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二十九日，往八宝山的民众络绎不绝，在悲恸哭声中，赵紫阳遗体告别式宣布结束。尘埃落定，悼念群众若有所失，历史也留下巨大空白。自从十二天前，赵紫阳的爱女王雁南（赵亮）用手机短讯宣告父亲终于“自由”以来，群众心灵备受沉痛煎熬，感受了极大的“不自由”：希望这位中国改革之父早日入土为安，灵魂得到解脱，希望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执政党，显示起码的公道和人之常情的善意……可是，人们的愿望还是落空了。
在当局的精心安排下，赵紫阳遗体于当天清晨六点运离医院，避免了类似七六年群众十里长街送周恩来灵车的场面，但仍有四千多民众来到八宝山一带。当局压制媒体，偌大中国成百上千家的报章，对赵离世作独立报道的竟然没有，以至于不少群众不知道当日赵紫阳出殡。最遗憾的是，新华社违背赵紫阳家属的意愿，在新闻稿里仍留下“在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犯了严重错误”的官方评价。
这种“防民知情权甚于防川”的落后措施，显示了当局无自信、无勇气、无情义，与十六年前赵紫阳主政时媒体的开放胸怀形成巨大反差，突显中国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的滞后与倒退。
这不禁使人想到文革期间，中央忽然表示难得的关怀，维持国家主席、中共副主席、革命元老刘少奇的生命，就为了要他亲耳听一听中央全会关于“永远开除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的党籍”的决定。而在周恩来尸骨未寒的日子里，四人帮把持的全国媒体迫不及待报道“批邓”，声称“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要保护另一个走资派”。难道，今日中国领导人的丧葬仪式仍要紧绷政治斗争之弦？
在赵紫阳被软禁的十五年里，这位对中国作出难能可贵贡献的改革家的名字，一直被媒体讳莫如深地回避着，他对大学校园已完全没有影响，即使“六四”天安门事件暂时不可平反，究竟有无必要报道出殡外加负面评价？悼赵不忘“批赵”，是对现实的巨大讽剌，更有损执政党的形象。
由于邓小平南巡的坚持，赵紫阳启动和主持的经济改革才没因为他的失势而改变方向。今天，中国已出现经济体制的多元化，大多数民众不再为国营企业打工。崛起的“小资”和中产阶级已不习惯看体制的脸色，人们的生活因为自由自在，变得丰富多采、有滋有味。虽然他们没有公开对抗官方意识形态，而政治对社会的影响大大缩小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他们对赵的生老病死不感兴趣，那么对官方翻赵的政治账更不感兴趣。倒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因为赵紫阳的去世，令他们反思和回顾中国经济和政治的改革，从而发现赵紫阳的“功德”：他虽然没有在中国全面推动民主，但他大力倡导和主持的一轮轮经济改革，为中国日后腾飞奠定了基础。
更重要的是人心的变化，正是市场经济令改革初期社会上被称为“红眼病”的仇富心理，已基本让位于民众对合法收入的尊重。市场经济让人看到，普通人可以凭不懈努力与聪明才智进入成功者行列，而一夜暴富的幸运儿也可能会因贪婪和愚蠢被“打回原形”。
对合法财富的尊重，也催生了民众对正义的追求。在学界，知识分子可以为各自的信念唇枪舌剑，而社会上则是“我虽穷，但不可冒犯”的尊严大行其道，令越来越多的民众不再对强权逆来顺受，人权意识大觉醒。在政治观念方面，民众拒绝重返毛泽东时代的贫穷，警惕斯大林“半夜敲门”式的恐怖政治。对古巴、北韩式政治僵化、经济落后社会主义的蔑视，更成为全民的共识。
尤其是商品经济中须臾不可缺席的法治精神，日益延伸到社会各领域，成为民众的思想资源。近年农民工追讨工资、拆迁户抗议官商勾结、民告官的讼诉层出不穷，都可归功于市场经济中的“法治效应”，中国民间对结构性、制度性的腐败不共戴天的憎恨，对执政党合法性的追问，早已由学界转移到全社会。在中国，对信息自由的追求已变为对政治自由的向往。
这些都是赵紫阳被软禁十五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就广度和深度而言，都已远超过当年批赵时所界定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范畴。对此，当局无可奈何，只好默认。只要执政党还具备起码的现实感，就不该推行什么“三讲”、“保先”等空头政治，而要刻不容缓推动政治改革。这十五年来，倒是胡耀邦、赵紫阳竭尽全力反对的“党大于法”一类左倾错误，发酵成穷凶极恶的倒行逆施。这是推行极权主义的必然结果，并把痛苦与耻辱留给每个中国人：无辜的孙志刚被酷吏活活打死，吞噬人命的非典因官方故意隐瞒而蔓延，高达七十四亿元的南海市高层的集体贪渎……而赵紫阳的政治“罪名”，必将换来他的历史美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