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路。大陆社会曾流传着“要想富，先修路”的说法。这既是中共所谓的富民政策，也是人民的企盼。可是，这个建政已经55周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究竟还有多少地方没有修上公路，在此不敢妄言。但在我们这个家乡却确实始终没有修好通往各村庄的公路。而这次回去时，在车上听说公路已修到邻近本庄的京庄村。我想这下可好了，总算下车距离家中近些了。可谁知道客车行到离开那里还有4、5里路的地方时却不走了。司机说，修好的公路路面太窄，不能同时通过来往车辆，不敢过去。我只好和其他乘客一起下车。我正愁着怎么走回家时，正好碰上住在邻近的堂妹。她说：“这条路刚修好，但只有3米5宽，只能通过一辆车，如果对面来车，就谁也别过去了。所以，车辆都不敢跑。”我说：“为什么修这么窄的路呢？”堂妹说：“本来省里拨的款是修4米宽的路，那样可以通过车辆，可钱到了下边就被当官的给克扣了。剩下的钱只能修这样的路。”堂妹接着说：“前几天上边电视台来采访，乡政府的头头却跑了。现在老百姓都骂，可又有什么用呢？”“真他妈的祸国殃民！”我愤愤地骂了一句。望着眼前刚修好的那条象鸡肠子似的水泥路，想着百姓们的诅咒，我真为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基层政权的如此政绩感到悲哀。但家还是要回的。我只好向堂妹借了一辆自行车，通过那条狭窄的所谓“公路”骑回家了。
家中情景依然。老母亲讲今年生活还过得去，在村民们的依法抗争下，少缴了不少“冤枉钱”。因此，也能买得起菜了。8个月来，利用老父亲退休的微薄工资，花去1,100元钱买菜吃，在乡下算是过得不错的了。弟弟说，农民们正在阅读我给他们买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不少老人听后都哭了，因为书里的事与他们所经历过一模一样。老人们说，唉，天下乌鸦一般黑啊。
再听，怨声载道。在返回徐州的长途客车中，邻座的2位中年妇女正在向乘客们讲她们村的农民正如何经受村干部的敲诈与勒索。她们住在袁庄村，从来没有选过村委会，连村支书也都是由儿子拉班。现在的村支书不是党员，而是一个黑社会性质的坏人。但上边看他会打人骂人，村民们都惧怕他，因此让他入了党，接了他父亲的班，当了村支书。她们说，现在他到处乱摊派，而且要了钱不给收据，连农业税也不给发票税单。谁不给钱就打谁。前几天，桓?0多岁的老光棍五保户因没钱交税就被打了。可这个老头有个亲戚在徐州市电视台，听说他要去曝光，吓得村干部赶紧到老头家赔礼道歉，并赌咒发誓保证以后再不向老头要钱了。她们讲得满车乘客哄堂大笑。
同属一个乡的村民，为什么有着这么不同的待遇呢？我便主动告诉她们，应该向果园村和十姓庄等村的村民学习，运用法律武器勇敢地起来抗争。我说，我们那个村的村支书也是接班的，儿子接老子的班，弟弟接哥哥的班，村长也都是任命的，但都被觉悟的村民们依法把他们赶下台了，后来再也没有非法摊派和白条现象。她们说，回家后和村民们说说，看有没有敢站出来的人。我鼓励她们要有勇气去依法抗争，否则，谁也救不了她们。她们被我说动了，要了我的电话，说将来再遇到非法侵害的事情，可能要找我。我欣然应允。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先生针贬的中国旧社会现象在这个所谓的“新社会”中仍没有得到改变，真不知道这个新社会究竟“新”到哪里去了？
停笔后，我打开电视：中共中央主席胡锦涛正在电视中的“邓小平百年寿辰庆祝会”上慷慨激昂地大讲“中国特色”。我不知道胡主席能否将我所讲的上述现象也当作“特色”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