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5-02-01 21:41:00作者：
赵紫阳在六四那一场人性与兽性的斗争中，放弃最高的权力，自愿选择站在失败者一边，回归民间道义立场，成为有漫长强大专制传统的中国历史上一个人格奇迹。
紫阳去世，当局不许悼念，民间自发悼念，这位知名老人的亡灵属于民间。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最红的一天，暴政露出其最野蛮的兽性，民间显出其最高贵的人性。
自愿选择站在失败者一边
也是在那一天，时任中共党魁的紫阳先生，以中共最高决策层中唯一反对暴政的政治道义，成就了中共掌权以来的历任党魁的最大异数：他从青年时代就加入中共，从基层起步达到中共官场的权力顶点，而在那一天他却选择了与中共决裂，站在和平抗议和要求民主的民间立场，而抛弃了暴力镇压和维持专制的官权立场。
自然地，在现实的力量对比之下，也就等于他自愿选择了与具有道义正当性的失败者站在一起，而离开了脸上沾满鲜血的实力派胜利者。六四之后，紫阳一直被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所软禁，而且对他的限制之严格，远远超过对其他异见人士。然而，失去人身自由的紫阳，不但坚守八九时的反对军管的道义立场，且公开表示出鲜明的支持自由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是乌托邦，西式的议会民主道路发展得比较成熟。紫阳说：“国家领导人和议员，如不代表人民说话，人民就不选你。”
失去十五年自由的紫阳，已经属于民间。再向前追溯，紫阳先生由中共党魁一步步走向民间道义象征的过程，清晰可见，其转择点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那一天，中共高层在邓小平家里开会，讨论军事戒严。管邓小平、李鹏、姚依林依然坚持军管，开始持反对态度的杨尚昆、乔石改变了立场，胡启立的态度也变得暧昧，只有紫阳一人坚持鲜明的反军管的立场。至此，紫阳为了推进政治改革、实现官民和解与避免民众流血，在体制内已经竭尽全力了。在太上皇“垂枪听政”的人治制度环境下，在其他常委临阵转向的力量对比中，仅凭紫阳一人的坚持，根本无力改变邓的铁血政策。但紫阳先生的高贵在于：他没有为保住乌纱帽而屈从于太上皇及其御用政治局的压力，而是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也就等于主动选择了与中共官场及其暴政的决裂，即人性与兽性的决裂。
随即，紫阳被邓小平剥夺权力，但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他不顾高层禁令，毅然亲赴广场。那一刻的紫阳，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党魁，而是担心青年学生的生命与前途的长者，其忧心如焚的热忱，淋漓尽致地表达在他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他流着泪向学生们致歉，也是向参与、支持、同情八九运动的民意致歉：“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至今读来，仍然感人肺腑。
正如当年的学生领袖之一江棋生先生在《悲情悼紫阳》一文所言：“正是在那个夜晚，我从响彻人大校园的广播声中，听到了紫阳先生反对用兵、坚持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的理性主张，听到了反腐败先从他自家下手的真诚宣示。从那一刻起，我觉得与他的距离一下子缩近了，缩得很近很近。一个共产党的总书记，一个无党无派的学子，在做人良知和共同理念的烛照下，就这样从心灵上走到了一起。”
曾被指控为六四“黑手”的著名异见人士王军涛先生也对记者说：“八○年代的时候，我们与赵紫阳不是一个阵营的人，”但当紫阳亲赴广场向学生们道歉时，他的感受是：“我觉得，虽然来晚了，但是从那个时刻起，赵紫阳就与我们站在一起了。”
政治经济双改革的赵紫阳模式
