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美国保守派媒体，有的对桑塔格根本不予置评，认为批评都是抬举她；而已发的文章，则是劣评如潮，如作家斯德姆（Kevin Alfred Strom）总结的那样，“后人将长久记住桑塔格的是：她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自我吹捧、仇恨白人和西方文明的犹太人。人们短期记得的是，她是一个寄生在自由社会的癌细胞。”
在美国知识界，像桑塔格这样被两极评价的不多，如果再有的话，可能就是另一个臭名昭著的反美派、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桑塔格和乔姆斯基，再加上不久前去世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赛义德（也译萨伊德），都不是因他们本身专业成功而出名。桑塔格虽出版过几本小说和评论集，但除了左派主导的媒体吹捧外，并不受大众欢迎。其中几年前的“国家图书奖”则是因桑塔格多年和癌症搏斗，在生命晚期而获得的安慰奖，而并非因为书本身的文学成绩。赛义德在自己的比较文学专业上，也没有任何突出的成就。而乔姆斯基出名，更不是由于语言研究。他们三人的最重大“功绩”就是强烈、激烈地反美、反西方。于是在左派媒体的哄抬下，在西方，尤其是在第三世界专制国家知识界中爆了“大名”。
桑塔格一生都“反对西方文明”，仇恨白人和美国。她把白人说成是“纯粹的邪恶”（pure evil），认为是白人这个种族和白人创造的文明，造成了人类全部的灾难，她甚至说，“即使西方出了莫扎特，莎士比亚，康德，牛顿，议会政治，巴罗克风格的教堂，芭蕾舞，以及对女性的解放，也不能抵销这种文明对世界的破坏。白人种族是人类历史的癌症，哪里有带着其意识形态和发明创造的白人文明，哪里的真正文明就会被消灭。白人文明破坏地球的生态平衡，威胁我们的生存。”
这个以血液和族群划分人类的典型种族主义份子桑塔格，她攻击白人是人类的癌症，但作为白人的她本人，既没有像黑人歌星杰克逊那样去换皮肤，也没有选择自杀（切除自己这个癌细胞），而且她还结交了很多白人朋友，包括和她一样左疯的犹太导演伍迪艾伦等。她去世后，美国三大报上的颂文，几乎都是她的犹太白人朋友写的。
正如西方左派一贯的虚伪，桑塔格攻击西方文明，她却绝不搬去第三世界，更不会去住看不见白皮肤的黑人区，而是住在大厦林立的纽约曼哈顿中城，享受西方最先进的物质和文明，喝法国葡萄酒，看百老汇歌剧。而对于住在曼哈顿，桑塔格说是因为那里外来移民多。这不仅是赤裸的胡说，更是矫情到令人恶心。桑塔格居住的环境，哪有几个移民？那里最多的，不仅是白人，更是像桑塔格这种因了西方文明才赖以生存的、享受着人类最自由的社会和最繁荣物质的西方仇视者和伪善者。
在桑塔格强烈厌恶、诋毁美国和西方文明的同时，她同情和赞美共产世界。1970年去哈瓦那之后，她歌颂“整个古巴正在良性的高度运转”，古巴经济“处于有大量活力的层次”。至于那里遭到古拉格摧残的人民，她却视而不见。
六十年代桑塔格不仅反越战，还去河内朝拜，歌颂在北越“爱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结，那里的人民和一党制的关系，不该被说成是非人道的。”越战结束时，桑塔格说，东亚人民终于从“美国的屠杀机器中被解放出来”。“人们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共的胜利而高兴，但也有点悲哀，因为（越战结束了）美国的反战运动就会失去势头。”反战者却因为战争结束而悲哀，简直毫不掩饰其借反战而反美的本质。
