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争取人权、自由和民主，哪怕就是随便谈谈， 在中国人就是一种罪过？在许多人看来，因为这是在“搞政治”。而“搞政治”天然地成了中国人的一个“原罪”。绝大多数中国人在“搞政治”笼罩下的红色恐怖中嗦嗦发抖度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这种无时不刻都怕被“搞政治”螫到的恐惧从中国人的现实生活甚至记忆中彻底抹去了人的基本权利。它从根本上把中国人作为公民的存在沦为了动物性的豢养，把所有摆脱奴役和争取权利的要求变为非法。中国人只到被判死刑，被宣布“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才知道自己原来还有“政治权利”。其实知道不知道都一样。中国人既使在活着的时候，一旦意识到自己有权利，要争取权利，也就死到临头了。这用公安的话说，就是“活的不耐烦了”。“搞政治”成了镇压民众最强最自然的理由。
然而，“搞政治”只是在共产极权制度下的说法。在联合国191个成员里实行了民主制度的 129个国家中，在全球60亿人占68％的人口中，它不叫“搞政治”，它叫“政治参与”，或公民参政。比如，民主制度下的选举、集会、甚至示威，它都是 “政治参与”的形式，没有“搞政治”这个概念。“政治家”和“政治学家”是受人尊敬的称呼。
“搞政治”这个强加在中国人头上、致使中国人无法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原罪”，清楚地验证了中共在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党文化的烙印。当中国人在意识上潜移默化地被中共极度地玩残而又自我不觉时，中共就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自己的统治，这就是中共能生存的根本理由。从这个党文化的烙印中透晰出中共的生存密码。
在党文化的桎梏中，中国人的思维和智慧无所不在地被异变和扭曲了。他对一切现象的评价，甚至他骂共产党，批判共产党，也不自觉的用了共产党的思维逻辑，甚至共产党的语言。他对共产党的嘲弄和批驳，尽管可能带有强烈的自我精英意识和辩证语势，甚至挟有无与伦比的尖刻言辞，在共产党看来都是无力的，因为用共产党的思维逻辑去批判共产党及其罪行只是在抓抓痒，而不会有更高的制约作用。因此，在党文化的框架之下，追求民主与自由是一种幻想和渴望。共产党为了缓解危机，可以有目的地有限度地满足这种幻想和渴望，也同时巩固了其党统治，这也解释了共产党为什么会进行改革和“加强先进性”整党运动。
我曾分析在1979年到1992年期间作的329个中国民调结果和八九民运中的政治口号，写成了一篇有关中国政治文化的博士论文，其中最重要的结论之一就是，共产文化在中国民众心上的深刻烙印会通过哪怕是最激进的主张顽强反映出来(1)。唱国际歌反共产党，已成了共产国家民众反抗专制的一道最独特最亮丽的场景。
那么，什么是“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是所有政权合法存在的根本理由，所以也就成了现代政治学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在民主制度下，“政治参与”是对公民参政的概括，是主权在民的体现，享有受宪法保护的崇高地位。国外政治学学者对“政治参与”的研究汗牛充栋。“政治参与”最主要的特征是：是公民在政治体制的各个层次中以个人或团体直接或间接影响政治抉择或公益分配的行动或不行动。举例说，参加选举或不参加选举，支持或反对一位政治家，都是“政治参与”。由于在“政治参与”中产生了(并且监督了)合法的政府，政府就必然和必须要保护“政治参与”。也就是说，政府对“政治参与”的保护是政府合法性的需要和体现。
有关近代民主制度的一些最重要概念，如自由、普选权、多党制和竞选都是从“政治参与”中衍生出来的。政党与选举是在公民“政治参与”要求中产生的。当人们的自由权利日益法律化为普选权时，越来越多的公民要求参与政治过程，相应地就必须有一种组织和协调公民参与政治的机制，政党就应运而生了。“政治参与”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公众的意志和利益变为政府政策，而公众的意志和利益是不同的及有差别的，因此多党制就是必须的。各党要为获取各自代表的公众进行公开竞争。
虽然民主制不一定是最美好的，但胜出共产专制太多。民主制的相对优越性明显地表现在“政治参与”的选举中。定期选举不但能不断地把相对最有能力的人选出来，而且避免了专制下流血或不流血政变及其引起的社会动乱(如中共49年后一系列运动和动乱)，极大减低了社会资源的成本耗费。公民只要了解候选人及所属政党的政绩政纲，就能迅速作出选择，选民无须花费巨大成本收集信息，就能作出相对理性的选择。因此，公民政治参与以相对低成本的代价使公民意向和利益表达秩序化。
举一个最近的例子。2004年，全世界曾见证了美国总统是怎样一票一票选出来的。总统候选人的好与坏，真诚与虚伪，实话与谎言，功绩与错误，他男愿窈筒偈囟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