如果说，八九运动之前的赵紫阳，从主政四川到主政全国，其执政方向一直符合社会进步的大势所趋，特别是他出任总理和总书记之后，他致力于推动的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并行不悖的改革。这种区别于“邓小平模式”的“赵紫阳模式”，是最有可能把中国引向政经协调的健康发展之路。前苏联总统、共产极权制度的掘墓人戈尔巴乔在回忆录中曾透露，一九八九年他访华时与赵紫阳会面，两人曾坦诚谈到社会主义国家能否放弃一党制、实行多党制的想法。即便如此，当时的紫阳，也至多是中共党内罕见的具有现代政治理念和宽容姿态的开明高官。
如果说，实施军管之前的赵紫阳，从反对“四二六社论”到“亚银会议”讲话至开启官民对话，他一直以宽容和理性的姿态，保护民间的反腐败、促政改、争民主的政治热情，主张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以对话和协商等和平方式解决官民冲突。但以我当时的感受，同样必须承认的是，中国的长期政治传统和中共几十年的特权地位，已经养成了执政者们居高临下“父母官”的人格，即便开明、肯倾听异见如赵紫阳者，也不习惯于放下“父母官”的架子，以平等的姿态面对民意。所以，紫阳的姿态仍然是自上而下的官权恩赐。
那么，在实行戒严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在完全无望的现实条件下，紫阳以放弃最高权位及其巨大的既得利益来坚持自己的政治道义，从那一刻起，紫阳虽然还是中共党员，但他在政治上已经与官方决裂，回归到心向自由中国的民间。因为，在中共掌权五十年的历史上，当官民之间发生重大冲突时，紫阳作为现任党魁，居然公开抛弃官权立场而站在民间立场一边，这种为义舍利的决择姿态乃前所未有。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江棋生先生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夜晚的感受，越来越代表着八九运动参与者的主流。
坚持不认错的体制内高官很少
凡是独裁社会向自由社会的转型，在自下而上推动转型的民间反对运动中，皆有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是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他们或被迫或自觉地走向民间，中国的转型当然也不例外。比如，八十年代的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吴祖光、王若水等人，他们都曾经是中共党员，在体制内的级别也都不低，但一场“反自由化运动”使他们与官方体制决裂。八九运动及其血腥屠杀，更使许多人退党、离开体制而走向民间，有的变成持不同政见者，有的变成民间知识份子，有的变成民营老板。据我有限的了解，当年与赵紫阳持相同立场且坚持“不认错”的体制内高官，少之又少，只有时任政治局秘书的中央委员鲍彤先生，时任团中央常委、工委书记的张祖桦先生，时任天津市开发区主任的张炜先生（欢迎知情者提供更多的名字）。
所以，对紫阳先生之去世，官方的禁锢亡灵和民间的自发悼念，恰好从正反面凸现了紫阳精神及其事业的归属。
赢得了民间道义上的胜利
在后毛时代的中国，从六四冤魂到紫阳亡灵，一个不准公开悼念的政权是冷血的、虚弱的、可耻的，而一个敢于公开悼念的民间是热血的、坚韧的、尊严的。
现政权如此惊恐地对待紫阳亡灵，非但不能证明其强大，反而凸现了现行制度的内在贫血，也凸现了唯利是图的权贵们的内在虚弱。贫血的政权及其虚弱的权贵，可以掩盖和歪曲历史事实，不给紫阳以公正的评价；也可以逞政治强权的野蛮，压制民间的自发悼念；曾经是紫阳部下的现任高官们，也可以为了官位及其既得利益，而出卖为官之德和起码人性。但，紫阳先生在中共官场上的失败，却赢得了民间道义上的胜利，即便在强权高压的恐怖之下，发自民间声音仍然以其勇气和良知表达着心底哀悼：
天安门母亲的悼文象征着草根民间的哀思，鲍彤先生对中共现政权的抗议代表了紫阳的忠诚部下的悲悼；
即便在极为狭窄的网路缝隙中，网民们也要想方设法地突破官方的封锁，发表了数不清的诗文、跟贴和献歌，为紫阳先生祈祷；
网上设立了多个紫阳纪念堂，为悼念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紫阳亡灵；更有民间的勇士把悼念的花圈带到公共场所，也有人举行了小型追思会。
