礼的处理看，中共领导人并没有找到一种对类似事件的处理的新方式，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对付社会上的多元意见，只是简单的运用陈旧的强制性的手段来统一看法和保持表面团结。这样得到的统一的假象其实会让领导人无论是对社会现实还是对自己的能力都做出错误的判断。同时也堵塞了意见的正常渠道，根本上影响了决策的合理性和政策的合法性。而且从政府动用警力处理此类事件的实际运作情况看，暴力手段自身的特性决定其运用非常容易超出正常可控的范围，“兵乃凶器，不可擅用”，如果政府习惯于运用暴力强制手段处理事情，总有一天会烧到自己，此事不可不戒。从另外一方面说，中国社会近年来累积起来的可能导致危机的问题实在太多，政府如果连这样主要是单纯政治性而非牵带复杂的社会问题都处理不好的话，对其他更棘手的危机问题的应付就更令人担心了。
●从危机处理方式看中共管理模式和执政能力
当然，说到最后，从政府的角度看，这次的处理也许可以自认成功，至少是有惊无险，从表面上看也没有导致更严重的社会波动和政治对立。从政治动员的成效角度说，中共传统方式的组织能力、对党内的强迫控制能力仍然很强。比如从非官方媒体的报导，特别是网络媒体的报导来看，所有直接或间接表达出对政府不同意见的党内人物，莫不是已经退休离休的政治人物，而仍在位的政治人物无不以政府官方口径为准，几乎没人敢越雷池一步。新闻媒介也是一样，好像这么大的事情在中国都没发生一样，舆论界的集体沉默虽然也许是一种不得已为之的丑陋，但这样庞大的舆论管制也说明政府掌控的行政资源和暴力资源仍然非常可观，虽然动用起这些资源起来代价昂贵。但这也同样说明了政府的管理方式还是非常传统的集权和粗放式的，就面对的日益复杂多元化的社会来说存在着严重问题。这里至少有几点启示：第一，政府对自己还是缺少自信，只能动用行政资源和强制手段来对事件进行控制，而不能清楚评估社会反应，更不知道如何对事件进行有效的引导，也无法建立一个“有理、有利、有节”的至少可以自圆其说的适当立场，所以动不动就风声鹤唳地把事情弄成对立性质的状况。其实谁都知道那种“万马齐喑”或“众口一词”的情况并不表明党内或政府内团结、意见一致，只不过是强制下噤声造成的假象而已。第二，政府整个的处理方式，给人一种决策当局对社会管理仅限于操作层次的思考，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态度，既没有对事物的高瞻远瞩的长远观念，也无任何道德话语的高地可以构建。所以政府的表现即没有反映出执政党对自己对危机处理能力的信心也没有表现出任何能令人称许的政治智慧。实际上这种对问题的秘密的、强制的、硬性的处理方式与中共在管理中国这样一个在飞速发展中的大国的执政地位极不相称。
总之，这次对赵紫阳逝世一事的处理，对中国的国际形象负面影响甚大，从海外的反应看，几乎没有任何正面的评价。其实从多次中国对外事务的处理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和其领导人许多时间、场合都缺少一种与中国国家地位相符的“大国风度”，而且这种风度在无论对内对外的场合都应该是一致的。对内应该宽厚包容，有制有度，对外应该以柔性谐和为主，果敢刚性为辅。对内来说，掌握巨大国家机器的政府居然对各种形式的新闻媒体仍然都谈虎色变的放不开，显示出严重的缺乏执政信心。对外来说，其实对国家利益的维护是任何国家领导人的责任，但这种维护国家利益的表现应该是进退有据、软硬适当、既自信又虚心、既从容又坚决，用中国古训说就是：用大智慧虚怀若谷而弃小聪明必不锱铢必较；而在国际事务上应该即知道如何兼济天下也明了何时该独善其身。什么时候中国领导人在内政外交上都能拿捏到这个分寸了，也许中国才有希望。遗憾的是，从赵紫阳逝世事件的处理来看，中国离现代政治的基本标准还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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