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特稿2005年2月9日】中国的媒体用60个字(包括标点符号)在报纸上以极不显眼的地位报道了赵紫阳于1月17日去世的简讯. 中国的广播电视得到上级命令, 连这条简讯也不容许播发. 这样严格得出奇的决策,在中国只能来自最高领导,也只有在中国能够做到.
更加离奇的是,为赵紫阳去世感到悲伤而带上黑纱白花的人们居然受到警察或便衣的粗暴干涉制止. 有朋友有事乘车来我们宿舍大院就被门警挡在门外,因为在他的车上发现一朵小白花. 这个年轻的门警奉命行事,根本不知道赵紫阳是谁. 我们的领导不仅要挨门逐户千篇一律左右人民的思想,而且想用外力干预人们内心的感情. 难道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
想用60个字从历史上和人们的心灵中草草打发这位威望很高的领导人和政治家是做不到的. 有自己看法的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不同意,他的家属更不接受. 经过当局同家属谈判后,在1月29日举行一次很不协调的为赵紫阳遗体送行的仪式.
在举行仪式的前两天才风闻有一个治丧工作小组. 可能是想限制葬礼的影响和参加的人数,这个小组似乎是一个半公开的组织,不向一般公众开放,人们不知道是谁组成的,地址在那里,公报在那儿发表,葬礼何时举行. 大家只好互相打听,奔走转告,好不容易才能找到门路,凭身份证拿到一张入场证和车证. 过去参加政要的葬礼时,领导郑重其事,提前通知,安排车辆,组织接送,对比之下,真是世态炎凉.
革命公墓本是缅怀先人的肃穆场所,人们在此平静地寄托哀思. 那一天,通往公墓的大道路边遍布警岗. 进出公墓的门口里里外外,民警便衣层层包围,反复检验证件,灵堂门前门后,数以百计的工作人员,巡逻监视,气氛相当紧张,如临大敌. 即使控制如此之严,前往公墓的车辆人群还是络绎不绝. 我领到的车证号码是1628. 它不是最后一个车号. 即便这是最后一辆车的号码而每辆车如果只坐两人(实际不止)的话,乘车去参加葬礼的少说也有两三千人. 从早8点开始到快11点,人们排着长队,一批又一批走进灵堂,许多人流着眼泪,有的人哭出声音,向赵紫阳瘦小的遗体鞠躬告别. 值得注意的是大都是中青年人. 不少人被拦截,不让入场. 有的部门禁止人们前去吊唁. 对某些同赵紫阳关系密切的人士的行动限制更严. 如果这次悼念活动正常地向群众开放,参加的人数将难以想象.
许多人注意到,虽然赵紫阳曾经是我党中央的总书记和政府总理,遗体上却没有覆盖党旗. 16年前,一夜之间就把赵紫阳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打入冷宫. 人们不明白对于如此事关全局的大事,究竟有多少人和什么人经过什么合法程序作出的决定,有没有听取和认真研究当事人赵紫阳的申辩和尊重他的保留意见,对事实有没有经过严肃认真的调查研究,对是非曲直问题有没有经过平等冷静的民主讨论,事后为什么党内党外也没有看到有关此事的正式文件说明.
大家更不明白的是什么人根据哪条法律和通国哪个法院有权对赵紫阳施行软禁16年之久,直至死亡. 他没有犯罪,恰恰相反,他是在竭尽全力阻止别人动用国家军队伤害人民时蒙受不白之冤. 尤其不能理解的是,从那以后,我国的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再也不许出现赵紫阳的名字和形象,连历史上的镜头也得抹掉. 技术上实在抹不掉时,(例如,在电视上放映香港回归的历史现场时有赵紫阳签字的镜头,)就把镜头远远的一晃而过,让观众看不清是他,把他彻底忘记.. 甚至就在这次遗体告别的场合,也严格禁止拍照,唯恐留下历史痕迹. 发现拍照者,胶卷都被没收. 为了从历史上把赵紫阳一笔钩销,我们的领导真是煞费苦心.
然而,这一系列似乎是我党多年来的例行公事而无人有权表示异议的做法,经不起信息时代现代文明的考验,效果适得其反. 它只能导致越来越多的现代公民的反思. 那天冒着天气严寒和政治风险去参加吊唁赵紫阳的许多知名人士和一般干部都认为赵紫阳没有错. 在全国,有同样看法的人,又何止万千. 许多人认为,在1989年那次不幸的事件中,赵紫阳是唯一的高级领导敢于公开表明和始终坚持通过和平方式,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反对动武. 其实,当时即使在高层,反对动武的人也不少. 赵紫阳的党性和人格高尚之处是,他能为国为民,不惜放弃自己的职位和不顾个人的安危,光明磊落,坚持原则,宁死不屈. 这使我们这些为了保护自己,动不动违心认错检讨的人感到羞愧万分. 不知那些亏着良心,落井下石往上爬的有何感想. 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学习中,处理赵紫阳问题的前前后后,难道不是最好的教材吗?
我85岁,从事记者工作50年,离休以后,除了还能写写文章以外,已经不能为党为国为民效劳,但对国际国内大事仍十分关心,对赵紫阳的不白之冤是我以及全国许多人的一桩心事,因为它关系我国我党的信誉和前途. 作为一个党员和公民,我想我有权利和义务提出以下建议: 既然对这个重大问题在全党全国有如此重大分歧,理应对基本率岛筒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