南斯拉夫裔美国作家特里科维奇（Srdja Trifkovic）撰文表示，“桑塔格并不关心真理，也没有思想能力，她只狂热意识形态。她撒谎，不诚实，缺乏道德感，自我欺骗。”桑塔格等左派们痛恨资本主义，认为“美国是个癌症社会，有着洪水般大量物质，有过剩的活力，野心过于膨胀”他们反感物质文明，同时又厌恶宗教信仰和基督教，向往均贫富的共产乌托邦，因此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和西方文明，怎么看都不顺眼。
对人类的重大问题，桑塔格们为什么会这么糊涂？《一九八四》的作者奥威尔曾说，“有些非常错误的想法，只有那些非常高智商的人才会相信。”桑塔格拿过两个硕士，读了博士（没写论文），看了不少书，她的藏书据说有一万五千册。但正如英国《每日电讯报》所指出的“如果任何人能证明，缺乏最基本常识的高智商是毫无价值的东西，那就是桑塔格。”。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向往共产苏联制度的，许多是像桑塔格这样的犹太知识份子。即使今天支持布什总统先发制人战略的右派“新保守主义”中的主要人物，当年也多是支持托洛斯基的犹太知识份子。好在他们后来终于开始从本质上认识人类的的邪恶。
八十年代初，桑塔格也有了些新认识，说她忽视了共产制度的残暴，忽视了真实，承认共产主义是带了人道面具的法西斯主义。但桑塔格从来没有从本质上去理解共产主义到底邪恶在哪里，所以她攻击美国主体价值的立场几乎丝毫没有改变，只不过找到了新的 “理想”，那就是穆斯林世界和阿拉法特们。在她那里，穆斯林就是好的；基督文明世界该遭到诅咒。科索沃战争时，她呼吁美国军事干涉（这时候完全不反战了），支持用B52轰炸南斯拉夫，并跑到波士尼亚拍穆斯林人的电影。而到了铲除萨达姆的伊拉克战争时，她又绝对“反战”了，因为她认为这是“屠杀”穆斯林。在恐怖份子劫持飞机撞毁世贸大厦时，她不哀悼丧生的无辜平民，不惋惜自己所住城市的巨大损失，却批评美国罪有应得，写文章同情恐怖份子，说“他们不是懦夫”。
勇敢，是指做正确的事情而不畏惧。但在桑塔格那里，没有道德要求，只要敢实现自己的目标，就是勇敢。按这种逻辑，纳粹的毒气室，哈马斯的自杀炸弹，都可算作勇敢，因为他们都敢实现自己的目标。
按这种逻辑，桑塔格也是“勇敢”的，她不仅反美，反白人，反基督文明；17岁时和一位犹太老师见面八天就结了婚，生活八年有一个儿子离婚后，40岁时又成为同性恋者，和一个女犹太摄影家保持了30年的同性关系。晚年写的历史小说《在美国》敢在12处抄袭别人的成果（多达四页）。
桑塔格得了三种癌症，她三十多年来和疾病顽强搏斗的精神值得敬佩。但她斥责白人是人类的癌症。针对这种说法，上述评论家斯德姆则盖棺论定道，桑塔格本人才是美国社会的癌症。癌细胞外表上很像正常细胞，它们寄生在人体里，在吸收营养的同时伤害身体；它不仅绝不感谢身体，更不报答身体的价值。这种细菌多了，就会把人杀死。因此必须对癌细胞进行控制，不能让它们繁殖太快。
桑塔格这类病菌之所以能存在，就因为美国是个自由的社会，即使对明显错误的言论，也不会禁止。但桑塔格们钻了言论自由的空子，结果伤害的是成千上万的美国年轻人，影响了他们人生道路的选择。桑塔格、乔姆斯基和赛义德们另一个重大伤害是，他们的反美、反白人言论，被那些第三世界的专制政府，共产政权，以及御用文人们当作“武器”来攻击美国所代表的自由价值。
桑塔格是个典型的“伪知识份子”，她所代表的是美国人民和历史潮流正在扬弃的价值。今天桑塔格和《纽约时报》所代表的反常识的“知识份子主义”正在走向衰落；911后美国高扬的基督文明的传统价值，这次总统大选所传递的“道德”关注，都展示了美国社会对癌细胞的“遏制”，健康的细胞仍占主体，这是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幸运。而桑塔格，正如上述南斯拉夫裔美国作家特里科维奇所说，“她用自身的样板，让美国人蔑视知识份子。”（caochangqing.com）
（载《开放》2005年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