从一月十八日开始，紫阳的家人宣布：北京灯市口西街富强胡同六号设置的灵堂向公众开放，尽管当局戒备森严，但当天就有六十多批人次前往悼念。据赵紫阳的女儿王雁南一月十九日说：已经有数千人前来吊唁，“前来吊唁的人中没有政府官员，很多是不相识的，很多邻居，很多普通的市民，我们很感动。”
在中共的恐怖政治失去效力的境外，对紫阳先生，一些国家的政要加入悼念，美国政府发言人更赞誉紫阳“在道义上英勇无畏”；民主派议员在议会内向紫阳致哀，港支联在维园举行悼念紫阳的烛光晚会，世界各地的华人也纷纷集会追思紫阳；港台媒体给予高度评价，西方国家的媒体给予连续关注和报导评论，表达的是世界性的正义之声对紫阳先生的尊敬。
在此意义上，国内民意的民心所向和世界潮流的大势所趋，正在使中共的独裁统治逐渐失效，官方无论采取多么严厉的措施，制造多么恐怖的气氛，万马齐□的沉默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所以，官权的压制和禁锢越要遗忘和抹杀紫阳，国内外的自由力量就越要记住和凸现紫阳。
在六四后的中国，紫阳精神及其事业，活在大陆民意的由衷怀念中，也活在国际舆论的高度尊敬里，活在中国民间和世界性的争取自由的伟大事业中。这一事业的正义性，早已经把属于紫阳的历史地位和政治荣誉还给了紫阳先生，而根本无需中共官方的恩赐性平反来给予。在民间自发力量的持续推动下，中国的改革也终将抛弃邓小平的跛足模式而走上赵紫阳的双足模式。
在紫阳先生的遗像前，民间燃起的点点烛火照亮漫漫黑暗，民间献上的朵朵鲜花点缀祭奠的荒野。
中国专制传统的漫长和强大
必须承认，六四后很少以公开发言来积极抗争的紫阳，会让敬重他的民意感到些许遗憾：身居党魁高位的紫阳无法成就中国的戈巴契夫，下台后被软禁的紫阳也无力成为中国的叶利钦，而只能在禁锢中消极抗争到黯然离世。然而，在我看来，这样的悲剧，并不能全部归之于紫阳本人，而主要是中国特定的历史和现实所限。
就历史而言，中国独裁传统的漫长、深厚和强大，超过世界上的所有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而且中国也没有能够足以抗衡世俗皇权的宗教信仰及其教会组织。在这样的历史传统中，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道路之曲折多难，也可以用著名改革派领袖的不断夭折来表征，从血洒菜市口的谭嗣同到遭到暗杀的宋教仁，中国在通向宪政民主之路上迈出的每一小步，皆伴有大曲折和杰出领袖的喋血。再看中共八十年多年的历史，凡是在晚年与中共体制决裂且转向自由民主的党魁，也都是现实政治中的失败者，从在孤独中谢世的陈独秀到在软禁中离开的赵紫阳。这个令人扼腕惋惜的名单，甚至还可以加上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和开明清廉的胡耀邦。
就现实而言，中国本来就欠发达的民间社会，在毛时代被绝对极权体制彻底扫荡，“组织人”成为国人的第一身份。虽然，改革以来，经济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观念的多元化个人化，使民间社会有所恢复并逐渐壮大，但时至今日仍然只能算“半吊子民间社会”。加之中国没有能够凝聚民间的价值共识的宗教信仰，民间社会的发育就更为艰难。所以，在无法造就伟大的改革领袖的现实局限中，民间社会的不发达无疑是重要的局限之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个能够造就萨哈罗夫或索尔仁尼琴的民间，相应地也会在体制内产生戈巴乔夫和叶利钦；而无法造就中国的萨哈罗夫或索尔仁尼琴的民间，也相应地很难产生体制内的中国的戈巴乔夫或叶利钦。
在此意义上，鉴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所限，中共党内能够出现紫阳这样的政治领袖，在我看来已经属于人格奇迹了。
紫阳先生生前，他的自由被囚禁在六四大屠杀那一刻，自此以后的十五年来，他已经成为大陆民间所追求的自由中国的道义象征；紫阳先生身后，赵公家人让时钟停摆在二○○五年一月十七日七时零一分，这一刻，已经铭记在大陆民间的悼念中，载入中国人争取自由的漫长历史中。
