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本次活动的是 “告别中共”大联盟、大纪元时报圣地亚哥分社、救援大陆受迫害知识分子协会、救援大陆受迫害人士遗孤协会和圣地亚哥“九评之友”协会等五家单位。到场的嘉宾包括八九学运领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者王超华女士，《新闻自由导报》主编吴仁华先生，泛美银团副董事长、著名政治经济评论家草庵居士，和圣地亚哥州立大学退休教授李瑞木先生。
几十位中西方人士冒雨前来，研讨会进行了3个多小时，几位嘉宾的的精彩演讲发人深省，到场观众也表达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王超华：“我是警察我怕谁”的背后
王超华女士89年曾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和当时任总理的李鹏对话，是21名被中共通缉的“6．4”民主运动学生领袖之一。90年她辗转来到美国，目前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博士学位。
王超华从去年10月重庆万州地区发生的大规模警民冲突说起，解读被中国统治者层层遮盖住的社会政治现实。
王超华分析，万州事件所反映出的第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经济高速增长情况下的城乡分治。几十年的城乡分治政策已经在内地的农业大省造成了独特的政治景观。基层政权和普通民众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地方政权和执法机关越来越互相倚赖，并且形成以地方居民利益为代价的互惠互利关系。很多地方都存在着警政一家、警匪一家的情况，在农村地区这种情况尤其严重。
王超华指出，在社会生活高速商业化的地方，沿海、沿江河人口高度密集商业化发展迅猛，基层政权对于辖区内人口的控制大多是经济的管理，而不是直接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控制。警察常常以维持治安等服务市民的正面形象出现，得到城市人口的认同，把威权矛头指向所谓他者和异类。
王超华说，对司法执法机关健康化的打击发生了三次。89年对民主运动的镇压是对司法执法机关健康化的第一次重大打击。为了维持统治阶级的统治不惜控制社会这样一个理念和实践极深的渗进了公检法当中。
第二个打击发生在1999年对法轮功的打击之后。只要谁被宣布为法轮功成员，被警方抓住，采取任何措施都可以不被追究。
第三个重大打击发生在说胡锦涛上任以后。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加强党的领导。从2003年以来，政府的“公权利”进一步被破坏了。
所以到赵紫阳逝世以后，要求和执法者“理论”的做法突然好像失去了可能性。这是最近一次重新加强党的权力取代公权力带来的恶果。如果僬庋(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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