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亚洲周刊报道，面对赵紫阳辞世可能掀起的暗涌狂潮，北京非常谨慎。在不会引起“动汤”的前提下，中共高层在赵紫阳弥留之际，决定由负责中共中央书记处日常事务的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于十七日凌晨到北京医院对赵进行了象征性的人道探望。这也被认为是中共对于即将离世的赵紫阳的一种“规格和待遇”，但中共却要求家人不得透露探望者的姓名。
将近十六年的软禁期，赵紫阳一直处于与外界隔绝状态，除家人之外，亲朋好友都很难见到他，即使是身居高位的前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后来的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也不被允许见他。只是在赵紫阳此次住院之后，才冲破阻挠，见上一面。
消息人士告诉记者，其实两年前，刚卸下政治局委员和人大副委员长职位的田纪云，即不顾党规戒律，决定前往北京医院探望当时住院的赵紫阳，行前先去电话征得北京医院的同意，但到达门口之后，就在台阶上被院长挡驾，请田纪云理解他的“处境”。田纪云最后只得扫兴而回。这一次，田纪云终于可以在赵紫阳还算清醒时，与他见了面。
而据未经证实的消息，另一中共中央领导人也曾委托秘书前往探望赵，并留下三句话：“历史最公道、民心最公道、老天最公道。”
北京当局在赵去世之后，允许赵的家人在家里设立灵堂，供各方人士凭吊，却唯独不准赵之前的贴身幕僚鲍彤和他的夫人蒋宗曹前往吊唁，鲍彤七十三岁的夫人还被便衣警察推倒在电梯里，导致腰部受伤送院。鲍彤抗议北京当局：“没有道理，没有人性，违反宪法。”
富强胡同六号院是一个不起眼的两进四合院，红色大门，常年挂着灯笼。从当天下午开始，赵紫阳的家人便在家里设了灵堂，北京当局也破天荒地允许“持中国身份证或居留证”的人士自由前往悼念。在富强胡同口，可以看到许多带着喻意极度悲恸的红袖标的民众，以及身着制服的公安干警。
穿过长长的小巷，在朱红色的六号院门口，有几名工作人员和安全人员执勤。里院的灵堂外，站着七、八人，其中一个手持带闪光灯的照相机，有人穿着公安的棉服。灵堂设在第一小院的正屋，有一张很大的赵紫阳生前生活照，照片悬挂在正中央，灵堂内外摆满了鲜花。
记者一进入小院里，看到四处摆满了各种花篮、花圈。巷口卖花篮的商贩告诉记者，从十七日下午开始，最低价二百元人民币一个的花篮便卖得很多，当天下午就卖出了二十几个。四合院院影壁正前方摆放着最醒目的，是赵紫阳前秘书鲍彤送来的花篮。许多悼念者低头进入，悼念后低头匆匆离去，不敢张望、停留。一位探望者告诉记者：“心里还是挺紧张的，不过你不要写我的感受，要写人民的感受。”
就在这一天，记者特地走访了“六四事件”中担当主要角色的大专院校，但时移势易，今天的大学生对十六年前的事已然陌生。一位曾经参与六四活动的大学教师表示，今天中国社会的变化，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当年，“毕竟民间关心的东西已经变化了，再退回去，也算另一种形式开历史倒车吧。”
一位北京大学研究生说：“当年我七岁，陪着父母一起在看电视，对赵当时的印象不是很深刻了，几乎所有关于他的回忆，都是在进了大学以后才建立起来的。”也有不少学生能够说出赵紫阳在六四期间的政治遭遇，但对他六四之前担任中国国家领导人推行的改革思想，以及“要吃粮，找紫阳”的地方政绩，则几乎无知。尽管如此，在北京大学的BBS上，赵紫阳去世的消息及讨论，十七日仍然是数量第一。
赵紫阳生前，曾经两次前往黄果树瀑布修养，当地负责人仍然叫他“老总理”，赵紫阳听到这个称呼，显得很高兴。只这么一个“老”字，已经概括了历史几许的无奈和社会的变迁。