紫阳精神及其事业在未来中国的实现，也只能在民间的努力之中。
二○○五年一月十九日于北京家中
（原载开放杂志2005年2月号）
紫阳去世，当局不许悼念，民间自发悼念，这位知名老人的亡灵属于民间。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最红的一天，暴政露出其最野蛮的兽性，民间显出其最高贵的人性。
自愿选择站在失败者一边
也是在那一天，时任中共党魁的紫阳先生，以中共最高决策层中唯一反对暴政的政治道义，成就了中共掌权以来的历任党魁的最大异数：他从青年时代就加入中共，从基层起步达到中共官场的权力顶点，而在那一天他却选择了与中共决裂，站在和平抗议和要求民主的民间立场，而抛弃了暴力镇压和维持专制的官权立场。
自然地，在现实的力量对比之下，也就等于他自愿选择了与具有道义正当性的失败者站在一起，而离开了脸上沾满鲜血的实力派胜利者。六四之后，紫阳一直被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所软禁，而且对他的限制之严格，远远超过对其他异见人士。然而，失去人身自由的紫阳，不但坚守八九时的反对军管的道义立场，且公开表示出鲜明的支持自由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是乌托邦，西式的议会民主道路发展得比较成熟。紫阳说：“国家领导人和议员，如不代表人民说话，人民就不选你。”
失去十五年自由的紫阳，已经属于民间。再向前追溯，紫阳先生由中共党魁一步步走向民间道义象征的过程，清晰可见，其转择点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那一天，中共高层在邓小平家里开会，讨论军事戒严。管邓小平、李鹏、姚依林依然坚持军管，开始持反对态度的杨尚昆、乔石改变了立场，胡启立的态度也变得暧昧，只有紫阳一人坚持鲜明的反军管的立场。至此，紫阳为了推进政治改革、实现官民和解与避免民众流血，在体制内已经竭尽全力了。在太上皇“垂枪听政”的人治制度环境下，在其他常委临阵转向的力量对比中，仅凭紫阳一人的坚持，根本无力改变邓的铁血政策。但紫阳先生的高贵在于：他没有为保住乌纱帽而屈从于太上皇及其御用政治局的压力，而是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也就等于主动选择了与中共官场及其暴政的决裂，即人性与兽性的决裂。
随即，紫阳被邓小平剥夺权力，但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他不顾高层禁令，毅然亲赴广场。那一刻的紫阳，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党魁，而是担心青年学生的生命与前途的长者，其忧心如焚的热忱，淋漓尽致地表达在他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他流着泪向学生们致歉，也是向参与、支持、同情八九运动的民意致歉：“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至今读来，仍然感人肺腑。
正如当年的学生领袖之一江棋生先生在《悲情悼紫阳》一文所言：“正是在那个夜晚，我从响彻人大校园的广播声中，听到了紫阳先生反对用兵、坚持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的理性主张，听到了反腐败先从他自家下手的真诚宣示。从那一刻起，我觉得与他的距离一下子缩近了，缩得很近很近。一个共产党的总书记，一个无党无派的学子，在做人良知和共同理念的烛照下，就这样从心灵上走到了一起。”
曾被指控为六四“黑手”的著名异见人士王军涛先生也对记者说：“八○年代的时候，我们与赵紫阳不是一个阵营的人，”但当紫阳亲赴广场向学生们道歉时，他的感受是：“我觉得，虽然来晚了，但是从那个时刻起，赵紫阳就与我们站在一起了。”
政治经济双改革的赵紫阳模式
如果说，八九运动之前的赵紫阳，从主政四川到主政全国，其执政方向一直符合社会进步的大势所趋，特别是他出任总理和总书记之后，他致力于推动的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并行不悖的改革。这种区别于“邓小平模式”的“赵紫阳模式”，是最有可能把中国引向政经协调的健康发展之路。前苏联总统、共产极权制度的掘墓人戈尔巴乔在回忆录中曾透露，一九八九年他访华时与赵紫阳会面，两人曾坦诚谈到社会主义国家能否放弃一党制、实行多党制的想法。即便如此，当时的紫阳，也至多是中共党内罕见的具有现代政治理念和宽容姿态的开明高官。
