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中低收入人群的购房问题如何解决？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可能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多隐患。
范伟：这不是发展商能够解决的问题。宏观调控、资金都可以控制房地产业的发展。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老百姓有购房的需求、住房需求或者投资需求。总之，老百姓是凭着自己的判断作出是否买房的决定。
陈惠湘：“社会责任”的概念，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我们理解它更多的应该是“企业公民”的概念，而不是企业去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在过去计划经济年代，我们的企业正是被过多的“社会责任”拖垮。对于一个地产企业来说，提供百年品质的优质楼盘是地产企业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但是，解决百姓住房问题不是企业的责任，它更多的是社会分配和再分配的问题。企业的责任不是参与“社会分配”问题，那是政府职能，不是企业的职能。
《第一财经日报》：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从某种层面来说，房地产行业并没有实现充分竞争。所以才会导致今天“高利润”局面的产生。
范伟：没有一个行业比房产行业更加充分竞争。
《第一财经日报》：怎么样理解充分竞争？
范伟：房地产行业中没有哪家企业占有绝对高的市场占有率，而且房产商分散在全国各地。它的不充分竞争表现在哪里？表现在资源是国家控制的，政府垄断的。从业人员大家绝对是充分竞争的，比这个房地产业再充分竞争的行业没有了。
丁长峰：从形式的角度来看，从一个市场参与形式的人的数量，它对这个房地产市场供应没办法控制。跟其他所有国家房地产市场不同的地方，中国的土地是国有的。政府掌握着资源分配的权力，或者说各级政府掌握资源供应的权力。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如何健康发展，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个，资源分配如何变得更加市场化，清晰透明；第二个，如果担心未来会对整个社会的动荡构成威胁的话，加强银行资金监管。
《第一财经日报》：难道没有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可以缓和房价的飙升？
陈惠湘：“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或者说“配套商品房”，我们觉得那都是政府主持的“社会分配和再分配”的几种方式，每种方式对于解决百姓住房问题有不同的意义。
范伟：说服老百姓慢慢买房。这点做到，矛盾就解决了。很简单，今年要买房的，说服其今年不要买了，明年再买，房价不会涨的，明年房子多的是。但是，劝老百姓不买房很难。
陈惠湘：现在各界似乎对于“廉租房”的概念比较推崇，但是从中国文化来看，中国人对于拥有住房的心理迫切程度相比起其他文化国家来说，可能更强烈一些。比如：中国的青年人结婚时强调有自己的婚房，为了解决婚房的问题，从农村到城市那都是举全家之力，甚至亲戚、朋友之力。这样的文化，不仅强化了购买欲望也强化了购买能力。当然，消费文化也是可以改变的，比如对于“消费信贷”的认同问题。
从住房需求看，主要分为自住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在我们看来，自住性需求是刚性的，取决于中国不可阻挡的城市化进程，那是一个20年、30年甚至50年的历程。就投资性需求来说，无论是从投资回报、投资风险、投资门槛等视角来看，楼市是一种比较优质的投资产品之一，这在国际上也是一个投资习惯和传统。
范伟：既然政府都说了房价一年涨12%，银行利息都不到12%。我为什么不在2005年1月1日买呢，为什么到年底涨了12%再买。如果买不起那是我没本事没办法，买得起就赶紧去买，不买来不及，房价天天在涨。
老百姓的需求是个现实问题。只有三个办法：一、去满足需求；二、让老百姓的心态放缓，让他们知道以后肯定有房买，愿意现在艰苦一点；三、建立稳定的租赁市场。
丁长峰：开发商也不知道今年不拿地，明天还有没有地可以拿。这也不利于开发商的理性投资。我们在猜今年上海供地是多少，我们听说今年供地是800公顷，按两倍容积率计算，才1600万平方米。去年是3000多万平方米。政府宏观的手段应该更加高明。而且政府这块的信息，应该对公众公布更加透明。
资源分配要更透明公平和具有长期效应。每次政府推出地皮，我们都不知道下次会推什么地，大家只能盯着眼前。我们必须花钱，钱得花出去，投资者的钱不能摊在账上。像香港、新加坡，政府有10块地放着，发展商看中了哪块地，可以去申请。
按照新加坡等东亚国家的经验，租赁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并不是每个人都住有产权的房子，政府花很多钱发展廉租屋。这次人大提出了建租赁房，说明政府也开始考虑这一块。以前，社会上有一个错误的导向，就是居者有其屋。但是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香港等，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有自己产权的房子，而是说政府有相当一部分要去做廉租屋。
范伟：或者就是采∽饬拚庖煌揪独唇饩鲋械褪杖肴巳旱墓悍课侍狻Ｗ饬薹坎灰欢ㄊ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