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则对于中国的人才兴国战略来说，这一切尚不足以高枕无忧。海外高素质人才的回流是一回事，他们以什么样的“势力”回流却是另一回事。“海归” 们带回他们渐成火候的学识、技术与项目，对于中国的三五年长进有小价值，而他们若能带回这些学识、技术与项目之所以能在发达国家喷涌而出、领先潮流的理念与机制，则对中国的百年大业有大功绩。因此，留交会上有老“海归”寄语新人：“回国创业带项目更要带回理念。”可谓先行一步的前辈品到了真味。
战后的日本，在废墟上重建国家，确立了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振作日本工业、尤其是汽车与电子产业的兴国战略。大批的日本留学生学成回国，将美国人的半导体技术、液晶技术、汽车工艺带回日本，成就了日本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汽车与彩电工业的效能甚至超过师傅美国。但是此后延续至今的长期经济低迷，却又给了日本人当头一棒。相较于美国人在20世纪90年代以信息产业重新带动全国经济进入黄金时代，日本人迟迟不能寻到新的经济发力核心。作为反省，日本的有识之士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思想，成为一项技术，再成为一件产品，需要经历四个阶段，发明、实验、试验成果商品化以及大规模生产。以留学生为主力的取经队伍，将学到的一时一地的最新技术带回国，激发了日本在后两个阶段上的优势而取得了一时间的辉煌，但此前两个阶段的“经文”并没有在日本落地生根，致令电子产业的潜力发挥殆尽之后，日本就无法如同美国那样迅速在发明与实验中寻到信息产业的聚宝盆，无奈再次落后美国。更令日本惶恐与沮丧的是，信息产业的落后之外，日本在更新鲜，也更具产业潜力的生物技术上以同样的原因而落后欧美更远。
这实验成果商品化与大规模生产的背后，主要是指令性的计划威力，没有生生不息的源泉；而发明与实验的背后，则是一个鼓励个人独创的社会理念与机制，更给社会无限机会。
如果不是甘愿永远当他国技术的学生，与国际分工的低端生产者，日本的例子，当是中国的前鉴，因为日本的技术经济模式，在东亚有相当的普遍性。中国时下的产业发展，正力图从劳动密集型中促生技术经济，所走的，无疑正是日本擅长的路数－－实验成果商品化与大规模生产。这显然是一个后发国家追赶先进的必由之路，但如果满足于因此带来的表面进步，则再继日本之悔亦会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因此，我们期待“海归”人才带回可以商品化与大规模生产的实验成果，以让国家快马加鞭地赶上当前的快车；但基于历史上缺乏科学精神的国情，我们更期待这源源不绝回流的“海归”势力，能够带来尊重、尊崇个人独创的社会理念与机制，为中国技术经济的内生动力积蓄能量。而对于致力于筑巢引凤的中国政府而言，对这样一个命题作及时的思考，认真审视那些对西方国家的科技进步起到关键作用的法律设置、风险保障与价值回报体系，才将最大程度地用好这些回国效力的人才，才不会辜负了这风云际会的一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