如果说，实施军管之前的赵紫阳，从反对“四二六社论”到“亚银会议”讲话至开启官民对话，他一直以宽容和理性的姿态，保护民间的反腐败、促政改、争民主的政治热情，主张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以对话和协商等和平方式解决官民冲突。但以我当时的感受，同样必须承认的是，中国的长期政治传统和中共几十年的特权地位，已经养成了执政者们居高临下“父母官”的人格，即便开明、肯倾听异见如赵紫阳者，也不习惯于放下“父母官”的架子，以平等的姿态面对民意。所以，紫阳的姿态仍然是自上而下的官权恩赐。
那么，在实行戒严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在完全无望的现实条件下，紫阳以放弃最高权位及其巨大的既得利益来坚持自己的政治道义，从那一刻起，紫阳虽然还是中共党员，但他在政治上已经与官方决裂，回归到心向自由中国的民间。因为，在中共掌权五十年的历史上，当官民之间发生重大冲突时，紫阳作为现任党魁，居然公开抛弃官权立场而站在民间立场一边，这种为义舍利的决择姿态乃前所未有。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江棋生先生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夜晚的感受，越来越代表着八九运动参与者的主流。
坚持不认错的体制内高官很少
凡是独裁社会向自由社会的转型，在自下而上推动转型的民间反对运动中，皆有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是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他们或被迫或自觉地走向民间，中国的转型当然也不例外。比如，八十年代的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吴祖光、王若水等人，他们都曾经是中共党员，在体制内的级别也都不低，但一场“反自由化运动”使他们与官方体制决裂。八九运动及其血腥屠杀，更使许多人退党、离开体制而走向民间，有的变成持不同政见者，有的变成民间知识份子，有的变成民营老板。据我有限的了解，当年与赵紫阳持相同立场且坚持“不认错”的体制内高官，少之又少，只有时任政治局秘书的中央委员鲍彤先生，时任团中央常委、工委书记的张祖桦先生，时任天津市开发区主任的张炜先生（欢迎知情者提供更多的名字）。
所以，对紫阳先生之去世，官方的禁锢亡灵和民间的自发悼念，恰好从正反面凸现了紫阳精神及其事业的归属。
赢得了民间道义上的胜利
在后毛时代的中国，从六四冤魂到紫阳亡灵，一个不准公开悼念的政权是冷血的、虚弱的、可耻的，而一个敢于公开悼念的民间是热血的、坚韧的、尊严的。
现政权如此惊恐地对待紫阳亡灵，非但不能证明其强大，反而凸现了现行制度的内在贫血，也凸现了唯利是图的权贵们的内在虚弱。贫血的政权及其虚弱的权贵，可以掩盖和歪曲历史事实，不给紫阳以公正的评价；也可以逞政治强权的野蛮，压制民间的自发悼念；曾经是紫阳部下的现任高官们，也可以为了官位及其既得利益，而出卖为官之德和起码人性。但，紫阳先生在中共官场上的失败，却赢得了民间道义上的胜利，即便在强权高压的恐怖之下，发自民间声音仍然以其勇气和良知表达着心底哀悼：
天安门母亲的悼文象征着草根民间的哀思，鲍彤先生对中共现政权的抗议代表了紫阳的忠诚部下的悲悼；
即便在极为狭窄的网路缝隙中，网民们也要想方设法地突破官方的封锁，发表了数不清的诗文、跟贴和献歌，为紫阳先生祈祷；
网上设立了多个紫阳纪念堂，为悼念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紫阳亡灵；更有民间的勇士把悼念的花圈带到公共场所，也有人举行了小型追思会。
从一月十八日开始，紫阳的家人宣布：北京灯市口西街富强胡同六号设置的灵堂向公众开放，尽管当局戒备森严，但当天就有六十多批人次前往悼念。据赵紫阳的女儿王雁南一月十九日说：已经有数千人前来吊唁，“前来吊唁的人中没有政府官员，很多是不相识的，很多邻居，很多普通的市民，我们很感动。”
在中共的恐怖政治失去效力的境外，对紫阳先生，一些国家的政要加入悼念，美国政府发言人更赞誉紫阳“在道义上英勇无畏”；民主派议员在议会内向紫阳致哀，港支联在维园举行悼念紫阳的烛光晚会，世界各地的华人也纷纷集会追思紫阳；港台媒体给予高度评价，西方国家的媒体给予连续关注和报导评论，表达的是世界性的正义之声对紫阳先生的尊敬。
在此意义上，国内民意的民心所向和世界潮流的大势所趋，正在使中共的独裁统治逐渐失效，官方无论采取多么严厉的措施，制造多么恐怖的气氛，万马齐□的沉默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所以，官权的压制和禁锢越要遗忘和抹杀紫阳，国内外的自由力量就越要记住和凸现紫阳。
在六四后的中国，紫阳精神及其事业，活在大陆民意的由衷怀念中，也活在国际舆论的高度尊敬里，活在中国民间和世界性的争取自由的伟大事业中。这一事业的正义性，早已经把属于紫阳的历史地位和政治荣誉还给了紫阳先生，而根本无需中共官方的恩赐性平反来给予。在民间自发力量的持续推动下，中国的改革也终将抛弃邓小平的跛足模式而走上赵紫阳的双足模式。
在紫阳先生的遗像前，民间燃起的点点烛火照亮漫漫黑暗，民间献上的朵朵鲜花点缀祭奠的荒野。
中国专制传统的漫长和强大
必须承认，六四后很少以公开发言来积极抗争的紫阳，会让敬重他的民意感到些许遗憾：身居党魁高位的紫阳无法成就中国的戈巴契夫，下台后被软禁的紫阳也无力成为中国的叶利钦，而只能在禁锢中消极抗争到黯然离世。然而，在我看来，这样的悲剧，并不能全部归之于紫阳本人，而主要是中国特定的历史和现实所限。
就历史而言，中国独裁传统的漫长、深厚和强大，超过世界上的所有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而且中国也没有能够足以抗衡世俗皇权的宗教信仰及其教会组织。在这样的历史传统中，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道路之曲折多难，也可以用著名改革派领袖的不断夭折来表征，从血洒菜市口的谭嗣同到遭到暗杀的宋教仁，中国在通向宪政民主之路上迈出的每一小步，皆伴有大曲折和杰出领袖的喋血。再看中共八十年多年的历史，凡是在晚年与中共体制决裂且转向自由民主的党魁，也都是现实政治中的失败者，从在孤独中谢世的陈独秀到在软禁中离开的赵紫阳。这个令人扼腕惋惜的名单，甚至还可以加上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和开明清廉的胡耀邦。
就现实而言，中国本来就欠发达的民间社会，在毛时代被绝对极权体制彻底扫荡，“组织人”成为国人的第一身份。虽然，改革以来，经济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观念的多元化个人化，使民间社会有所恢复并逐渐壮大，但时至今日仍然只能算“半吊子民间社会”。加之中国没有能够凝聚民间的价值共识的宗教信仰，民间社会的发育就更为艰难。所以，在无法造就伟大的改革领袖的现实局限中，民间社会的不发达无疑是重要的局限之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个能够造就萨哈罗夫或索尔仁尼琴的民间，相应地也会在体制内产生戈巴乔夫和叶利钦；而无法造就中国的萨哈罗夫或索尔仁尼琴的民间，也相应地很难产生体制内的中国的戈巴乔夫或叶利钦。
在此意义上，鉴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所限，中共党内能够出现紫阳这样的政治领袖，在我看来已经属于人格奇迹了。
紫阳先生生前，他的自由被囚禁在六四大屠杀那一刻，自此以后的十五年来，他已经成为大陆民间所追求的自由中国的道义象征；紫阳先生身后，赵公家人让时钟停摆在二○○五年一月十七日七时零一分，这一刻，已经铭记在大陆民间的悼念中，载入中国人争取自由的漫长历史中。
紫阳精神及其事业在未来中国的实现，也只能在民间的努力之中。
二○○五年一月十九日于北京家中
（原载开放杂志2005年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